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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制度建设的五大主题
 
作者: 徐显明 齐延平   发布时间: 2013-04-02 14:13:4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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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法治,所表现的制度是民主,所统摄的灵魂是人权。理想的法治,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相和谐的状态。公民权利为国家权力所尊重、所保护、所救助,人权是公权的本质、界限、目的,法律能够调处出这种状态,法治便存在。在公权不受限和人权无保障的地方,便没有法治。法治是一系列排列规整的程序,人权是法治程序所要实现的本体。2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将取决于我国自由权(政治自由与人身自由范围的扩大)、平等权(要消除我国目前的人权主体二元结构)、财产权(应将财产权上升为基本权、宪法权)、生存权(以此构建政府具有强制责任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权(重构城乡、贫富、强弱群体间的连带关系)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百世不移。本文将从每一权种的中心内涵及特定价值入手,勾勒出各权种间的逻辑关系、制度关系及实践关系,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轴性的自由权

  自由权是人权家族中资格最老、生命力最强的一个成员。在人权理论界和人权实践界虽有将19世纪谓之自由权本位的时代、将20世纪谓之生存权本位的时代、而将21世纪预言为发展权本位的时代之说,但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是:自由权始终是人权的中轴和灵魂,因为它最终决定着作为人权主体的人的最终目的与归宿。

  自由的思想真正普遍化地惠及人类当以自由被法定化为界碑。这一界碑就是1776年《弗吉尼亚州宪法》首开自由权入宪保护之先河。而公认的对自由权最经典的阐述却是由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完成的。该宣言第一条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二条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四条宣布:“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二战”之后,世界人权运动轰轰烈烈,其中的成就之一就是以《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中心规范的人权体系的初步形成。在这些人权文件中,自由权都是一个出发点性的主题。在今天,凡行宪政和宣布行宪政的国家亦均视自由权之保障为宪治政府之命脉。

  作为经典的自由权,也就是19世纪的自由权“乃是消极要求排除国家权力介入个人的领域,以保障个人决定意思及活动之自由的人权,因而又称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世界人权思想及其实践虽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自由权的精髓至今仍是持守如一的。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理性能力的提高,自由权的精神与制度构成都较以前有所丰富和发展。我们对自由权构成的分析当然要照察到这两个视角。

  第一,个人自由是人的本质,是社会所能合法地对人使用权力的限度。约翰·密尔为个人自由划定了三个领域:(1)最广义的良心自由和绝对的思想自由;(2)趣味和志趣的自由以及依自己的性格而生活的自由;(3)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个人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质的规定性,所以个人自由的实质就是赋予人以道德自足体的地位。

  第二,思想自由是自由权的灵魂。人区别于兽类的特征之一是人是能够思想的动物。正因为有了人类思想的指引和提升,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科学、艺术与文化成就。自由地思想是人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动力。最为残暴的专制不是将人打入牢狱,而是禁止人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大须贺明教授指出立宪主义之下的理想社会应是精神与物质均能获得解放的社会,“它是以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为基本原理,保障着以精神自由为主的诸种自由,而且社会成员能够将打碎封建且非合理的为数众多的桎梏从而解放出来的精神性能源和活动化作原动力,从而使个人资质和能力能尽情地开花,并能自由地享受其丰硕之果。

  第三,思想表达与交流的自由是思想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产生,思想只有依靠交流才能获得存在的有效性。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思想表达与交流的重要支持形式。思想表达与交流的自由并不是狭义的想其所想的自由,它更是一种行为的自由。

  第四,消极自由是自由权的一般形态,积极自由是自由权的特殊形态。所谓消极自由就是指主体依靠并且仅仅依靠自己的自主、自为就能实现的自由,就是国家不得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是指需要借助于国家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的自由。消极自由是自由权的本体,而积极自由不过是消极自由的一种实现形式。

  第五,自由权并不是恣意任性的权利,在法治社会它要受到双重限制:一是一个人的自由权须以其他人同等的自由权为限;二是法律的明确禁止。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德萨米曾指出自由同胡来或任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种认为自由总趋向于蜕化为利己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是荒谬可笑的。对自由最好的约束是科学与理性,科学和理性为人类自由确立了三个公理:“不要损害别人,好让别人不损害你;要为别人造福,好接受别人的赐福;只有在共同的幸福中才能找到自己个人的幸福。”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曾指出:“使人自由,就是使人生存,换言之,就是使人能表现自己。缺乏自由,那只能是虚无和死亡;不自由,则是不准生存。”人类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人类由此岸不断地接近自由的彼岸的历史。人类的政治史、法制史的实质则是人们的政治自由与人身自由、思想自由与行为自由不断扩大的历史。任何政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证明最终都要以它是否促进自由权的发展为根据。

  二、前提条件性的平等权

  与自由权相生相长的另一权种是平等权。平等指的是人或事物获得相同的对待。平等的思想与自由的思想一样源远流长。但是平等作为抽象的一般的人之间的平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被认知和对待却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所有的人生来平等”。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亦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自由权与平等权是通过思想的互证而确立的。没有人人自由,不可能有人人平等。不平等社会是建立在人没有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的。维护等级特权社会的最好方法是压制人的自由意志,否定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完整性。所有的等级理论、种姓制度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命题:人们之间的自由意志能力和水平是不同的。有的人生来是拥有完整的自由意志的,因而生来是自由人,是主人;有的人生来是不具备自由意志的,或者自由意志能力是低下的,所以生来是奴隶,是农奴。要实现人人平等,就必须承认每一个人的完整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不受干涉的推理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选择的能力。没有人人平等,也不可能有人人自由。自由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平等的社会构造。平等是自由得以证成和实现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看,正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人平等思想的张扬,才引发了社会观念的彻底革命,实现了人性的空前复苏和整体提升,自由才由思想的涓涓细流汇成浩荡的社会潮流。而从理论上看,精神的充分自由需要摆脱人天生有等观念的羁绊;而世俗的自由,实质就是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这当然需要平等为之建构公平的竞争场所。所以,“哪里没有平等,哪里就没有自由”。自由与平等犹如人类的双翼,共同规划着人类由野蛮而入文明的方向与轨迹。

  平等权的要义包括两方面:第一,主体平等是平等权的实现前提。如果主体被先在性地作了不平等的划分,那么任何平等权利的行使都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或者说,所有平等权利均会丧失其价值。承认主体平等,就是承认被原子化了的人有均等的意志自由;第二,形式平等是平等权的理性之所系。离开了形式平等而言平等,平等权就有可能成为空话。所以有学者指出:“平等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并不是实质上的,而是形式上的。”形式平等的核心理论则由“起点平等”和“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两部分构成。

  从对自由权与平等权的侧重与倾向性上看,西方人权先行的国家是从对自由权的张扬开创、成就其人权事业的,而人权事业后发的国家(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往往是以平等权的实现为出发点开始其人权建设事业的。从我国宪法的宣言性规定上看,基本人权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公民平等享有的。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惯性的双重制约,宪法中规定的基本人权在实践中并未实现享有上的普遍化。也就是说,在人权实践中存在着人权主体的二元结构。所谓二元结构主要是指生活于城乡两个世界中公民之间的二分结构。在就业权、受教育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基本健康医疗保障权等方面,农民是没有享受到他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享受的与城镇居民平等的权利的;而在选举权方面,农民的选举权利与城镇居民的选举权利也是不等值的。以身份为依据,克减、限制一部分人的基本人权,而优先保障另一部分人享有基本人权,是违背人权的基本原理的。中国人权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人权建设问题。如果不能尽快革除人权主体上的二元结构,我们的人权制度建设就极有可能在畸形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这必将严重威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三、基础性的财产权

  按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推演,与自由权、平等权处于同一位阶的与生俱来的第三项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无财产权的基本保障,实现其余各权便是空想。

  卢梭认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马克思主义亦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制度归根结蒂要从经济上寻找原因。对财产权的保护是宪法的首要任务,因为公民的其他权利与自由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奠基于财产权之上。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虽然各国宪法都规定了财产保护制度,但保护取向是不同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国家侧重强调私有财产神圣;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侧重强调公有财产不可侵犯。笔者认为,在抽象的意义上,争论私有财产、公有财产孰轻孰重是没有意义的。推崇公有财产、否定私有财产的观点,其所谓的“公有财产”已背离了私有财产公有化的目的——增加每个人的财富、自由、幸福,而成了冷冰冰的异化了的财产;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者所持的“私有财产”观,则有可能割裂社会化大生产中财富的增长所依赖的社会结合关系,而沦为小国寡民式的危险财产观。在当代宪法中,“财产神圣”如果不是空洞的,就不能漠视私有财产,也不能排拒公有财产。以人民福利为最高追求的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最佳衡平保护制度才是人民主权的真正基础。

  财产的公有和私有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被严重政治化了。并且公有成份的大小成了衡量我们的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最终标准。由此形成了公有光荣、私有可耻的社会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如果得不到纠正,特别是在法律层面如果得不到有效纠偏,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就是不牢靠的。在理论层面,与私有相对的概念应是共有。洛克认为土地及其中的果实、兽类都归人类所共有,“没有人对于这种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东西原来就具有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他同时又指出:“这些既是给人类使用的,就必须通过某种拨归和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一个人有用处或者好处。”由此看来,共有与私有是辩证统一的,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与私有对应的另一概念是公有,如果说共有是抽象的,那么公有则是具体的,也就是指在共有财产中,未被划归特定人私有的部分。由此可见,私有加公有等于共有。我们常常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冲突困境的产生是由两个错误认识造成的:一是将公有混同于共有;二是认为唯有公有的极大化、私有的极小化才能实现共有财产的最大化。我们认为上述三个概念的关系应做如下表述:(1)共有财产(社会所有人财产的总和)的最大化是一切财产制度安排的总原则,在这里,共有财产的最大化与人人财富的最大化是同义的;(2)在具体制度安排上,私有、公有并不必然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与公有的比值要服从于共有财产最大化这一总原则;(3)在法律意义上,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是平等的。

  我们以上面的分析为棱镜,透过它去观察作为基本人权的财产权时,就会发现理论上的个人财产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私有的部分,二是公有财产中他应得的部分。这两部分相加才能构成完整的个人财产权。这才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全部财产基础。我们主张要视个人财产权为基本人权予以保护正是在此意义上立论的。侵犯私有财产是对人权的侵害,侵犯公有财产同样也是对人权的侵害。只不过对前者的侵害具有直接性,对后者的侵害具有间接性,但侵害性质并无不同。

  四、底线性的生存权

  在人权思想史和人权运动史上,具有人权代际标志意义的一种人权是生存权。生存权以“极穷权的生存权”为思想发韧,中经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人权文件对作为自然权形式的生命权的宣言化,和早期资产阶级宪法典对劳动权与救济权的国家义务化,至1919年由《魏玛宪法》完成定型任务。《魏玛宪法》第2编第5章《经济生活》开头就明确规定对生存权实施保障:“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魏玛宪法》第一次将“让人像人一样生存”明确为国家的义务,这就标志着生存权完成了其法定权利化过程而进入了制度的现实保障之中。《魏玛宪法》一方面规定了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其实现方法是国家设立不因劳动者疾病老弱而影响生活的保障制度;另一方面规定了公共福利限制下的所有权和经济自由权;第三方面又规定了对从事农业、商业等活动的独立的中间阶层给予生存保障。生存权利规范的确立标志着人权价值重心开始由自由权本位的人权向生存权本位的人权转移,也标志着人权与国家权力关系由国家消极向国家积极演进的不可避免。生存权诞生后很快由国内立法上升到了国际法层面。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将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列为联合国的目的。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公民享有接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享有保持和保障充分生活水准的权利,享有劳动的权利、教育的权利和文化生活的权利。1966年联大又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生存权及相关权利作了广泛规定。该公约第6至8条规定了劳动权,第9条规定了保障健康权,第11条规定了基本生活水准权、免于饥饿权,第13条、14条规定了教育权,第15条规定了保障文化性生活权。

  生存权的权利主体不同于第一代人权。作为第一代人权的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的权利主体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而作为生存权的权利主体则是生活中的贫困者、失业者等弱势群体,所以生存权又被称为社会弱者的权利。可见,生存权的权利主体是具体的、特定的人。当然所谓“具体”、“特定”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中有的人永远是强者,有的人永远是弱者,社会强者、社会弱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强者有可能沦落为明天的弱者,今天的弱者也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强者。在此意义上,生存权的权利主体又是普遍的,只不过有的是显在的、有的是潜在的。

  生存权的性质亦不同于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自由权的实质是个人的自主、自治,是要求国家不干涉的权利。而生存权的实质是保证每个人过起码的生活的权利,是要求国家积极履行保障义务的权利。或者说,自由权是为国家划定的不得介入的行为领域,而生存权则是为国家划定的必须行为的领域。平等权是一项形式性的权利,财产权是一项实质性的权利,而生存权则是一项包涵着形式内容与实质内容的权利。

  生存权的现代内容主要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生存权由初创时期的单一经济内涵,扩大到社会及文化多重内涵,已构成了它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生存权的这一时代特征看,我们在理解生存权时,就必须虑及生存权的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初创时期的生存权仅仅是在第一层面展开的,也就是说生存权仅仅是或者主要是生理上免于饥饿的权利、免于流离失所的权利。而在今天,精神上免于饥饿的权利已经成为了生存权的有机构成部分。如此看来,国内将“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仅仅理解为最低限度的物质保障是不全面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最低限度的经济生活保障;二是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的保障。文化生活的保障主要应通过最低限度的教育、文化、信息资源的提供来实现。

  五、连带性的发展权

  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分别代表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方面。而随着人权思想的进步和人权运动的发展,各类权利主体之间、各权别之间在发展上的连带性问题逐渐突出了出来。这意味着人权理论再次更新换代的时机已经来临。逐渐成型的以发展权为本位的第三代人权观正在占领人权视野的中心地带就是明证。

  以发展保人权的思想在人权初创期就已萌芽,但其规范化的历史则是在“二战”后国际人权宣言、条约的制定中展开的。第一个明确提出发展权概念的是塞内加尔法学家卡巴·穆巴依(keba M’Baye)。他于1972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明确提出:“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发展权,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对发展权的推动作出巨大贡献的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Karel Vasak)。瓦萨克广为人知的“三代人权”理论认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主要包括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瓦萨克根据公民与国家的不同关系样态将第一代人权定性为消极的人权,将第二代人权定性为积极的人权,而将第三代人权定性为连带的权利(the Solidarity Rights)。这种理论十分明晰地解答了不同历史阶段人权运动的不同性质和主题。特别是社会连带性理论的引入,为发展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道德根基。首先,发展权自提出至今其存在与否仍受着多方面的怀疑,但毋庸置疑的是发展权的连带性超越了第一代人权的消极性和第二代人权的积极性,更为妥当地表明了在当今世界中人权发展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虽然从性质取向上看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趋向于要求国家的消极,但在今天离开了国家的积极行动是断难实现的;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虽趋向于要求国家的积极,但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发展的许多领域却要求国家的消极。而发展权概念的提出就很好地解决了消极与积极的关系。其次,发展权概念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构性缺陷,回应了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发展”是“二战”后主要适用于广大殖民地国家的一个词语。自20世纪60年代始联合国先后实施了数个“发展十年战略”,其主题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水准。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境况并未获致根本性的变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处于重重矛盾之中。历史教训和经验逐渐使人们认识到了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必然性和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最后,发展权概念的提出在人权发展史上第一次赋予了人权以动态发展的理念。不管是消极性的第一代人权还是积极性的第二代人权,都是静态意义上的人权。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社会中存在着关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的相对普适、稳定的标准,人权运动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改善人权状况,使之接近或达到这些标准。而发展权的内涵显然不同于第一、第二代人权,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与传统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并行的一种人权,而是关注诸类人权在质与量上的全面提升。

  虽然发展及发展权问题在国际人权舞台上首先是围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提出来的,但国际一级的发展权问题最终要落实为国内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抑或民族的发展权最终要还原为个人的发展权。个人发展权的现代内容包括:第一,自由权与生存权的充分实现是实现发展权的保障。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密不可分、紧密关联的思想是一切国际性人权文件的一项重要原则。公民权、政治权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限制基本的公民权、政治权而片面强调经济上的发展权,只会是侵犯人权的借口;第二,个人潜能的自由开发与个性的充分发展是个人发展权的核心内容。个人潜能是个人发展的先天资本;个性是指个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情以及与之相关的对现实的态度、趋向和选择,它犹如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特质一样要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人们对良善社会的第一要求就是个性的被尊重。善法之所以为善法的第一标志——将人作为人来看待——意指承认并保障每一个体的个性。个性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个性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个性的发展权表现为人的稳定的性格受到尊重、处事方式的自我选择、人生目的的自我确立、思想创造的不受限制、情操良心的自主保存等多个方面;第三,发展机会均等权是实现发展权的基础。起点的不平等是造成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制造社会不公的最恶方式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并为之提供不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发展权利宣言》认为各国在国家一级为实现发展权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就是确保所有人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机会均等。尤其是在当今信息技术社会,一个人要获得充分的发展就必须获得对社会发展的平等的参与权、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平等享受权,获得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知识获取权及信息获取权。

  六、人权制度五大主题的理性互动

  现代人权构成在时间上是代际演进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本位的人权;现代人权构成在空间上是不同文化的产物,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价值观下的人权。而在当下言中国的人权制度建设,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诸种文化交错叠加的多元文化背景上展开的。文化背景的多元要求我们必须从多重视角出发,寻求五大人权主题在逻辑上、制度上及实践上的关系。

  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处于一种通过目的性与手段性互联的逻辑关系中。在五个权别中,自由权是目的性人权,其余各权则是手段性人权。在人权思想体系中,自由权是人权思想的中核,其余各权由之而生发;在人权家族体系中,自由权处于中心位置,其余各权拱而绕之;而在人权发展过程中,自由权处于中轴线上,其余各权相伴而进。所以说,自由权是人权的核心、人权的灵魂。离开了自由权,人权将变为无灵魂的空壳;丧失了自由权,就意味着人的根本消失。

  如果说自由权、财产权是人权大厦的内容,那么平等权就是这座大厦的骨架。在法治社会中,平等权直接表现为对规则的平等使用权和受规则保护的平等权。平等是法治社会的必备信仰和原则。平等权为其余各权的展开提供着前提正义条件,缺失了平等权的凭藉,人权将受到扭曲,法治将被践踏。

  以为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双重保障为目的的生存权是人权制度的安全阀,它为防止和克服某一单一权别畸形发展构筑起最后一道防线。如果生存权得不到保障,人就会丧失起码的尊严,国家也会丧失起码的体面。对人而言,生存权是一个人保持最低人性尊严和价值的底线保障。一个人唯有在生存权获得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才能生成对自由权、平等权、发展权的欲求。对国家而言,生存权是它保持最低国格的底线。一个国家唯有在每个人的生存权获得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展开对自由权、平等权、发展权的建设。如是,国家方能获得必要的合法性、正当性基础。

  发展权反映了人类生活一体化的时代趋势。莱翁·狄骥认为社会连带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人们有共同需要,这种需要只能通过共同的生活来获得满足。人们为了实现他们的共同需要而作出了一种相互的援助,而这种共同需要的实现是通过共同事业而贡献自己同样的能力来完成的”。在当今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人类生活正在向着越来越“整齐划一”的方向发展。这种一体化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在信息和技术支持下的人类生活一体化趋势的发展,每个社会主体,不管是贫者还是富者,不管是弱者还是强者,都有随时被淘汰的危险。富者可能沦为贫者,贫者可能变得更贫;强者可能沦为弱者,弱者可能变得更弱;另一方面,人类生活的一体化内含着文化的多元性与个性的多样性受到侵犯的危险。发展权基于社会连带考虑,对此种种危险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一方面个体有依照自己的意愿充分开发潜能、自由发展个性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体有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同步发展的权利。发展权是人权制度的连带权利,它从各人权主体、人权权别的连带性出发,为人权实践运动提供着一种衡平发展的理念,为消除随意限制、阻碍、克减、侵犯人权全面发展的种种现象提供着制度保证。

  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处于一种实践理性基础上的互动关系中。在实践层面,各类人权要实现齐头并进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理论幻想。处于不同人权发展阶段的国家会有不同的人权制度建设主题选择,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人权建设重点。在一个生存权得到了基本保障的国家,自由权的追求就相对彰显;而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生存权的保障则是制定人权政策的基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项人权的发展都必须以其余各权得到基本保障为前提。尤其是最基本的自由权、平等权,更是不容侵害的,否则一切人权制度建设都将失去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唯有通过逻辑的关联达致制度的匹配,通过实践的理性实现有效的互动,中国的人权制度建设才能真正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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