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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历史考察

2014-10-22 10:18:14   来源:   作者:董云虎
对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历史考察

董云虎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政治舞台上“人权大于、高于主权”的噪声甚嚣尘上。据此,有的认为主权观念已经过时,当“主权”与“人权”相遇时,主权应该“让步”;有的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人权对于所有国家都应‘高于一切’,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有的则干脆宣称“人权”应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共同理想和基础”。一时间,“人权”仿佛成了国际关系的全部内容。因此,有必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人权与主权究竟孰大孰小?换言之,人权是主权的基础、前提,还是主权是人权的基础、前提?在这个问题上,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历史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国际新秩序的今天,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而轻信“人权大于主权”这一貌似新异的理论。

  一、近代国际关系中主权与人权

  “国际法”最初是在中世纪欧洲社会瓦解进入近代欧洲社会以及近代欧洲社会向外侵略扩张的双重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近代的国际关系具有鲜明的二元性,即它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前一种关系以主权和主权平等为基础,后一种关系则以强权为基础。现在我们就分别对这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中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加以分析。

  (一)“人权”在欧洲范围内的提出并受到尊重,是以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的形成为前提的。

  众所周知,“人权”概念及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都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前者则是以后者为基础的。在欧洲中世纪,各个“基督教国家”都曾企图通过确立自己的无限主权,建立一个罗马帝国式的“欧洲基督教王国”。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出现了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趋势。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在欧洲范围内产生了以每个国家各自的主权和欧洲多元化(包括每个国家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地位)之间建立和保持平衡关系原则。1780年,杰里米·边沁创造了“国际的”这个词,并在其所著的《道德和立法的原则》一书中,认为最好把那时管理“欧洲国家”之间正式关系的那套规则称为“国际法”,而不称为“各国通法”。带有普遍性的“人权”概念,正是在这种基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来并得到确认的。在这里,国家的独立和平等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所以,我们看到,1776年首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立“天赋人权”的“第一个人权宣言”,恰恰是以宣告美国独立为目的的《独立宣言》。因为正如《宣言》的起草者们所指出的:一个民族只有“在世界列国之中取得那‘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与平等地位时”,其人民的“天赋人权”才能实现并受到保障。也正因为如此,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公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地提出了“民族自决权观念”,虽然这一观念很快遭到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抑制。

  恩格斯曾经对欧洲资产阶级提出在欧洲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概念的前提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在欧洲中世纪,由于日耳曼人的横行把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密集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的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4页)又说:“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象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中,所以这种要求(即确立平等权利的要求——引者注)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同上书,第145页)这就是说,在欧洲,资产阶级的“人权”要求之所以获得“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国际性质,正是因为:第一,在欧洲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已经形成了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第二,各主权国家处于基本相同的“文化区域”和“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第一个原因说明,国与国之间彼此承认是“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是欧洲各国之间能够谈论国际性“人权”,并且互相尊重别国人民的“人权”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决定了欧洲资产阶级始终很难将“主权”和“人权”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欧洲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之外。这一点从以下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二)否认非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是非欧洲国家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遭到欧洲列强的大规模国际性侵犯的首要根源。

  如前所述,近代的“国际法”是在欧洲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的时代,由欧洲列强为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因此这个所谓的“国际法”有三个基本特征:从地理上说,它只是一个欧洲法;从文化上说,它只是一个基督教法;从社会制度上说,它只是一个资本主义法。美国的独立虽然从“地理”上打破了“欧洲”范围,但它仍无非是以“基督文明国家”的法律来代替“欧洲国家”的法律。当以后的发展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打破“基督文明”的范围(比如对日本作为列强之一的承认)时,这个“国际法”仍然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这就是说,按照欧洲的“国际法”,“文明国家”而且只有“文明国家”,才属于由欧洲国家组成和承认的“国际社会”。与此相应,它也只保护欧洲范围内所谓“文明人”的人权。

  因此,欧洲“国际法”在处理与非欧洲国家的关系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仅仅由于世界上的国家是非欧洲国家、非基督文明国家,或者仅仅由于其不是按照欧洲的资本主义原则和模式组成(特别是在国家的组织方面),欧洲法就认为它们“不算什么国家”或者不过是野蛮国家,就不证其主权、独立和作为国家的一切资格。为了能使土耳其作为例外来处理并将它置于国际法保护之下,曾需要由会议来作出决定(1856年3月30日《巴黎条约》第7条)。

  第二,只有欧洲才能确认一个国家的独立。承认欧洲“排他性俱乐部”之外国家的存在以及承认它是一个“文明国家”,不是以该国家事实上已经存在为依据,而完全取决于欧洲的意愿。正如俾斯麦在1878年宣称的:“只有欧洲才有权批准独立”。

  第三,允许欧洲列强在“国际法共同体”地区之外为所欲为。正如一些国际法专家所指出的:根据欧洲原则,欧洲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关系只被认为是“以自然法为依据的特殊安排,同欧洲公法无关”(赫夫特勒);在那些地区,国际法允许“任何基督教国家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区做任何事情”(德桑西埃一费郎迪埃);“它只受到根据基督教感情和人道制定的道义原则的约束”(冯·利斯特)。一句话,在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关系领域中,存在的只是“人对人像狼”的“自然状态”,那里只服从“强权即公理”的法则。据此,欧洲列强可以声称,它有权征服、占领和掠夺那些据称是“不文明”的非欧洲国家,使之沦为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将它们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自15、16世纪海外新发现以后,逐渐形成了占有领土的国际法,并随着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兴起,产生了以无偿占有殖民地的权利和强加“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性为基础的、由欧洲主宰一切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权利在1885年讨论刚果问题的柏林会议上得到了确认。

  第四,否认非欧洲民族是“文明人”,允许对他们剥夺“基本人权”。欧洲列强在否认其他国家是主权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同时,也根据同样理由否认其他民族和人民是“文明人”。韦登曾说:“除少数例外,公法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只适用于文明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各国人民,或者是欧洲出生的人。”

  人们不会忘记,当欧洲人刚刚踏上北美“新大陆”时,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争论,即“印第安人是不是人?”争论的结果是:印第安人不是“人”或是充其量不过是“野蛮人”或“低等人类”,原因是他们不信仰基督,因此对他们可以进行任意屠杀、剿灭和奴役。我们看到,当欧洲人后裔对印第安人进行大规模剿灭之后,在《独立宣言》中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时,这个“人”也只是指欧洲的“文明人”,而并不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内。德马蒂茨在1888年国际法学会洛桑会议上提交的一份文件草案第1条就明文写道:“没有受国际法共同体成员国(指欧洲国家——引者注)之一的主权或保护权实际管理的任何地区都应被视为无人管理的领土;该地区是否有人居住则并无关系”。F·德马唐在那时也说:“唯一能够占领的土地是那些不属于任何人而由野蛮部属居住的土地”。这就是说,在欧洲国际法眼中,非欧洲国土上的人都是“不属于法律范围以内的”。如果说给予他某种稍微仁慈一点的待遇,那据称也只是出于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考虑,但是是否给予他这种待遇则仍然取决于欧洲人。据此,欧洲列强可以声称,它有权屠杀、蹂躏和奴役那些据称是“不文明”的任何民族和人民。对此,中国人民更是有切肤之感。因为中华民族曾被欧洲列强视为“半文明人”或“野蛮人”而置于殖民统治之下长达一百多年。列强的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曾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死于侵略者之手。

  第五,认可欧洲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而进行战争。由于欧洲“国际法”将非欧洲国家的地区视为“不属于任何人”的“无人区”。所以,它就允许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权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加以征服和占领,并允许欧洲列强之间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进行竞争和对抗。本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这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的“人权”造成了世界性的浩劫。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1687. 48万人死亡,其中平民达83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则高达4157.97万人,其中平民达2453.8万人。

  可见,否定非欧洲国家的“主权”,不但是使这些国家人民的“人权”遭到大规模的侵犯的根源,而且是使世界各国人民的“人权”遭到普遍的践踏的根源。

  (三)以否定国家“主权”和侵略为目的的畸形的“人权”国际保护。

  由于欧洲“国际法”是以根本否认非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否认非欧洲人是“人”为前提的。所以,“人权”的国际保护也势必是畸形的。首先,它保护的对象仅限于欧洲所谓的“文明人”,而不是全体人类;其次,进行保护的主体仅限于欧洲列强,而不是所有国家;最后,进行国际保护本身往往就是侵略行为。

  这种畸形的人权国际保护有两个特点:

  第一,打着“人道主义”旗号进行侵略扩张和武装干涉。甚至欧洲资产阶级国际法理论中也曾出现过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对别国进行所滑“合法干涉”的主张。笫二,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殖民地攫取到“治外法权”。

  二、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人权

  
现代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一方面渊源于欧洲“国际法”,是原先仅适用欧洲范围的某些国际关系原则,如主权平等原则扩大到世界范围的结果;另一方面渊源于对欧洲“国际法”的根本否定,它以一个包容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国际社会”代替了欧洲的“排他性俱乐部”。

  (一)以“主权”为基础的世界性国际社会的形成,是联合国提出普遍促进“人权”宗旨的前提。

  1945年,联合国成立并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宪章>第4条第1款用“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一个词代替了欧洲“国际法”中的所谓“文明国家”。由《宪章》加以规定,并经国际法院于1948年4月28日作为咨询性意见加以解释的那些接纳加入联合国的条件,也不再是由欧洲强加的条件。以前由欧洲挑选和决定的做法,也被自动或半自动地进入这个国际组织的做法所代替。这就标志着,国际社会将不再是封闭的、排他性的欧洲俱乐部,而是一个能够包容所有国家作为其他独立一员的开放的国际社会。与此相应,《宪章》以“联合国人民”这一概念取代了欧洲“国际法”中的所谓“文明人”概念,也正是意味着要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包容在国际社会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宪章》否定了只保障欧洲“文明人”权利的欧洲“国际法”,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加以规定。可见,确认所有国家均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是在世界范围提出普遍促进“人权”的基本前提。

  (二)从现代国际法来看,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来说,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2款曾将“发展以尊重民族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为依据的国际友好关系”规定为联台国的宗旨之一。195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国家自决权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民族和国家应先享有自决权,然后才能充分地享有—切基本人权。”1955年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再次重申:“自决是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1960年联大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迸一步确认:“使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这一情况,否定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认为“必须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两个人权公约均在第1条对“民族自决权”做了规定。这标志着“民族自决权”作享有人权的“先决条件”本身已被确认为一项首要“人权”。

  第二,“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不干涉内政”原则适用于人权问题。

  这是由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现代的国际社会是以承认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平等为前提的,它本身只存在于各“主权”国家之间,并不具有超越国家之上的性质。联合国只是“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宪章》第1条,第4款)并不是超国家组织。这就是说,①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不是个人,维护和促进人权首先是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②人权的国际保护是在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的,它涉及的是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即是说,它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属于国际法的范畴。因此,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准则无疑也适用于人权问题。也正因如此,旧金山会议在制定《联合国宪章》,规定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宗旨”时,曾特别强调保护和直接维护人权是各国的国内管辖事项,并在第2条第7款明确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此外,《宪章》还规定了尊重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原则,作为实现“人权”宗旨的基本保证。

  现在某些西方国家极力鼓吹“人权大于主权”,声称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等等,这实际上是要求主权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放弃国家主权,是殖民时代的强权政治在新形势下的一种翻版。毫无疑问,这种主张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也是脱离现代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的。

  联合国成立40多年来,正是由于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促进国际合作,所以,国际社会在树立人权标准、阐发人权的内涵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打破了联合国的人权活动“仅受欧洲标准支配”和由欧洲垄断对“人权”概念的解释的局面,明确指出“要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者的经验和贡献”,特别是应当适当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贯彻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基本经验和一般情况以及所作的努力”。2.突破了西方国家将“人权”仅仅理解为“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传统概念,确认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人权”概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指出了“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对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应给予同等的关注。3.确认了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各国对自然资源的永恒主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集体人权,强调了集体人权的重要性和优先保护这些人权的必要性。

  可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某此西方国家一方面以“人权无国界”、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道和人权干预权”等理论鸣锣开道,另一方面,割裂人权概念,片面强调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甚至将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如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等作为唯一的“人权”模式和标准强加于人,去衡量和评价别国的人权状况,稍有不符便斥为“侵犯人权”。毫无疑问,这种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是完全脱离国际社会现状和违反国际社会“不分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发展国际友好关系”的宗旨和原则的。它在本质上是西方国家自我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表现。首先,鼓吹一种社会模式是保护人权的化身,而其他社会制度则是破坏人权的表现,这与过去殖民时代欧洲列强鼓吹具有“基督文明”是享有人权的唯一条件,根本否认非基督文明的人是“人”的理论一样,是荒谬的。其次,这种以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人权”的唯一标准,大肆宣扬借口“人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合法性”的做法,实际上与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以一种宗教或文明作为“文明人”的唯一标准,借口传播基督“福音”或“文明”侵略他国的“合法性”一样,完全是一种强权政治。其实质是以是否具有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标准。这与它们以前以是否具有“基督文明”作为判断其他国家是不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征服、占领的标准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其结果只能是多数弱小国家的“主权”遭到否定,人权遭到普遍践踏。最后这种企图利用“人权外交”达到强迫别国接受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做法,与过去以“传播文明”为借口达到将别国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样,完全是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

  (《真理的追求》,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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