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首页  | 论坛介绍  | 会议议程  | 领导致辞  | 论文发言摘要  | 与会代表  | 相关报道  | 图片报道  | 视频  | 60华章中国人权  | 人权白皮书  | 相关链接  |
  人权网 > 专题 > 特别报道 > 第二届北京人权论坛 > 论文发言摘要
菲利普·林奇:人权、外交政策与发展 澳大利亚在国际和亚太地区的作用
 
 

 

  人权、外交政策与发展:
  澳大利亚在国际和亚太地区的作用
   
   澳大利亚人权法律资源中心主任兼首席法律顾问 菲利普·林奇


  1.前言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对澳大利亚的人权状况进行定期审查时,一位独立人权专家要求澳大利亚抓住机遇――履行义务――力争成为“AAA”级的人权国家。

  本文意在回答这位专家在其要求中提出或暗示的三个问题。第一,澳大利亚为什么应该力争成为“AAA”级人权国家?第二,澳大利亚有没有成为“AAA”级人权国家的必备属性,具备不具备成为这种国家的先决条件?第三,如果这个目标真的值得追求,澳大利亚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步骤和措施,特别是在国际和地区层面上?

  2.基于人权的外交与发展道路 —— 乐善好施于天下者

  艾利森·布里斯克在其重要的新作《乐善好施于天下者:人权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有少数为促进人权而不懈努力的高尚国家――作者称之为“乐善好施于天下者”――会牺牲本国的利益去帮助那些不相识的人?她的回答很简单……他们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艾利森作这样的回答并非是说没有什么国家会理直气壮地宣称充当乐善好施于全球者。相反,她解释说,这些国家在建造和再造自己的国家利益时是有长远考虑的。这种长远考虑就是建立一个尊重和推崇人权、安全、民主和良政的按规则运行的国际体系。她认为,乐善好施于天下者将奉献给国际人权事业的鲜血、财富和政治资本视为一种投资,而不是损失。   她继续说,他们已经学会把自己视为国际社会中相互联系的成员,在人权受到尊重的情况下,这个国际社会可以尽全力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服务。 

  换个角度说,乐善好施于天下者都认识到,国内和国际都迫切需要:第一,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社会秩序;第二,各国都遵守这些规则;第三,治理全球性问题的有诚意的多边承诺。他们认识到,没有上述这些必要的条件,气候变化、贫困、金融不稳定、食品安全等紧迫问题将继续存在下去,严重影响全球、地区与国家的和平、安全与发展。

  除认识到不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中采取一贯的高尚措施的危险性之外,乐善好施于天下者还看到了这种认识的好处并从中获益。成为崇尚人道的国际主义国家,充当人权事业的促进者,好处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可预测的国际和地区政策环境。第二,提高国际信用和增加外交资本。第三,随着国内、双边和多边人权政策与相互关系共同准则的建立而提高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第四,与其它推崇人权的国家建立多样化的横向国际网络。   第五、发觉和倡导具有普遍性和建设性的民族价值与特征。

  3.澳大利亚有没有成为“AAA”级人权国家必备属性,具备不具备成为这种国家的先决条件?

  布里斯克教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证明,一个国家要成为高尚的人权倡导国需要有一些必备的属性或“内在的东西”。

  第一,作为人权倡导者的国家应该是开放的、民主的,拥有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权社会。成熟的国家应该有一支强大的非政府力量,应该欢迎非政府组织提出批评,并将他们的批评作为认识和协力解决人权问题的契机。

  第二,作为人权倡导者的国家应该是国际化和网络化的。第一和第二种属性构成“实现国际主义的手段和动机。 
 
  第三,作为人权倡导者的国家应该有相当的发展水平,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安全。布里斯克认为,至少应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安全保障,生存和福利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使人们有条件去畅想整个世界的发展远景。 

  第四,作为高尚的人权倡导者的国家,它的社会阶层差距应该比较小,应该有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世界化社会。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公平和参与之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深化民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使实现国际主义的可能性得以增加的另一个积极因素是中间力量的国际地位。” 布里斯克指出,中间力量,特别是地区性中间力量,作为各种体系和制度的创立者,可以扮演建设性的国际角色。这些中间力量对多边主义和建立国际共识非常感兴趣,可以在全球争霸战中起到决定性的平衡作用。当这些中间力量坚定不移地投向某一同盟或国家集团时,情况更是如此。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认为,澳大利亚有条件成为高效的、高尚的、坚持不懈的人权倡导国。澳大利亚是一个民主的、全球化的、多文化的国家,它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网络化民权社会。澳大利亚社会阶层差距相当小,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社会相当稳定。澳大利亚肯定也是一种中间力量,尽管最近有一种向所谓“志向相同国家”紧密靠拢和与本地区邻国并不那么紧密地靠拢的强烈倾向。 我这里有一个很少有人知道,但却值得一提的事实。在制定《世界人权宣言》时,澳大利亚曾把自己定位于独立的中间力量,不与任何集团结盟。在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谈判中,澳大利亚使用这种独立立场发挥了中间人和桥梁的作用,强烈主张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美国的观点一致)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充分就业(与苏联的观点一致))之间的包容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   历史事实必须借鉴。 

  进行上述评估之后,接下来我要就澳大利亚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比较积极的、有影响力的人权倡导国提出一些中肯建议。尽管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澳大利亚很像是一种中间力量,因为它所处的地区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地区性人权制度或人权机制的地区, 也是唯一没有严重的人权和发展问题的地区,但我认为它在倡导人权方面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

  我想从我认为澳大利亚能够并且应该在国际、地区和当地层面上做些什么的角度提出我的建议,每个层面仅限于两到三条。

  4.澳大利亚应如何进一步做好促进人权和发展的工作?

  4.1国际主动

  将促进人权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国际层面上,澳大利亚应该从战略上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国际公民和人权倡导者,包括制定一贯的综合性人权与外交战略。 政策应该寻求主流化,将人权事务融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包括援助、发展、贸易、投资、移民、环境、商业与安全等各个领域。政策应包括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和承诺。

  澳大利亚在人权领域采取的国际性、地区性和双边性措施应该保持一贯性、原则性和坚定性。

  澳大利亚的安理会成员国候选资格

  澳大利亚现有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候选资格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从事这方面努力的旗帜。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正在争取被选为2013-2014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成员。外交部介绍候选资格的一本小册子将“尊重人权”称之为澳大利亚开展国际接触活动的四大支柱之一,并力主澳大利亚成为“人权的全力倡导者”。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在制定和执行国际人权规则和制度的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向前看,澳大利亚应以安理会成员国候选资格承诺促进和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进一步细化人权标准,在国际、地区和当地层面上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等。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候选成员国,澳大利亚应该承诺在人权领域采取有原则的一贯性措施,确保国内政策和行动符合人权原则。澳大利亚应该利用其安理会成员国候选资格,在倡导国际人权、法制和良政的过程中促进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如果澳大利亚被选进安理会,应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安理会对人权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做出有效的反应,也包括与人权有关的气候变化、贫困、金融不稳定和食品安全等问题。

  澳大利亚还应该利用它的候选资格和席位,如果成功入选的话,进一步推进积极的国际人权议程的制定和落实。这方面已经有好的先例。加拿大曾经利用其1999-2000年在安理会的席位促进了平民的保护工作(包括通过有关人道主义干预的重要决议);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等人权机构的议题直接纳入安理会的讨论范围;使国际社会关注“冲突钻石”和商业与人权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澳大利亚还可以而且应该对具有国际人权重要性及在战略上与澳大利亚国内和地区利益和义务相一致的事务做出类似的重点承诺。这些重点工作包括倡导:(1)死刑延缓执行和在全球范围内废除死刑;  (2) 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土著人的社会地位;  (3)进一步研究制定强有力的国际与国内商务和人权事务监管准则; (4)推进性别平等和非歧视运动的发展,包括减少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行为  (5)在人权和人类安全的框架内解决恐怖主义威胁问题;(6)落实“保护责任”原则;  和 (7)在人权框架内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在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澳大利亚还应该有前瞻性地、积极地、有原则地、持之以恒地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不管是以积极的观察员国身份还是以成员国身份。在确保人权理事会作为讨论、促进和加强国际人权事业的主要的多边论坛充分履行使命、发挥全部潜力方面,澳大利亚具有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可以立即采取两项具体行动。

  第一,澳大利亚应该公开承诺,作为国家政策和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将根据联合国大会60/251号决议,“通过有原则、有诚意的竞争进入人权理事会”。 正如由国内和国际主要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一个联合体最近写给联合国各成员国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这一过程将涉及到以下问题:只投选其人权记录和竞选誓言符合60/251号决议对成员提出的国要求的候选国家;支持并鼓励其它国家支持选举;各自分别支持或投选候选国家,而不得在投票中搞地区性联合或联盟;在介绍和评估誓言、承诺、人权记录和候选资格时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磋商。  

  第二,澳大利亚计划在2011年通过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查。最近对加拿大的审查结果显示,为普遍定期审查做准备,一定要有周密的计划并与政府机构和民间社团进行“公开、透明、及时的实质性接触。参照加拿大参议院人权常设委员会的建议, 澳大利亚应为准备和应对普遍定期审查制定周密的计划。计划应列出就澳大利亚的人权义务及听取和落实普遍定期审查建议等事宜与民间社团、国会议员及澳大利亚民众进行公开、透明、及时的实质性接触的具体日程。

  澳大利亚对千年发展目标和全球减贫的承诺

  人权、发展与贫困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正如1968年第一次世界人权大会所宣布的那样,“人权事业取得持久进展的前提是各国和国际社会制定正确而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作为对本声明的部分落实,联合国大会于1970年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确定了占国民收入7%的发展援助目标。   2008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多哈举行的指在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国际发展资助会议再次确认了上述目标。

  有关发展援助的规定是一个国家为全球发展、安全、和平与良政作贡献的重要工具之一;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宣传自己的价值,从而促进国家利益的重要外交政策渠道之一。

  除了考虑国家利益之外,提供发展援助还有一个合法的尺度。根据有澳大利亚作为缔约国之一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力国际公约》第2(1)条规定,澳大利亚在法律上有义务“通过在可获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国际援助与合作”帮助(它国)实现社会与经济权利。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已承认这种义务是“有能力在这些方面援助它国的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 
 
  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和世界上人均国民总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完全有能力通过对外援助为国际合作做出重大贡献。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2008-2009年度仅为0.32%左右,2009-2010年度预计为0.34%左右。   现政府已承诺到2015年将援助开支增加到国民总收入的0.5%,但即使这样,澳大利亚离国际上取得一致的0.7%的目标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且远远落后于堪称为乐善好施于天下者的国家,如挪威(0.95%)、瑞典(0.93%)、丹麦(0.81%)、荷兰(0.81%)和爱尔兰(0.54%)。

  最近,一些主要援助与发展组织已经对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表扬,这是公正的,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加强了与其它捐助国的协调合作,提高了援助工作的透明度,增加了对基本健康和基础教育的重视,加强了监督和评估,批准了联合资助计划,改善了援助计划的国内管理。   然而,与其它许多国家相比,澳大利亚政府的海外援助计划仍显不足。从援助支出与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来看,澳大利亚的贡献从1970年以来已大大减少。到2006年,澳大利亚已经在22个捐助国中下降到第15位,以至于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最近对澳大利亚进行定期审查后不无遗憾地指出,“2008-2009年度,这个成员国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支出只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32%,而联合国为发达国家规定的海外发展援助目标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作为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我还想补充一点:澳大利亚也是有动机的),澳大利亚应该快速行动起来,积极落实委员会关于“这个成员国应该将其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增加到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的建议。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澳大利亚的援助与发展计划要继续与人权政策和承诺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包括支持人权制度与规范的制定,帮助各国政府和民间社团提高维护人权的能力。

  澳大利亚,商业与人权

  企业活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广泛的和渐进的。公司企业有能力提高福利、推动发展、改进技术和创造财富,同时也有能力从不利的方面去影响人权、个人生活和社会。

  关于公司企业在人权和责任方面做什么、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国际和国内层面上的管理和监督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正如联合国商业与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最近所说,由于没有与之相关联的法律和制度上的全球化,商业全球化使上述缺陷变得越加严重。他归结道:“在没有足够的制裁和惩罚措施的情况下,这些缺陷给各类公司企业提供了从事不正当活动宽松环境。  

  特别代表2008年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的题为《保护、尊重与补救》的报告提出了如何将人权责任交给公司企业的建设性的好办法。   特别代表在他的框架准则中提出了一种责任和义务。第一,国家有责任保护人权。第二,国家有责任对第三方(比如公司企业)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补救措施。第三,公司企业有义务尊重人权,或至少不侵犯人权。 

  随着最近特别代表权限的重新认定,各国将有机会也有责任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这一准则。   我个人认为,对澳大利亚来说,这种机会和责任非常重要。说机会,是因为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先进高效、合理合法、周密严谨的商业准则和运行机制。说责任,是因为目前还没有适于澳大利亚公司在海外与东道国政府或民众打交道时遵循的明确的人权准则。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公司还是具有高度全球化性质的。澳大利亚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地区往往缺乏监管或监管不严,或者政府部门不愿意或没能力在他们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监督公司的行为或执行相关标准。澳大利亚公司,特别是矿业公司,可以对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权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食品权、饮水权和健康权。  

  根据特别代表的观点,提倡尊重各项权利的最好办法是发展这样一种企业文化:在这种企业文化中,让人们自觉认识到尊重权利是事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府处于激励这种文化发展的特殊位置。形成治理市场的创新机制,充分行使监管和服务职能,政府便可在鼓励工商企业尊重人权的同时又使他们有能力追求商业目标。在对可以和应该追求的政策创新范围不加限制的情况下,我建议澳大利亚至少考虑使用下列软实力措施去落实商业与人权的“保护、尊重和补救”准则。第一,澳大利亚应该把特别代表提出的准则作为制定国内外公司人权政策与措施的基础,从而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另外,澳大利亚应该积极支持和参与特别代表的工作,包括正式邀请他率代表团到澳大利亚会见政府官员、商界人士、人权非政府组织人士和其它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第二,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和市政当局应要求将人权条款加入政府合同。第三,政府部门和市政当局就进行或要求进行人权影响评估,特别是在大型项目上。第四,政府部门和市政当局应支持社会责任市场指数的采集和鉴定计划,比如,政府部门至少应该将这类指数和计划作为政府采购政策与实务的一部分进行考虑。第五,也是最后一项,澳大利亚应该带头制定自愿的全国性商业指南,明确如何在尊重和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从事商业活动,包括在本土以外的商业活动。  

1,2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相关链接
.
中国人权
主编信箱:humanrightscn@yahoo.cn|关于我们
主办单位:中国人权研究会
北京五洲泛华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