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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民国人权研究状况的考察

2015-10-10 09:00:01   来源:《法律学科》2015年第5期   作者:刘志强

  【摘要】 民国人权研究,从文章来看,体裁形式丰富,文章数量分布随人权关注程度而波动,涉及学科领域宽,主要内容范围广。从刊物来看,发表论文的刊物总量大、种类多,以政治类和社会类刊物为主,带有倾向性。从作者群来看,主要作者大都有留学经历、非常重视人权问题,生产了较高水准的成果。从特点来看,学术氛围相对宽松性,研究对象针对性,研究方式运动性,研究成果两极分化性等特点。从存在的问题来看,带有富国强兵工具色彩,作者学养参差不齐,观点受制于立场与利益影响等问题。民国人权研究,以西方人权理论为范本,基本上还未创立一种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民国  人权研究  人权文章

  1911年初,罗振玉在《〈国学丛刊〉序》中曾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诚哉斯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问题,无新旧、无中西之分。学术研究并不见得一定要探讨新的问题,其实研究历史上已存在而今仍未解决的问题,更具有学术性,厚重性和指向性。

  人权是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为反对神权、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而提出的政治概念。与西方国家不同,近代中国先哲们对人权的引入却以民权开其端。康有为在其1891年完成的《实理公法全书》中就提到“人有自主之权”等语,这被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是中国倡言民权的第一人。何启与胡礼垣于1887年至1889年间的刊行的《新政真诠》,是近代中国对人权研究的开山之作;随后,郑观应、梁启超分别在《盛世危言·原君》和《三十自述》中谈论中国民权和天赋人权的思想。这些论著勾勒出了近代中国人权研究的滥觞,奠定了民国时期人权研究的基石。

  辛亥革命,帝制被推翻,民国肇启。但帝制的结束,并未换来一个富国强兵的国家,反而是各地军阀割据蜂起,民不聊生。面对列强入侵,在富强的中国梦指引下,救亡图存是为首要之道。民国时期的先哲们纷纷引入各种思潮、主义和学说,为中国寻找出路。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并非定于一尊,各种思潮和观念纷纷登场。国民学界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人权研究的。尤其是,1928年国民党一统中国大陆后,以党治国,实行独裁统治,无视人民基本权利,引发了当时的学人对人权问题的关切、讨论和研究。民国人权研究是先以介绍国外人权理论和实践为先声,继而以研究人权基本理论为基础,最后提出了保障人权的诉求。我们认为,民国期间长时段的人权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对其整体状况的研究,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收集、检索1912-1949年间的旧报刊所刊载的566篇人权文章,并从文章、作者群、刊物、特点与存在问题的角度,对民国人权研究状况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解读。

  一、从文章来看

  民国时期,战乱频生、外敌侵扰、社会动荡,苦难的中国人对人权产生了强烈的诉求。值此社会背景下,民国学人展开了对人权的思考和研究,并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主要见诸于当时各类报刊杂志所发表的人权文献。据我们统计,民国期间公开发表的人权文章总数达566篇,涉及出版刊物有400多种,文章体裁丰富、形式多样,论涉议题既有对人权理论的演绎,也有对人权与法治等问题的思考,还有对国外人权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和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民国人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详言之。

  1、人权文章的体裁形式

  人权文章,是民国人权研究成果的主要展示,也是作者们对人权问题思考和研究的表达形式。在民国期间,公开发表的人权文章中,除一般人权文章外,还包括人权研究论文。我们认为,从宽泛意义来说,凡是内容涉及人权内容的文章,都属于人权文章;从严格意义来说,人权文章主要是指学界人权研究论文。按照我们的统计,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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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文章的体裁形式统计(1912—1949)

  从上表来看,从宽泛意义上,人权文章体裁丰富、形式多样,除了有论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还有政府公报、司法公报、监察院公报,甚至还出现了图片、漫画、诗歌、小说、故事等文艺形式。其中,人权研究论文共有195篇,约占人权文章总数的34%,是人权文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各类公报中,政府公报有67篇、司法公报有11篇、监察院公报有9篇,合计约占人权文献总数的15%,这表明了民国时期执政当局无论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是监察机关,已经开始意识和注意人权问题,尤其是各地的行政机关,在各级政府公报中公告人权保障的命令和法令的文章达67篇,体现出了民国时期执政当局,在保障人权方面并非是无动于衷,而是也在一定程序上做出了保障人权的宣示。而新闻类、时事评论类和文艺类的人权文章,虽然表达的形式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与回应,若将这两类人权文章相加,则有284篇,几乎占了人权文章总数的半壁江山,比例非常高。如果说人权研究论文直接反映的是学术界对人权的思考,各类公报反映的是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态度的话,则人权新闻、时事评论和文艺作品则反映了社会大众、普通人民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可以说,人权文章中近一半都是从社会底层人民的视角来看人权问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权保障在当时社会的缺失和公众强烈的人权诉求。

  2、人权文章数量统计与分析

  从上述可知,在民国各类报刊杂志刊登的人权文章中,人权研究论文有195篇,约占总数的34%,是人权文章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根据逐年发表的人权文献与人权研究论文的数量来分析,如图所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民国人权研究,在什么时段发表文章与论文多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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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文章与论文时间段数量统计

  根据上图的数据,如果从横向时间年份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从1912年至1949年期间,虽然每年所发表的人权文章和人权研究论文数量有差异,但几乎在各个年份均有文章发表,表明人权问题一直持续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其次,人权文章多的年份,人权研究论文的数量也相应会比较多,各个年份人权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与人权文章的数量呈现了一种“双高”趋势,这直接反映出无论专业的学术论文还是一般人权文章都受学界研究与关注,折射出人权问题在社会上的影响。再次,民国后期人权文章和人权研究论文的数量比初期明显增多,说明了民国时期社会公众的人权意识和人权观念日益提高,从而引起学界对人权问题更为专注和研究。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民国时期,人权的缺失引发了社会与学界共同的思考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多少与社会关切人权问题成正比。换言之,社会对人权问题的关注程度由低走高之势,也影响到民国人权研究成果从零散、单独、副业到集中、整体、专业的演变。

  从纵向文章数量的角度看,我们也不难看出:民国期间每年发表的人权文章和人权研究论文数量并不相同,有些年份较多,有的年份较少,说明民国各个年份人权问题的受重视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显现出波动的状态。其次,人权研究论文数量出现了三次比较明显的波峰,依次为1929年至1931年,1940年至1942年,1946年至1948年三个阶段。之所以在这三个阶段人权研究的成果较多,是因为与当时三个事件具有关联性,分别是1929-1931年间以胡适和罗隆基为中心的“人权论战”,1940-1942年间由周鲸文在《时代批评》杂志上发动的“人权运动专号”以及1946-1948年间的国大制宪引发的人权规定讨论。可见,在这三个时段人权文章和人权研究论文数量的激增。反映出人权问题在当时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密集注视和重点研究。

  3、人权研究论文涉及的学科领域

  从人权研究论文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民国人权研究并不是单一的、简单的视角,而是涉及多视角、多学科领域。不少人权研究论文的研究和论述,往往会涉及多面向、跨学科的知识和内容,视野广阔,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为了便于对人权研究论文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以每篇人权论文内容所涉及的主要学科为标准,对195篇人权研究论文进行归类与分析,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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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研究论文涉及的学科领域统计(1912—1949)

  根据我们的考察,民国人权研究论文涉及多个学科,不仅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还涉及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甚至还有宗教、人类学。可见,民国学界围绕人权问题,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思考和研究,不仅反映出民国人权研究学者们的专业素养、综合素质强,而且也反映出了当时学界对人权研究的深入,以及作者视野的宽广。其中,涉及法学学科的研究论文最多,达83篇,占人权论文总数的4成多,这表明学界对人权研究主要是从法学的角度切入,从法学理论与规范层面来探讨,诸如人权与法治、人权与宪法、人权与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保障等方面的关系,学术成果比较丰富。其次,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权问题,学界也较为普遍,这是因为人权议题与这几个学科有着理论源头的关系,也说明人权仅仅从规范层面来研究,在理论上会导致无泉之水、无本之木窘地。再次,从历史学、宗教、教育学的角度来论证人权史的演变、人权与宗教、人权与人权教育之间的关系,既反映了民国学者的学术训练有素,也体现出了这些学者运用交叉学科的熟稔。值得一提是,民国早期还出现了一篇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谈人权的论文。这篇以晏始署名,刊发在《妇女杂志(上海)》上的《人权与兽权》(1923年第9卷第6期)一文,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剖析人权与兽权的区别,并据此提出随着人类的发展,应该尊重男女平等的观点,使人视野洞开,颇受启发。我们认为,人权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民国学界能否从多学科、交叉学科来对人权进行研究,反映了民国学人学术研究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相较之当今学界人权研究,既对前人感佩不已,也令我等惭愧。

  4、人权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

  民国人权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如果从研究内容的国别体来区分,可以分为对国内方面与国外方面人权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的类型来区分,可以分为对人权基本理论与人权实践的研究。在民国人权研究的195篇著作中,研究中国国内方面人权问题的论文,有124篇,约占人权论文总数的65%。民国学界对国内方面人权问题的研究在整个人权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份量,主要内容与议题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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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来分析,民国人权研究关于国内方面的人权问题,主要集中于人权保障与实现、人权基本理论、人权与人权运动、人权与宪法宪政、人权与法治、人权与民主政治等方面,几乎涵括了人权的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据我们统计,人权研究关涉人权保障与实现的论文共有38篇,其中包括了人权与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内容。可见,当时学界研究的重点,在于关注国内方面人权的保障与实现问题。一方面,既说明了当时社会人们基本自由的缺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界意识到,人权研究的关键在于制度性的人权保障,而不是仅停留在纯粹的人权学术研究之中。而涉及人权与宪法、宪政内容的共有26篇论文,说明了当时学界意识到人权与宪法、宪政有极大的关联,非常清楚宪政的实施是人权保障的制度基石,表达了民国学人呼吁实施宪政来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理念,这体现出民国学界人权研究的目的,在于促进人权的实现。匪夷所思的是,现如今学界还出现“反宪政”思潮,面对先贤的洞见,真是羞愧莫名!涉及人权基本理论的有28篇论文,这说明民国人权研究,针对当时社会公众对人权的了解不多、不懂人权现象,学界加大力度研究和传播人权基本理论来向当局和公众推广、普及和传播基本的人权知识与理念。这种人权理念启蒙与知识的传播,无疑促进民国人权研究的发展。

  除了对国内方面人权问题的关注外,民国学界也非常重视国外方面人权问题的研究,在195篇人权研究论文中,研究国外方面人权的论文有71篇,约占总数的35%,说明了民国时期学界对国外方面人权思想、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和研究一直是民国人权研究的重点,说明民国学界注重向外国介绍、学习和借鉴人权研究成果。民国人权研究,在国外方面的人权问题所涉及的主要议题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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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表的数据和内容,从研究的对象来看,民国人权研究的主要是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国家,经历过重大的人权运动,产生了许多宝贵的人权建设经验。这首先说明了当时学界许多学者接受外国教育,对国外人权理念与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希望通过外国的经验为中国使用,其次,发达国家比中国更早经历人权保障运动后,所产生的经验值得国内借鉴学习,因此,引发了民国学人对发达国家在人权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内容浓厚兴趣和格外垂青。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研究国外的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的论文最多,共计有46篇,这说明了民国学界,希望通过研究先进外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来为国内的人权问题研究作为参考和借鉴。如张奚若详细介绍了法国人权与公民宣言的来源问题,张君劢研究的欧洲近代两个时代人权运动的概论,纪文勋译作的《美国人权问题报告书》的内容,棣华翻译的英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威尔斯《人权——我们为什么而战》等文章,详细勾沉了国外人权理论与制度的变迁。研究国外人权基本理论与人权发展史的有12篇,说明民国学人并未忽略国外人权史的研究,注重国外学术史的梳理,重在积累学术渊源,为我所用。学界发表世界人权宣言的论文也有13篇,反映民国学人善于接受新知识、新东西,密切关注国外人权事件和动态,令我们感佩的是,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国际人权公约,如叶锷翻译维辛斯基的《论人权宣言草案》、《国际人权公约暨国际人权宣言草案》,也进入民国学人的视野与研究对象,充分说明了民国学界人权研究的开放性与世界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界还非常注重通过向社会公众宣传人权观念和知识。其中,在介绍法国大革命与法国人权与公民宣言的论文中,有5篇是专门的名词解释和人权术语介绍,是对人权、人权与公民宣言、天赋人权等词语进行普及性的解释和阐述。可以看出,学界在研究外国人权问题过程中,非常重视向公众传播和普及基本人权知识,以推动人权理念的确立。

  从发表的时间来看,对于国外方面人权的介绍和研究,在民国后期比民国初期数量要多得多,这主要与世界与民国后期各类政治事件有关。我们发现,民国人权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是以零星介绍国外人权理论与思想为侧重点,后来慢慢以研究国外人权实践与运动和联合国制定世界人权宣言为重点。结合民国的宪政发展来看,民国早期对国外人权理论与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为发动国内人权运动作理论准备;而民国后期研究人权实践和世界人权宣言,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的人权斗争已经不仅仅是早期的理论斗争的阶段,而是到了进入人权实践的阶段,另一方面,通过抗日战争,人们也慢慢认识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所凝聚的对人权的共识,这种保障人权的共识不仅是某个国家的,更是世界性的,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按照国际的潮流使国家走向真正的民主宪政法治的道路。因此,研究国外人权理论和实践的目的,就是为国内发动人权斗争作准备,并且经此推动国内法治宪政的发展,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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