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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 朱道坤:“人类人权”:新科技挑战下人权发展的新课题

2014-12-01 15:45:19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周叶中 朱道坤
  导言:何谓“人类人权”

  迄今为止的人权学说一般都不以“人类”为研究对象。 其原因在于,人权学说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权实际上就是人的行为可能侵害到的那些需要保障的价值——一方面,它必须是人的行为所侵害的价值,我们不可能说一场地震侵害了个人的生命权,但我们可以说没有按照抗震标准建造房屋的建筑商可能会侵害个人的生命权;另一方面,它必须是可能被侵害的价值,我们现在说“人有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是环境权,可在人类尚不具备大规模污染空气能力的时候,环境权就算不上一项人权,而在以后,如果臭氧层被彻底破坏,这项权利可能还得加上一条:“不受大剂量紫外线直接照射的自由”。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不会侵害到“人类”。因为“人类”这个概念,其通常意义在于区分人与非人,强调的是人与动物之间自然属性的差异,或者强调人类这种有智慧、能使用工具的灵长类动物的延绵存续问题。这个问题通常不会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受到侵害。然而,传统人权理论诞生之时,并没有我们目前如此发达的科学技术,因此也就不可能充分考虑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威胁,更无法予以应对。而时至今日,我们认识到,新的科学技术深刻影响了我们传统的社会状态,也给人权的保障带来了诸多挑战。在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下,人的活动开始变得有可能侵害人类全体。这些侵害是多层次的,它包括科技对人类延绵、人类纯粹和人类尊严的潜在威胁。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提出“以人类为本”的人权口号,并提出“人类人权”的概念,以应对科技的挑战与威胁。

  一、人类绵延权

  地球是人类共同居住的地方,是人类赖以存活的基础。人类绵延权存在的危险,正是源自人类对地球所可能进行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破坏地球,就是侵害所有人的人权,也就是侵害人类的人权。这种侵害可能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战争危险;二是环境污染。

  (一)战争危险与人类绵延权

  武器技术在近一百年里发展到如今地步,已能够大规模地摧毁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也因此能对人的生命权进行大规模屠杀式侵害的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年内,协约国先后动员军队4218万余人,损失2210万余人,其中阵亡515万余人;同盟国总共动员了2285万余人,损失1540万余人,其中338万余人阵亡。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军队和平民的伤亡总数达9000万人以上,经济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美国使用了核武器,这极大地加深了战争可能造成的危害。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两座城市都被夷为平地。而在战争之后,国际社会更是展开了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据估计,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共生产了128000多枚核弹头,其中98%来自美国(55%)和苏联(或俄罗斯)(43%)。冷战结束以来,美俄的核武库中有越来越多的弹头。截止到2002年,世界上5个主要有核国家在各自的核武库中,总共拥有20000多枚核弹头,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俄罗斯那些处于未决状态的完整核弹头(这样的核弹头可能多达10000枚左右)。 核武器的产生,使人类第一次有了毁灭世界的力量,也使战争开始能对人类的生死存亡构成威胁——这种威胁针对的不止是人类中的某个族群或者某个国家,而是人类全体,即便是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不例外。

  这种危险决非危言耸听。在1963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世界第一次面临核大战的威胁。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了他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原因:“我知道美国能够毁掉我们的某些装置,但不是全部。如果有四分之一,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导弹能够留下来——即使只留下一、二个大的导弹——我们仍旧能够击中纽约,而纽约势将所剩无几……我不知道究竟要死多少人,这是应该由我们的科学家和军事人员来计算的问题……但这都是题外之事。”

  要避免这种“题外之事”的发生,就必须让各个国家认识到,核武器的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国家的问题,更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而在人权问题上,它涉及的是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类人权,是高于其他一切的人权。如果这种人权得不到保障,人类将会无法存续,其他的人权还有什么价值呢?

  为了应对这种人权危险,联合国制定了很多限制核武器的公约,其中最主要的是两项:一是不扩散核武器;二是不进行核试验。中国于1992年3月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8年12月签署了附加议定书。1996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一事发表声明,其中强调:“中国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还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作出并恪守这一承诺的核武器国家。中国从未在境外部署过核武器,也从未对别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是中国对人类人权的伟大贡献。

  (二)环境权与人类绵延权

  从通常意义来说,环境权被归纳为集体权利的一类,它通常被视为国家、民族的权利,而没有被扩张为一种人类的权利。但实际上,环境权问题很可能造成全球性影响,因此与核武器问题一样,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问题,应被视为一种人类人权。

  环境问题的背景,就是科技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能源过度利用引起的资源匮乏,人类活动扩大引起的环境破坏等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由100多位科学家参与撰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的重要报告,提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口号。本次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为主题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际社会第一次规定了人类对全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的共同原则,标志着人类共同环保历程的开始。环境问题自此列入国际议事日程。此后,联合国又多次召开会议,确立了要为子孙后代造福、走人与大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产生了大量共识性意见。

  然而,环境保护的问题总是知易行难。特别是在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上,各国都存在很多分歧。联合国大会早在1992年6月4日就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规定发达国家作为缔约方,应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资金,以支付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所需增加的费用,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进和方便有关技术转让的进行。该公约自1994年3月21日生效,并于次年起,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

  遗憾的是,这些会议时常因发达国家的推诿、扯皮而变得成效缓慢。比如说美国政府于2001年3月,加拿大政府于2011年12月分别宣布退出1997年缔约方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是对地球环境的不负责任,是用其单个国家的利益危害人类整体的生存权利。反倒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问题上有着积极的表现。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重要问题,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正面临着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持科学发展,仍然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国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节能减排,构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中国还在国际上作出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也是中国尊重人类人权的重要表现。

  二、人类纯粹权

  人类纯粹权,关系到人的种族特性。人是万物之灵长,作为智慧动物,其种族的纯粹性不容亵渎。在以往的技术条件下,强调人的纯粹权很可能造成种族歧视。然而我们在人类人权问题上谈到的纯粹性问题,涉及的并非人种差别、国籍差别等等,而是人与动物的界限问题。

  这种纯粹权在现代遭遇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基因技术。中国生命科学方面有学者这么说基因技术的问题:“从19世纪发现遗传学规律至今,生物遗传之谜的面纱被逐步揭开……随着DNA的结构与功能、遗传密码及基因表达调控的本职等重要问题被阐明,人类逐步从生物学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改造自我、设计生命,这些人类几千年来的梦想将最终实现。” 然而,这位学者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能做到的,就一定要做吗?”

  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的克隆。世界各国都禁止生殖性克隆,但在胚胎的克隆问题上,各国有不同做法。2000年12月20日,英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允许科学家克隆人类早期胚胎,进行“治疗性克隆”研究。德国则在1990年颁布胚胎保护法,严格禁止对胚胎进行这种研究。根据该法,研究胚胎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治疗胚胎疾病,治好之后放回母体,使其继续发育,而不许像英国那样,只是为了提取干细胞而培育胚胎。 两种观念的冲突在于,胚胎是否是一种生命,抛弃胚胎的做法是否就是抛弃生命?这个问题涉及一定的宗教思想和特定国家的社会观念,很难达成特定共识。

  但这类问题在2008年变成了一个“小问题”。英国众议院通过《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允许进行“人兽胚胎”的制造,以提取干细胞适用于临床。该法案规定,此类混合胚胎存在两周后必须销毁,而且只能用奶牛和兔子做实验,只有获得执照的实验室才能进行。进行这些实验的科学家称,他们进行这些实验,是为了帮助开发胚胎干细胞,继而寻找治疗疾病的方法。他们在2011年时已经制作了155个此类胚胎。

  生命科学发展到这个地步,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人权问题上的困境。它牵涉到健康权的问题。因为这些技术的当下目标主要在于医学上的临床运用,它们可能被用来制造可供移植的器官,也可用来“解码”一些顽疾如癌症、艾滋病等的基因序列,从而提供它们的治疗方式。然而,危险必然存在,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称谓的人类纯粹权。如果这项技术走入歧途,被一些科学狂人甚至科学疯子运用,制造出奇怪的产物,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对于这些“产物”,我们是将其视为智慧生物,还是将其视为试验品呢?

  退一步说,就算这些“产物”是好的、“完美”的,那又怎样呢?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的著作《高科技高思维》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未来:“市面上出现了人工设计的品牌婴儿,可供父母采购;其余的孩子都长一个样子。每代人以基因改造的方式决定流行的特征……做女儿的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则可能对父母大表不满,不是因为他们给取的名字不好,而是说他们给选的脸孔不对;做儿子的则抱怨爸妈当初为什么替他买了足球天分,而没有买篮球特长。” 这种场景,难道还不足够毛骨悚然吗?作为人权学者,我们不想遇到这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危险毕竟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人类纯粹权利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人类人权。

  三、人类尊严权

  在人权问题的关键意义上曾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把人当人看”。这一说法的价值在于,无论如何都必须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确保他(她)被视为一种智慧动物。按照这个说法,人是万物灵长,是有思维有智慧的独立存在;人作为智慧动物,不应是任何价值的客体。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形式的奴役——在奴役之下的人,没有被当做人来看,而只是财产。

  但提出这一经典说法的学者至多想到将人作为财产的奴役制度,而决不可能更进一步。他们无法异想天开地认识到,人作为万物灵长的特性能够被一再解构,甚至可能变成一系列符号化了的化学方程式和分子结构。而这恰好是新的基因技术意图做到或者已经做到的成果。

  我们先看看2009年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的这么一起案例:

  小周、小谢、小唐等三名佛山考生于2009年4月参加佛山市的公务员考试,均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并于2009年6月参加了公务员体检。经两次基因检测被确定为“α-地中海贫血1基因缺失,α-地贫1基因杂合子”。据此,佛山市人保局认定三名考生系血液病患者,体检不合格。他们因此失去了被录用为公务员的机会。三名考生于2009年12月29日向佛山市禅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人保局认定考生体检不合格的行为违法并责令人保局认定体检合格,依法定程序对考生进行考察录用。该案经一审和上诉审理,三名考生最终败诉。(广州职场蔓延基因歧视 专家强调应保护隐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10-07/30/c_12391851_3.htm,2012年8月5日访问)

  有学者认为,这一案件涉及平等权问题,也就是一个歧视的问题。我们则认为,这涉及人类的尊严权,而不是作为涉及任何一个少数群体的平等权:(1)歧视是基于人类社会性的判断。以往我们所认知的歧视,如地域、身高、性别、宗教、肤色等方面的歧视,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性。这些歧视归根结底与一定的社会观念有关,比方说,社会以个高为美,所以会有身高歧视;社会认为某一性别在进行某些职业之时有劣势,所以会有性别歧视,等等。这些歧视的类型都与人类的社会性有关,而这个案件涉及的是人类的自然性。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把人当做一种碳水化合物的组合。碳水化合物组合得“好”,就予以录用,不好,就不予录取。(2)歧视是针对社会上的部分人群。可基因是人人都有的——谁敢说自己的基因是“完美”的?既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基因,那么歧视某类基因,就是对所有人的歧视。这种思维发挥到极致,恐怕就只有那些靠着所有“完美”基因组合起来的“完美”的人,才可能是不受歧视的。

  基因技术让人权学者警惕之处也在于此。它把人当做客体进行研究,探索人在自然性上的秘密,却存在完全抛开社会性的危险。人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什么呢?碳水化合物、嘌呤、嘧啶,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所受到侵害的,并非仅仅是那些拥有地贫基因的人,更是人类全体。因此,我们将人类尊严权当成人类人权的第三个方面。

  四、人类人权:第四代人权的可能面貌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人类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而其责任问题却没能跟上。这是我们提出“人类人权”概念的缘由。实际上,人权学者并非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思考。比如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Mitchell等三位教授认为新技术在当代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生物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法律和人权的传统认知,为此他们将人们所关心的克隆技术、人造器官及其所带来的法律上的伦理困境进行归纳分析,试图为生物科学家的研究提供法律上的参考意见。 而关于环境恶化等问题可能造成的威胁,其研究更是汗牛充栋。

  然而,目前在这些问题上的人权研究和认识远远不够。我们认为,对于科学所可能造成的危险,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语境中予以思考。以往的人权发展历史表明,人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系统体系。从第一代人权的自由权、平等权,到第二代人权中的经社文权利,再到第三代人权中的生存权、发展权,人权体系的内涵日益丰富,外延也逐渐扩张。然而,不管怎样,人权所应对的是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截至目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正是当代人权学说所必须应对的挑战,也是人权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正因如此,我们提出的“人类人权”概念,指的是可能遭到侵害的人类整体存续、人类种族纯粹和人类整体尊严的权利。通过由此阐发的系统研究,我们会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全球化尽管能带给我们很多益处,但如果没有紧跟其上的伦理观念,没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思维,其益处可能弱化,甚至变益为害;我们更会意识到,科学的发展永远要以人类为本,而不是相反。对于这一人权的定位,我们主张将其视为“第四代人权”。

  (作者周叶中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朱道坤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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