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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边区的人权与法律保障

2014-10-14 15:54:50   来源:   作者:肖周录
延安时期边区的人权与法律保障

肖周录

 
  马克思指出,人权就是人们的政治权利、私人权利的最一般的表现形式。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中,曾把人权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之一。1941年前后,几乎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制订了保障人权条例。今天,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之一。历史地、科学地考察这一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和边区政府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情况,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边区人权保障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同军阀统治、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同时,在解放区建立了民主政府,制定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坚决实行了自己的民主纲领。解放区的民主制度吸引了全国千千万万爱国民主志士,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1939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并于同年4月4日正式公布施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施政纲领》作为一切工作之准绳,是边区的根本大法,是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律。《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边区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和自由,包括参政权、经济权、受教育权等,政府方面要“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第7条)。政府要“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第8条)等等。从而明确地阐述了边区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1941年11月7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以下简称《陕甘宁人权条例》。这个条例不仅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史上首创了用法律形式保护人权的历史,而且在中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史上揭开了用法律保障人权的新篇章。

  二、边区人权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施政纲领》确立的保障人权原则指导下,除《陕甘宁人权条例》外,其他主要抗日根据地先后公布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规文件。统观各个抗日根据地制定的保障人权条例,由于各地斗争的现状不同和保护权利侧重各异,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一些不同之处。但总的来看,《陕甘宁人权条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这个条例及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实践来看,体现了一些带普遍意义的基本原则。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法制的初期,就非常重视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运用法制手段消灭限制封建特权。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宪法性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这个大纲确认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制原则,即:在苏维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在抗战期间的边区法制建设及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实践中,得到了生动而具体的体现。

  其一,边区人民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陕甘宁人权条例》规定,边区的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自由,并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这就使根据地人民在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从思想言论到各种活动,都享有空前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

  其二,一切抗日人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因阶级成份、出身、职务高低、功劳大小而给予不同对待。在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时期,根据地法律对于阶级成份不同的犯罪者,规定了同罪异罚,并照顾到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延安时期,边区的法制建设中,总结了以前的经验教训。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亦称《五一纲领》,下同)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严治罪。”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解释,这一规定,同样适用非党的公务人员。这就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法制的平等原则。

  其三,为了贯彻保障人权的原则,边区政府和法院发布命令,规定保护原、被告在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和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对于保安司法人员的侵权行为,依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以至法律制裁。

  (二)民族平等

  1931年《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宣布了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1938年11月6日,在党的第六届六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指出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针对陕甘宁边区回、蒙同胞人数较多、居住较集中这一特点,1940年4月和7月,中央批发了由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的两个少数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即《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族问题的提纲》。在提纲中,对回回民族提出了11条政策,对蒙古民族提出了9条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唤醒和提高回、蒙民族坚决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在政治上与汉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开放民主,保障回、蒙人民(包括抗日的上层贵族)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保护清真寺、喇嘛庙等等。1941年《五一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这些规定在《陕甘宁人权条例》中的具体阐述,就是边区各族人民共同享受的各项民主权利。1944年边区参议员选举中,边区回民7名代表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蒙族同胞那素滴勒盖和回族同胞马生福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边区政府委员共18名)。正是根j据民族平等的原则,1942年,边区政府在一些回民聚居的地区陆续划定了一些回民自治区、乡。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内,由少数民族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此外,在陕甘宁边区的诉讼立法中,也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居住在边区的少数民族,在进行诉讼时,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在监所中,少数民族犯人,如回族的吃住与汉族犯人分开,以尊重其信仰习惯。

  (三)男女平等

  在旧中国,妇女长期处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残酷压迫之下,没有任何权利自由可言。实现妇女的解放,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确定革命纲领时,就把废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作为自己的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之一。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把妇女解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39年,《施政纲领》和1941年的《五一纲领》明文规定:依据男女平等的原则,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制。根据《施政纲领》的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妇女的政策和法令。1939年4月4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婚。”这就从法律上确定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的原则,保护了妇女的权益。1944年6月边区政府又重新修正婚姻条例,重申上述原则。1938年8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明文规定:“凡边区妇女18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1942年,边区民政厅制定的《儿童妇女待遇办法》规定:当时凡在延安工作的女同志,不论其职位高低,在怀孕分娩时均可获得免费检查和接生。孕妇在生产时发给生产费50元(边币),小产发35元,生产前后休养两个月,休养期发给休养费20元,本机关酌发大米、白面等营养品。对于工厂的女工,每月由厂里发给卫生费或卫生纸,并休生理假,工资照发。女工产前产后休假两个月,工资照发并发给乳儿费,上班后保证喂奶时间。而一经发生危害妇女正当权利的事情,边区政府一律依法严办。1937年10月,边区政府对黄克功杀害刘茜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打击了强迫婚姻、残害妇女的不法行为。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延安时期,陕甘边区文化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广募文化科学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他们在根据地各项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这一任务,必须要有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和基本的法制保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新估价,即认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并郑重宣布: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到解放区政府的优待,解放区给予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6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中声明保护知识分子。由于党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实行了开放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以后短时间内就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1938年5月-8月仅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有2288人。抗大和陕北公学在1937年-1939年间就招收外来知识分子22000余人。边区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6月延安高干会上指出,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除了政策以外,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及各边区人民政权已经注意用法制措施吸收、保护文化科技人才,组织发挥他们的积做性。1942年,《五一纲领》首次以边区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这一原则亦体现在《陕甘宁人权条例》中,这就是边区其他阶层享有的广泛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知识分子同样享有。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还受到边区其他有关法律的保护。据资料统计,延安时期陕甘宁和各边区颁布的优待技术干部、奖励生产技术的法规不下20件。

  三、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正确运用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边区根据地保障人民权利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其中,陕甘宁边区人权的法律保障就是最为精彩的一页。

  其一,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科学阐述。1935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指出: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人权自由”就成为当时我门党团结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卖国求荣政策的伟大战斗号召。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人权列为人民权利的首位。1941年5月1日,我们党提出的《五一纲领》明确表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1941年《五一纲领》的公布和《陕甘宁人权条例》的制定,标志着边区的法制建设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保障人民权利的正确主张,写进了边区的根本大法,指导着边区人权保障运动的顺畅进行。

  其二,人民政权是实施新型人权保障的根本保证。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具有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942年《五一纲领》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中各阶层人员的比例,按照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但“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当时,中共中央指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根据这个方针,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维护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合法权利不手侵犯。这反映在《陕甘宁人权条例》中,具体表现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的自由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地政权过渡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对人权各项权利及法律保护的规定更加明确。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重申:人民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以及实现这些权利的物质保障。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只有有了人民的政权,才会有人民的一切权利,同时,也才能谈的上这些权利的有效保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和新型人权保障创立的这一基本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借鉴。

  (《法律科学》,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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