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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权政策与实践的发展和演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权政策与实践的发展和演变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 庞 森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权情况,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应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看,不宜强调一方面,忽视甚至否定另一方面。

  所谓从纵向的角度看,即从一个国家现有的情况与其过去的情况相比较,考虑其历史、宗教、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特点,对其人权状况作出评判。这样做有利于全面了解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发展历程,客观判断其人权状况是在进步还是在走下坡路,防止不顾一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条件,对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作出不恰当的评估,并对其政府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提出不恰当的要求、批评和指责。

  至于从横向的角度看,则是将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与其本地区其它国家及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作比较。横向比较有利于发现一个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样做的目的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值得注意的是,在作横向比较的时候,要顾及不同国家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防止以某一国家或者某一部分国家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更不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努力中掺杂进意识形态因素,或者将人权作为实现一国国内政治目的或外交政策的工具。

  本文重点对中国人权观念、政策及实践的演进,特别是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来人权领域产生的变化作一个简要分析,通过历史回顾,描绘出中国人权状况的发展轨迹。

  一、人权观念的发展变化

  中国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社会形态等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许多落后的理念,如轻视妇女和强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封建等级思想。

  对于中国来说,尽管传统的治国思想中不乏“民贵君轻”的思想,但“人权”这个词本身是舶来品。人权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17世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掀起启蒙运动,率先提出 “天赋人权”的口号,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可剥夺。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后把“天赋人权”的思想写进《独立宣言》,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阐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明清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逐渐增多。清政府曾派出公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其它国家的治国理念,西方的各种思想渐渐传入中国。清朝末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包含了一些有关保护基本人权的内容,如“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新中国起草的第一部宪法包括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以及宗教信仰和人身自由,但没有使用“人权”这个词。在思想理论上,人权问题成为专家学者鲜为涉足的领域。

  在1966年至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强调阶级的化分,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不加阶级区分的人道主义受到批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遭到摒弃,宪法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导致全国陷入一场大灾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给中国的人权观念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国内的法制建设以及参与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态度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也不断完善,各级政府和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二、立法和司法方面的进展

  随着观念上的改变,中国保护人权的实践也不断改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加强国内的立法、司法建设、保护公民基本人权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实行民主与法治是保护人权的有力手段。司法机关通过司法活动促进人权保护。虽然国际人权公约不能在司法判决当中直接引用,但是,通过在国内法中吸收和转化国际人权标准,达到人权价值、理念和方法的广泛传播和运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立法机关,也是中国首要的人权保障机构,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正,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它确立了人权原则,进一步完善了民主宪政;突出了人权价值和理念,成为中国“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

  《宪法》对人民法院的组织、职权、审判原则和制度作了规定,强调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的中立性、独立性、公正性,要求司法程序公正、透明,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审判独立、公开、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中国颁布、修改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律师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司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司法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如无罪推定、控辩平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上诉不加刑、合议制、人民陪审制、两审终审制等,以保障司法活动的公正与效率。

  三、政府及民间社会的努力

  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国的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人权保障方面负有重要责任,这一点与联合国有关公约和宣言的规定是一致的。人权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价值和标准,并成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人权知识干部读本》成为公务员学习和进修的必读教材。

  中国没有设立专司保护人权职责的国家机制,但各级政府内都设立了与特定权利主体或特定事项有关的工作机制,如保护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的委员会等,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组织和力量为基础的人权保障机制,立法、行政、司法都负有保障人权的职责。

  由中国古代申诉制度发展而成的信访制度,为公民表达不满情绪和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也是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的一种救助手段。各级党委、政府和其它国家权力机关都设立了信访部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诉求。信访机关对各种问题进行调查、协调,提出解决方案。作为信访制度的补充,各级国家机关还普遍设立了一些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工作机制,例如机关首长接待日、热线、信箱等等。一些地方政府公布所有领导电话号码,设立公开信箱,接受监督和举报,有利于迅速高效解决问题。公安部规定公安局长应当公布自己的姓名、职务和联系电话,接待群众来访后应当写明具体处理意见或工作要求并亲笔签名;不能当场解决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按程序办理完毕答复信访人。

  2009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首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规划明确宣布了人权的详细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重点人群如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保障。这一计划的公布标志着中国的人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近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政府的相关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起稳定、紧密的联系,这种关系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补充、监督政府运作、动员社会力量,全国妇联、青联、残联、全国总工会等在保障特定群体的人权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后,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物资捐赠、环保、医疗、心理咨询、教育等领域开展行动,在提供深入、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活力。

  包括联合国协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了中国履行人权公约报告的撰写,并推动政府采取具体步骤,落实条约机构的审议结论和建议。2009年,中国首次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审议,中国联合国协会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会前召开协商会议,对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做出评估,既肯定其取得的进展,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应该加以改进的地方提出积极、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不少被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准备的会议文件所采纳。

  四、对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态度

  在国际上,中国一贯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支持联合国为促进和维护人权所做的努力。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重返联合国初期,中国没有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随着中国对联合国了解的加深以及改革开放进展的开始,中国从1979年起作为观察员出席人权委员会。1981年,中国在经社理事会上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此后一直连选连任。

  中国加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后,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有关人权国际文书的讨论和起草工作,中国参与起草的国际文书包括《儿童权利公约》、《保护所有移徒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被迫或非自愿失踪宣言》、《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个人、团体或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世界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等。

  中国对于签署和加入国际公约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1980年至1987年,中国共签署、批准或加入10项人权国际公约。1989年以后,中国加入了更多的人权公约,特别是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现已加入18项国际人权公约。对于已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一贯认真对待,采取各种措施履行公约义务,并根据公约的规定及时提交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接受有关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审议。

  人权问题是联合国议程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冷战期间,联合国人权领域的工作被罩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人权委员会是东西方两个集团斗争的战场,人权成为相互攻讦的工具。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争,中国采取超脱立场。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东西方之争转为南北之争。一些国家将人权问题当作实现国内政治或者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发展中国家成为受指控和攻击的主要对象。“自1992年至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58项国别人权决议,几乎全部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倾向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尖锐批评。

  中国认为,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不一,对人权的看法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对于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不同观点,需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中国代表在人权委员会上多次指出,各国国情不同,对人权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应该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中国对于通过对话与交流探讨促进和保护人权持积极态度。中国与欧盟、加拿大、英国、挪威、瑞典、美国等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人权对话与交流,召开人权与司法研讨会、司法圆桌会议等。中国也与巴西、尼泊尔、古巴、老挝等发展中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了交流与磋商。2000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在北京举办了第八届亚太人权研讨会。40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信祝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时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专程来华参加了会议。

  1998年9月,罗宾逊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会见了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西藏、上海地方政府负责人举行了会谈,与学术界、宗教界、教育界、妇女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了座谈,并与下岗职工、农民和学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双方还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表达了双方开展合作的意愿。

  2000年,罗宾逊夫人再次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关于开展人权领域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司法管理、人权教育、法制建设和实现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

  在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过程中,决定设立人权理事会,并制定了普遍定期审议制度,这在人权普遍性方面是一个进步。但国际社会必须摒弃以前人权领域存在的人权政治化、选择性和双重标准等问题,真正做到客观、公正。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的威望,确保国际社会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沿着正常的轨道不断取得进展。

  五、结论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以及参与人权领域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另一方面,中国也坦率地承认,保护和促进人权是长期的系统工程,人权的改善是没有止境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人权状况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尚不健全,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和尊重人权的意识有待加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公众再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影响了公民的利益和权益,等等,莫不显示,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正在根据自己的国情,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和文化成果,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向前发展。尽管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谁都不能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容质疑,中国的前景是好的,明天的中国必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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