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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四新:表达自由与中国宪法相关条款

2014-12-04 10:17:06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王四新
  在现代社会,表达自由涉及国际人权条约和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承认和保护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权利和自由,既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外,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世界各国的宪法承认和保护的知情权。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还将人们使用象征性言论或集体表达政治诉愿的行为,列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

  除了大量国际和地区人权公约均采用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这种称谓外,许多国家大量的立法文件和学者们卷帙浩繁的著述还经常使用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出版自由或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等称谓。中国宪法第35条在规定该权利和自由时,使用了言论和出版自由。

  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宪法第35条还同时规定了与这两类自由相近的自由,即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即公民所享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批评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自由。 因此,从宪法的层面上来讲,与其它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同样承认言论和出版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

  中国宪法虽然也将言论和出版自由与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但在中国学者所写的宪法学教科书中,一般将言论和出版自由分而论述,很少有人用表达自由这一概念来讨论这一领域的所有问题, 倒是有学者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贯彻于新闻传播的活动,称作“新闻自由” 。也有学者指出,新闻自由源于表达自由,是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并且在某些领域(比如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模式中),新闻自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在通过表达自由实现有效的政治参与方面,个体对报刊媒体 有一种深切的依赖。

  与该权利或自由有关的内容,还包括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以及第47条规定的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前一类权利可以将其称作公民所享有的诉愿权。它是公民向国家机关表达意见和愿望、对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可以将其看作是公民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而宪法第47条规定的权利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权,该自由或权利具体又可以细分为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是公民自我实现的一种途径或方式。

  从中国宪法的规定来看,不仅明确承认公民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而且还规定了与该自由有关的一组自由。同时,为了更充分地保障中国公民享有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宪法还规定了公民享有政治事务方面的诉愿权和文化生活中的创作自由。这些规定再加上宪法第22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的规定,使得中国宪法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承认,无论从范围上来看,还是从强度上来看,都不小于或弱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宪法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能够为公民真正享有这些权利提供足够的保护,这些规定不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事实上,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宪法仅仅做出上述规定是远远不够的,除了需要加强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构建一支独立的高素质的司法队伍等)外,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在修改宪法的言论出版自由条款和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时,还需要考虑国际人权公约关于表达自由的标准,采用人权公约中的表述方式,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采用国际人权公约中使用的标准标语,既标明了中国政府全面接纳国际人权标准的积极态度,又可以为中国全面调整与表达自由、大众传媒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尽早确立参照的标准。在地区性人权条约,比如欧洲、美洲和非洲的人权条约也都使用表达自由的情况下,还有助于实现与地区性人权条约的用语或标准接轨。

  第二,中国宪法仅规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并没有就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内容做出具体的规定,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情况。即宪法虽然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下位法却剥夺或限制该项权利或自由。使用与国际人权标准一致的表达自由这一概念,可以借助国际人权条约中比较细化的权利内容,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内容具体化,既有助于实现国内立法与国际人权立法在标准上的统一,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表达自由权的具体体现。

  第三,目前,法院还无法为因言论出版自由遭受侵犯的人或组织提供救济,这等于堵住了通过司法来探究言论出版自由真义的道路,也使得我们在保护言论出版自由方面所积累的经验甚少或几乎没有。因此,需将宪法关于该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普通民众更好地行使该项权利,而且也有利于国家机关妥善处理该领域出现的问题。而一旦我们着手处理该领域的问题,就不应当仅仅限于言论和出版自由,还应当考虑与这两项自由有关的其他权利和自由,比如游行示威的权利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表达自由这一概念,统一保护或限制的标准,既可以避免多词多义所带来的不便,也便于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问题方面,采用相同的标准。

  第四,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标准,表达自由还应当包括使用媒介的自由。从中国宪法现有的规定来看,基本上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无关,也没有涉及公民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自由,无法回应大众传播媒介侵犯民众言论出版自由权利而产生的表达自由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传媒产业化过程的加快,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己掌握的优势资源侵犯普通民众表达自由的情况会越来越普遍,许多问题还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尽快确立中国公民合法使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自由,以避免西方国家曾经因为媒体集中和垄断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第五,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原有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三农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仅如此,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教育产业化产生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和大学生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等。权益受到侵犯或忽视的群体有可能通过规模化的、集体性的表达,比如游行示威来引起党和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的注意,从而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完善的表达自由制度,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有效的机制,并通过这种机制化解因这些问题而产生的有可能导致社会走向冲突、分裂的矛盾。已经是从立法上作好应对这些问题的准备的时候了。

  所以,比照国际人权条约的标准,将言论出版自由修改为表达自由,会赋予该项权利更具体的内容,使其成为包括公民寻求、获取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一项综合性权利,成为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的权利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发表言论的权利。此外,这样做也可以将某些非言论形式的“象征性言论”包含在表达自由的宪法保护范围内。

  (作者王四新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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