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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2007年,湖南双牌县村民何吉上因举报村支书侵占退耕还林款未见“效果”,多次上告,被认定“冲击国家机关”。在检察机关认定其不构成犯罪之后,湖南永州市双牌县委书记签发“劳教”文件。2009年8月,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何吉上劳动教养一年。新闻一经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举报安全以及“劳动教养”制度的质疑。
 
新闻回顾:湖南一农民举报村支书 劳教委将其劳教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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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农民何吉上因举报村支书侵占退耕还林款未见“效果”,多次上告,被认定“冲击国家机关”。在检察机关认定其不构成犯罪之后,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签发“劳教”文件。2009年8月,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何吉上劳动教养一年。
 
 
什么是“劳动教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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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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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能继续留用,放到社会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即不判刑,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劳动教养”这个名词也就诞生了。
 
 
质疑一:劳教制度成为了权力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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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养制度的神奇,在于它虽无刑法明文规定,但可以把任何人关进去,且不算剥夺自由。有这权的可以大到是县委书记,也可以小到是派出所所长。而且一关就是几年,用不着审判,所以更无上诉权。劳教制度不改革,不并入法制轨道,想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对于有些别有用心的掌权者来说,易如反掌。
 
 
质疑二:因举报被劳教的悲剧何时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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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吉上因举报而被“劳教”,让举报的悲剧链,又延伸了一环。就在不久前有消息称,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份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我们一方面相信现实中举报人遭受报复的并不太多,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要求类似何吉上这样的因举报而被劳教的案例,少之又少,甚至能彻底绝迹。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让民众对自身权益保障,保持笃定的信心。
 
 
质疑三:滥用公权为何总是“创意”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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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网友调侃说,某些官员最希望立法机关增设“上访罪”的罪名,毕竟,像给上访百姓办个“学习班”、或者将上访百姓关进精神病医院等等的做法,并不属于堂而皇之的“法治”行为。但是,公权只要一经滥用,立刻就会创意无限,譬如,山西临县曾经想出了给上访群众定个“敲诈勒索政府罪”的新罪名,而湖南双牌县则先是定出了“冲击国家机关”的调子,继而又祭出了“劳动教养”的大旗——尽管“劳动教养”应该属于自动废止的法规制度,但拥有无限创意的公权却总能让旧法规焕发出新威力,让现行法规衍生升级出新的罪名,从而让“上访罪”以别样的名称和别样的形式施行在司法实践中。
 
 
反思一:警惕“不约而同”的以权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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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友叹息:“官字两个口,上说有理,下说也有理”,官员说冲击国家机关就冲击国家机关?诚然,世界上有一个人的战争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积极上告的何吉上被认定为“冲击国家机关”,就显得更加荒诞不经。在这起劳教门中,书记一签文、劳教委就关人,这种权大于法的恶劣违法行为,令人惊悚。其中荒谬,不言自明,而引起广泛诟病的劳教制度何以至今难以寿终正寝,亦值得追问。而最深的痛思,倒不只是这个个案,而是一连串的权力构陷癖。
 
 
反思二:拿什么遏制打击举报人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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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如何保护举报人都是个十分紧要的话题。举报人与打击报复者之间,本质上是一场权利与权力的较量。举报人在法治逻辑下寻求权利的修复,而报复者则“偷用”法律强制手段实施新一轮的权力伤害。
 
 
建议:劳动教养制度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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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养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建国初期对社会稳定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业已入宪的今天,这个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制度,已经悖逆于时代的潮流,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法治进步。
 
 
对策:修法加大保护举报人 泄露举报信息可追究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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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行政监察法的决定25日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根据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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