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该书是关于美国人权问题研究的一本专著，兼具资料、理论和现实等多重参考价值。

　　美国是最早和最重视使用国际人权武器的国家，同时，它又是批准有关国际人权法文件最少的国家之一。该书就是从这一矛盾现象为焦点展开分析的。作者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自二战后国际人权法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分支以来，美国政策形成、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蕴含的理论性和价值性问题。于是作者将研究的眼光主要投向美国国内，试图通过战后以来，美国国内对国际环境的反应，不同权力机构、政治派别、思想倾向、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和妥协，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等有关政治、经济因素来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作者所采用的是历史的和实证的方法，用大量的资料而非抽象的推导来说明问题。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美国是用本国的人权标准来衡量国际人权法的，同时人权之于美国不过是服务于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手段性资源。这种观念和操作的双重实质，加上国会的争权、社会思潮的频繁变化和冷战与反共意识的长期干扰，使美国始终难以出现接受国际人权法的良好契机，即使政府方面在实施人权外交时几度试图使批准国际人权法的步伐适应其树立美国“人权捍卫者”形象的目标，也终因国内阻碍重重而被迫使问题拖延下去。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概要分析美国社会的人权传统，探讨美国人权形成的政治动力、社会背景极其在内在蕴含的扩张性和外向性基因，由此透视美国首倡人权保障国际化和法律化、而后又拒绝认同国际人权法的内在必然性。

　　第二章，考察战后初期国际人权立法思潮兴起以来，美国政府一度采取的积极推动政策，集中分析美国在《世界人权宣言》制定和《国际人权公约》酝酿和起草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第三章，探讨美国政策的逆转。从国会反对派的出现和政策辩论的展开入手，分析国内各权力机构和集团对国际人权法的不同态度和相互间的分歧，从中探讨最终达成抵制政策的内在动因。

　　第四章，考察自抵制政策确立以来，美国态度的长期维持态势。分析三份人权约法文件得到批准的特殊原因。

　　第五章，探讨卡特政府提出“人权外交”以来，美国对国际人权法态度的有限变化。着重考察卡特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建议和动机、国会1979年听证会上议员们的态度，研究《灭种罪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个案及与之相关的各方因素的变化。

　　结论部分，简要总结作者从整个历史过程考察中得出的几点认识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