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在座的各位分享“网络舆论场中的政法新媒体”这个话题。这是个命题作文，是会议主办方前两天邀请我出席这个峰会时，给我布置的任务。自接到任务起，到发言前的几分钟，我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接下来要谈的内容，肯定是最新鲜的，在其他地方没有讲过的。正因为是最新的思考，也可能有不成熟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这个题目很大，涉及的问题很多，因时间所限，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这个命题的理解。第一，我会给大家介绍我所理解的网络舆论新格局的一些变化，帮助大家了解一下目前网络舆论发展的一些新趋势、新动向。在座的各位，大都是做政法新媒体工作的，从工作性质来讲，我们的工作与其他新媒体领域的工作相比，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要在变与不变之间不断转换。我们既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坚守法的固有价值和理念，又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需要随时与时俱进。如果在开展好各项工作的同时，掌握好各种各样的“度”，就变得非常重要。

　　在政法类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和媒体平台建设的过程中，了解最新的网络舆论动态，较准确地掌握当下的格局，可能对于把握好我们的方向，开展好我们的各项工作、占领好相关的舆论制高点，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家知道，互联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影响网络舆论格局的各种变量的变化也非常快。在网络几乎等同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互联网已经与我们的线下生活实现无缝对接的情况下，快速变化的时局，也会影响网络舆论格局的变化。作为政法类新媒体工作人员，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还有根据变化了的网络舆论格局及时对我们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进行定位的问题。这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块内容。在当前的网络格局下，政法新媒体除了承担传统的职能外，还派生出什么样的新职能，将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三块内容。

　　一、网络舆论格局新变化

　　下面进入第一个问题，网络舆论新格局。谈网络舆论新格局，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切入，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谈。我今天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构成要素。从总的方面来讲，网络舆论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硬件部分，即网络的基础设施部分，一个是软件部分，或大家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分享的内容部分。谈网络舆论格局，容易忽略的部分是网络基础设施这一部分。就这一部分来讲，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不仅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而且中国的互联网设备供应商，像华为、中兴等，还在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设备提供、全球布局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应当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福音，是中国互联网安全的福音。如果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些基础的设备，比如我们使用的移动终端产品，国产份额占比保持持续的增长，国产份额占比越来越大，我们对国外产品，尤其是在互联网产业这一块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美国产品的依重程度越来越低，甚至在个别领域实现去美国化，我想，这对中国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和相关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大的帮助。对形成相对独立的国内舆论场，形成不受或少受国际因素左右的舆论场，会很有帮助。比较高兴的是，这种变化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

　　互联网基础设施虽然是全球分布的，好像谁都不控制它，谁都控制不了它，但这是个假象。事实是谁生产、拥有这些设施，不仅涉及到谁从中获得经济汇报的问题，还有谁能够对互联网物理层甚至是信息层的控制力的问题。这两年，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中国企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出口和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布局，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刁难和审查，在美国和印度遇到的阻力尤其大。为什么他们担心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设备进入他们的市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信息安全问题。

　　大家知道，自2014年开始，中国也开始通过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对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重要互联网产品进行限制。中国政府也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为中国企业，包括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各类产品走出去，积极创造条件。

　　在此，我想强调一个观点：互联网基础架构中（也包括移动终端）中国企业所占比重越大，分布越广，越有利于中国掌握网络攻坚战略的主动权，网络安全的主动权。中国政府应当并且也正在通过积极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长创造条件。只有中国互联网企业强大了，中国政府才能在全球互联网新一轮治理权的争夺中获得更多主动权，中国也才能在全球网络舆论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我们也比较高兴地看到，近两年来，中国政府、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在认识到网络这块舆论阵地的重要性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全球互联网治理活动中去，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宣讲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战略，积极有效地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就互联网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沟通，已经并且还将产生良好的效果。这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对于改变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国际互联网相关问题上别人对我们的不好的看法，都会发生积极的作用。

　　影响网络舆论格局的，还有互联网企业的产权结构。全球网民人数达到了30亿，但网民使用的服务，是由屈指可数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也就是说，用户使用互联网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发表的意见、看法等，实际上是汇聚在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的。网民虽然可以无偿使用少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但网民留下的数据是由互联网服务商掌控的。服务提供商也正是凭借自己在信息控制方面的这种优势，实现了对数据的开发、加工、处理和营利。谁能够控制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大的跨国互联网企业，谁就能执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牛耳。藉此，在当今世界，哪个国家的世界级互联网企业多、规模大、产值高，哪个国家就在世界舆论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哪个国家就能够掌握更多的管控舆论的主动权。

　　从当今世界的情况来年，世界前10的互联网企业，全部被美国和中国占据。在前10企业数量、产业规模方面，中国虽然比美国稍差，但相比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仍然占据着前10个世界级互联网企业的4个，拥有着多于美国一倍的用户数和更大更有活力的电子商务市场以及移动互联网市场。更重要的是，这个势头还在增长。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互联网企业提供的服务而产生的数据，在对其进行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很好地掌握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用其加强和改善对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包括对舆论的有效引导。

　　讨论网络舆论格局，这也是个重要指数。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这么快，证明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是对路的。也有人指责中国对互联网进行封锁，使得有些境外的互联网企业的服务进不来，比如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体facebook，或进来了但又被限制了，比如google。但需要不断强调的是，外国互联网产品进中国，外国的互联网服务在中国落地，基本前提条件是遵守中国法律。互联网有全球性，但对互联网的管理，仍然是主权国家内的事情。如果外国公司提供的服务不能确保中国国家安全，不能确保遵守中国的法律，中国政府有理由对其采用措施。

　　这是这两年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理方面不断强调的观点，也是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管理的认识上，进入到了一种新的常态的表现。

　　二、网络舆论新常态

　　在欧美国家，互联网进入民用的时间，不到三十年，在中国刚刚过了二十年。虽然时间不长，但互联网在中国，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经过了这个相对完整的过程之后，无论是网络上的言论生态、还是政治生态及经济生态，都在趋向稳定，或者用当下比较时髦的话来讲，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常态。认识到这种新的常态，并把握住这种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理解和分析网络舆论格局的重要内容。

　　我之所以认为目前中国的网络舆论，包括前面提到的政治生态、言论生态和经济生态正在迈向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或理由。

　　首先，中国的互联网舆论现在正在越来越多极化，也就是说人们使用互联网，不仅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还用它来满足各种需求。从发展趋势来看，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获得信息、进行娱乐或为线下多种多样的活动。这意味着，互联网将是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互联网，将是各种人、各种信息、意见和观点交相辉映的互联网，而不是某种需要，比如政治需要、参与公共事务需求或任何其他的需求一家独大的局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在功能上会逐步趋于稳定的言论生态。

　　第二，中国的互联网，特别是进入到社交媒体繁荣阶段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互联网舆论，曾经被过多地用于表达人们的政治诉求、过多地用于在各类突发事件当中的重要参与工具。这导致了话语权的下移，导致了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方面的节节败退和管理公共事务能力的急速下降。也使得社交媒体一时间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成为西方势力策划、发动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攻击的重要平台。但经过两年的整治，这个局面基本得到了控制。目前在网络治理方面，中国政府正在从被动变主动，中国网络舆论的政治功能，也正在退热，相反其经济功能和其他方面的功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在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国走在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前面，中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不仅发展起庞大的互联网产业，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而且经受住了互联网信息传播新特性，即信息传播不受时空限制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带来的一波一波的冲击。中国政府这两年对网络生态的治理以及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强调网络主权、网络安全等，既标志着中国要在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我们已经具备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与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制度上进行同台竞争的条件。

　　互联网来到世间，引发了多轮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就政治领域来讲，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方式、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既与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所带来的突如其来的变化有关，也与各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应对措施有关。从总体上来看，在制度和观念上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普及尤其是社交媒体发展的过程上，受到的冲击会大些，有些甚至引发了政权的更迭和局势的持续动荡，如阿拉伯地区的埃及。互联网发源地的美国和较早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欧美其他发达国家，貌似在互联网发展的前三十年受到的影响不大，但这只是暂时现象。

　　在将来的十年、二十年内，欧美国家，尤其是除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将会面临互联网发展对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更大的冲击。这个判断来自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一是在新一轮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传统上强大的欧美国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将来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速和线下经济向虚拟经济的不断平移，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发展，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这会使本来就存在严重问题的欧洲个别国家，今后的日子更加艰难。其次，互联网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阅读内容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平台的同质化，对于这些地区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两党政治，会产生越来越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人们接受信息的同质化会削弱辩论型政治中两党政纲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多远化，年轻人对政治的兴趣会越来越淡。这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将越来越不好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制度劣势会更集中地规模更大地显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能够按照十八大四中全会决定的部署，认认真真、彻彻底底并卓有成效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较好地完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国是完全有可能为正在形成的世界政治文明新秩序的形成，做出较大的贡献。

　　三、政法新媒体的新使命

　　在当下这种国内、国际形势下，在新的正在形成的网络舆论环境中，在互联网助推的新一轮全球数码新秩序形成的过程中，政法新媒体是用最新的媒体技术、最流行、最大众的媒体平台阐释中国政法理念的媒体，是以最快速度较全面地展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事业进展的媒体，是民众和政法机关共同参与形成的交流沟通平台，也是新的政治理念、新的治理方案酝酿、产生的平台。 

　　我们有理由相信，与其他的新媒体平台相比，政法类新媒体承担着更直接、更繁重的政法理念转型、政法制度创新的任务，政法类媒体也将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政治、法治文明进程的重要窗口和最主要的平台。

　　互联网这块平台，尤其政法类新媒体这块平台，将同政法机关一道，共同承担中国社会转型—向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任务，同政法机关一道承担起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和法治程序全面改造社会、形成共识和再造中国话语体系的重任。

　　政法类新媒体也将承担起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重构政法机关新职能、重构政法机关新形象的重任，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不断维新创新，不断开创政法宣传的新局面。

　　今天的会议，就是我们作为政法新媒体为中国法治事业发展所做一次探索和努力。我相信，经过我们检察院系统正义网同仁们的付出而形成的、在本次会议上发布的《2014年政法新媒体研究报告》和《网络新常态下法治新媒体建设报告》，一定会助推政法工作的有序开展。

　　（本文系王四新教授在第二届政法新媒体峰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