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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洪:中国大学在人权保障和促进中的作用
 
 

 

中国大学在人权保障和促进中的作用——以武汉大学法学院为例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张万洪


  人权是一个伟大的词汇,也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需要不同部门、各行各业共同参与,为之不懈努力。大学因其资源、人才等优势,在人权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人权研究、人权教育、人权倡导、人权观念的传播和普及等方面可以对人权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本文拟以笔者所在的武汉大学法学院为样本,探讨中国大学在人权保障和促进中已经和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武汉大学法学院在人权保障和促进方面的实践

  (一)武汉大学法学院人权教学及研究情况简介

  1、历史及主要成果

  具有80余年历史的武汉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重镇之一,其在人权教学及研究上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1979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稍后一位知名宪法学者也发表文章,称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的原则态度是“采取反对立场”,“极个别的人……借人权问题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别有用心的。”针对这种说法,著名宪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华辉先生(已故)撰写并发表《也谈人权问题》一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上述观点(该文后收入《何华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师又相继出版了大量有关人权的著作和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人权理论与国际人权》(李龙、万鄂湘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国际人权法》(万鄂湘、郭克强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人权的理论与实践》(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欧洲人权法院判例评述》(万鄂湘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2、课程及学位论文

  万鄂湘教授在武汉大学法学院率先开设了人权法硕士课程,课程名称为《国际人权法》,该课程为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专业硕士生必选课,并对其他专业硕士研究生开放选修。在万鄂湘教授赴北京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之后,该课程先后由石磊副教授、冯洁菡副教授单独或联合主讲。在2008年秋季学期,我们面对本科生,开设了《国际人权与人道法》选修课,由黄志雄副教授主讲。在学位论文方面,万鄂湘教授还指导了多位博士研究生撰写人权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欧洲人权机构研究》(杨成铭,1999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际监督机制研究》(彭锡华,2001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研究》(王光贤,2002年),等等。这些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已逐渐成为我国人权研究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一些专业的博士论文选题也与人权相关,如《发展权与当代宪法》(汪习根,2001年),该文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3、师资及教研特色

  武汉大学法学院有多位老师积极投身人权法教学与研究。仅以参加北欧三国人权机构主办的中国高校教师人权法课程研修班的武汉大学法学院教师为例,就有以下人员:汪习根(2001年,长春),林莉红(2001年,长春),张万洪(2002年、2004年、2007年、2008年,北京),黄志雄(2002年,北京),何其生(2003年、2004年,北京),叶小琴(2005年,上海)。上述人员在参加课程研修班后,无论是否开设人权法课程,都全力将人权视角与知识贯穿于教学内容中。此外,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人权教研活动有明显的务实色彩,如莫洪宪教授、林莉红教授在反刑讯逼供方面的教学、研究与实践,李傲副教授在反性别歧视方面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等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也深受影响,毕业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不断努力。这些校友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人员外,还包括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四川大学法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双聘教授周伟、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龚向和教授,等等。

  (二)法律诊所

  在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资助下,2000年9月,武汉大学法学院等七所法律院校同时开设法律诊所课程,标志着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拉开了序幕。2002年,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迄今为止,已有近100所高等院校的法学院开展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诊所法律教育倡导运用互动的理论,将法学教学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其课程的实践内容一般是法律援助,即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前来寻求法律援助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在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学生去发现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面临的困境,感受法律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意义,体会法律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思考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培养自己作为未来法律人所应具备的公益心和责任感。

  一般认为,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帮助学生学习法律的操作实务。法学教育经常被人诟病之处在于其与实际脱离。离开了具体的社会背景、离开了活生生的当事人、离开了办案的真实感受,分析与推理、规则与原则均失去了依托,成了空洞的语言。法学教育忽略了法律实践中其它领域诸如会见、咨询、事实调查、调解、谈判、起草文件中的许多基本技能,难以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法律人才。但更为主要的是,诊所教育能够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和保护人权。回顾诊所教育在国外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即是人们注意到,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两极分化的加深,法律离穷人越来越远。由于穷人没有钱打官司,他们的权利在遭受侵害时无法获得救助。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法学院的学生开始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活动,并将这种活动纳入法学院的教育体系,称之为诊所法律教育。

  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诊所法律教育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诊所师生通过办理案件,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此外,诊所法律教育通过教育学生保障和促进人权。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正在培养一批又一批拥有熟练的律师技能、拥有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拥有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的优秀学生。受过诊所教育的学生都会具备人权意识,同情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帮助弱者。法律人虽然以法律为业,以法律工作为谋生手段,但法律人的追求目标不应是商业的利润,而是公平、正义、人权。唯此,法律人才能促进法治的发展,促进人权的保障,促进人类的和谐和进步。

  (三)两个中心

  武汉大学法学院有两家机构从事与人权有关的研究: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与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前者已于2003年在湖北省民政厅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后者为大学校内科研机构。

  1、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简介

  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弱保中心”)成立于1992年。当初,我国著名的人权法专家万鄂湘教授在耶鲁法学院学成后回到母校,有感于我国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易受侵害而公益性法律援助机构欠缺和法学院学生极少有法律实践机会的现实,萌发了创建依托高校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大胆设想。在万鄂湘教授的倡议下,将教学、实践和科研融为一体的蓝图得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鼎力支持,中国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等欣然应聘担任弱保中心法律顾问,法学院一大批中青年骨干教师也积极响应,1992年5月20日,弱保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家民间法律援助机构。2003年,弱保中心在湖北省民政厅正式注册,成为湖北省第一家注册的提供法律援助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弱保中心设主任一人,办公室主任一人,下设七个部门:妇女权益部、未成年人权益部、老年人权益部、残疾人权益部、环境保护部、劳工权益部和行政诉讼部,各部设部长、执行部长。弱保中心还聘用专职律师一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本科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弱保中心从事志愿法律援助工作。

  弱保中心自建立之初就将“以最优秀的法律人才为最需要帮助的人依法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十几年来,弱保中心始终信守“三最”的承诺,面向全国为社会弱者义务提供法律服务,许许多多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又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劳工和“民告官”者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依法讨回了公道。迄今为止,弱保中心已接待咨询5 200余人次,回复信件21 000余件,电话咨询约38 000余次,通过中心的网站提供法律意见1 000余次,代理诉讼案件达2 000余起,胜诉率达78%。弱保中心还多次组织城乡普法和调查活动。

  弱保中心依托武汉大学法学院而设立的事实,决定了弱保中心不单纯是法律援助机构,也是法学教育的实践基地。充分利用高校所具有的专业人才优势、强大的理论队伍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将法律援助这一公益性活动与教学科研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为法律院校的学生提供了实践的窗口,促进了法学教学方式的改革,成为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途径,而且对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和促进的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求。

  弱保中心为了加强理论建设,不断总结法律援助和人权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更好地指导法律援助实践,在弱保中心长期从事援助工作的教授、学者们编写了若干套丛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理论与实务丛书”。其中,《社会弱者权利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常识》、《欧洲人权法院判例评选》、《法律文书大全》等书已经出版发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百姓法律问答》丛书共10本于2004年全面发行,免费赠送给当事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读本》共6本也于2004年初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权利救济理论与实务》(《未成年人权利救济理论与实务》、《行政诉讼权利救济理论与实务》、《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理论与实务》、《妇女权利救济理论与实务》、《外来劳工(农民工)权益救济理论与实务》)丛书也已陆续出版发行。

  作为全国首家法律援助机构,弱保中心成立以来一直倍受媒体关注,在国内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全国各大新闻机构都竞相报道中心的事迹,包括日本NHK电视台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境外媒体的记者也先后来弱保中心进行采访报道。社会各界对弱保中心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各种社会荣誉也接踵而来,先后被国务院、中宣部、团中央、司法部和湖北省团委等有关部门授予“全国扶贫助残先进集体”、“全国首届青年志愿服务杰出集体”、“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和“湖北省青年志愿者活动示范点”等光荣称号。美、法、德、加、日、英等国的教授学者纷纷来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访问活动。在英语世界中出版的有关中国法律援助的学术文献中,必然会提到弱保中心。 中国人权白皮书对弱保中心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肯定。

  至今弱保中心已经走了近20个年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志愿者精神的倡导、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等方面,弱保中心都起到推动和带头作用,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但是弱保中心的志愿者们并没有止步不前。2006年年初,弱保中心全体人员制定了新的战略规划,即在继续开展法律援助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公益法研究、公益诉讼的开展,并将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公益法的宣传与倡导工作。在做出这样的战略规划后,弱保中心办理了全国首例状告公安机关非法查验身份证案,成功地发挥了自己通过公益法活动维护人权的作用。弱保中心对本案的成功代理,对于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对于倡导公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重要的示范效应,也充分说明弱保中心在公益诉讼和人权保护方面尚有巨大潜力。

  2、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公益法中心”)系武汉大学校级人文社科研究机构,成立于2007年9月。中心成立的灵感来自于公益法运动 ,以及其创办人2006年的一次对菲律宾“发展性法律”的考察。公益法中心挂靠武汉大学法学院,并以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为依托。

  我们创办公益法中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公益法运动方兴未艾,我们必须用明确的旗帜,因应、参与并引领这场运动。考虑到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作为湖北省唯一在民政厅注册的从事法律援助的非企业法人机构,已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我们即拟通过成立一家校内的研究机构,以法学为基础,以公益和发展为切入点,从事有关人权的课题研究,提倡并从事跨学科研究、从实践出发的研究,与弱保中心紧密配合,优势互补,通过合作出版、联袂倡导等方式,共同因应、参与并引领公益法运动,探讨通过公益法运动促进国内人权法发展的策略。

  公益法中心成立以来,已举办多场公益、发展与人权圆桌讲座/论坛(如邀请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法学教授康大卫(David Kaye)讲授美国“反恐战争与人权保护”、与香港亚洲人权委员会合办“公益诉讼与社会发展研讨会”等),并发挥教育机构的特长,对农村基层法律工作者开展培训,在法学院开设农村社区法律赋能诊所,有力地推动了与公益、发展、人权有关的法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二、中国大学在人权保障与促进中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随着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促进人权事业发展已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原则,各个大学相继成立人权相关的研究机构,开设人权课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授投身人权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中国大学广泛、深入地参与人权事业为“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这一论断增添了一条生动的注释。同时,政府的重视和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也为大学参与该事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然而,现实中还是存在一些挑战,需要我们克服,以使中国大学在人权的保障与促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资金不够充足。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等课题资助力度都大幅增加,但仍很难说已经满足高校人权研究的需要。而且,上述基金资助一般仅资助理论性的研究;耗资更多、更需经费支持的人权实务工作,很难得到上述基金支持。目前后一类项目主要的资助方是外国基金,如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在国内大学人权项目普遍筹资能力不强的情况下,让人们不免对这种资金来源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其次,思想不够解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突破了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的“左”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人权观念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现实生活中包括高校管理者和部分教师在内的人,有意无意间仍将人权视为“禁区”或敏感区域。这一方面阻碍了他们自己进入人权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大学内的人权“先行者”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再次,学生参与有限。目前人权课程在各大学都是选修课。有些人权理论课程的讲授没有结合生动的社会现实,流于道德说教或国际公约的条文介绍,枯燥乏味,吸引力低。此外,学生也没有看到在就业市场上与人权相关的工作机会,从就业、实用的角度也限制了学生选修人权课程。至于与人权有关的法律诊所课程,则囿于经费、师资等原因,吸纳的学生也十分有限。上述因素综合起来,导致相对于那些人权教育开展较为成功的国家而言,我国的大学生接受人权教育的机会较少。

  最后,研究方法落后。2002年,英国艾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教授迈克尔·弗里曼(Michael Freeman)出版其《人权:一个跨学科路径的研究》之后,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 伦敦城市大学安东尼·伍迪怀斯(Anthony Woodiwiss)教授于2006年发表《法非万能——人权与法律主义的局限》一文,直指仅从法学角度研究人权的局限。 同年,弗里曼的同事、艾塞克斯大学教授托德·兰德曼(Todd Landman)则出版《研究人权》一书,系统介绍如何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人权。 人权的跨学科研究从自发变为自觉。学者们开始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路径研究人权和国际人权法,产生了一批跨学科研究人权的团队,成果斐然。反观我国大学的人权研究,则还没有跨越学科的樊篱,没有形成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成果。这也是我们亟待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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