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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西藏家庭与西藏现代化三个发展阶段
 
 

 

西藏家庭与西藏现代化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格勒

 

  一

  自1990年开始,我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带领课题组成员在西藏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我们的调查对象以家庭为主。调查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全面深入调查,客观、具体、生动地描述并反映民主改革五十年来西藏社会的变迁,调查的范围包括西藏的城区、农区和牧区三个不同类型的地区。调查点之所以选在上述几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就是为了使我们选取的样本更具代表性,能够基本上代表整个西藏家庭社会经济发展概貌。

  我们的调查都是在统一调查问卷、统一调查时间和统一调查对象等条件下,各调查组分赴城市、农村、牧区各调查点进行的。调查问卷是根据课题的总体要求和需要设计的。其横向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家庭基本情况、家庭人口、家庭关系、家庭组织结构、家庭收入和支出、家庭经济管理状况、家庭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家庭生活方式、住房情况、劳动力、业余生活时间安排以及养老、生育、子女教育、婚姻等共17大项目。这些内容以西藏家庭的社会经济变化为中心,既可以反映出当前藏区基层社会婚姻家庭以及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又可以对民主改革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人口等方面的全面情况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其纵向分为四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民主改革前”,即1959年以前;第二个阶段为“民主改革后”,即1959年至1966年;第三个阶段为“人民公社时期”即1966年至1980年;第四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即1980年至2008年。我们这样划分阶段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各项调查统计数据进行比较,试图从中发现过去五十年西藏家庭社会变化的轨迹。

  对西藏家庭社会经济的状况,中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以及藏学家都曾作过部分实地调查研究,但这些调查时间已经较久,调查的覆盖面也很小,而且运用抽样问卷调查者更是寥寥无几。我们在过去十多年的家庭调查可以说是近年来藏族社会调查中规模较大、涵盖最广的一次。它为研究西藏家庭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为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西藏基层社会变迁提供了调查者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的丰富资料。

  二

  我们为什么重视对家庭的调查和研究?因为家庭问题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尤其是自从联合国把1994年定为国际家庭年之后,家庭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学术界许多研究家庭的权威人士认为:迄今为止,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社会细胞,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仍然很大。今天世界的和平和社会的安定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家庭这个构成人类社会基本分子的功能、结构的和谐与协调。同样,家庭在西藏也是千千万万个小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绝大部分藏族农牧民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生活,大多数藏人都生活在家庭中,家庭生活已构成西藏社会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它牵动着每个藏人的个人情感、民族感情和经济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的稳定与发展是西藏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其次,家庭在西藏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西藏居民的衣食住行的特点基本上都是通过家庭反映出来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包括两性的结合、生育、抚养、教育、成人、养老、送终等更离不开家庭。如果说整个西藏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宏观社会,那么家庭是西藏人民日常聚集和共同生活的微观社会环境。几千年来,人们以家庭为中心,进行各种生产,从事一切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一部西藏家庭社会变化的历史,实际上以缩影形式再现了整个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西藏家庭的变迁实际上就是西藏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决定从家庭这个微观调查入手,试图了解和探讨西藏民主改革后五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状况。

  家庭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五十年来,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变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家庭的影响。尤其是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和自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西藏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得西藏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在这篇论文中难以包罗万象,以下仅就我参加课题时的所见所闻和从我们问卷统计的结果所显示出的一些问题谈几点体会。

  三

  我们这次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民主是改革西藏人民知晓程度最高的国家政策和政治大事之一。人们普遍对民主改革记忆犹新,并表示非常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有几条:

  1.传统的西藏社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早期封建社会--封建农奴制。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农奴被迫按照封建领主的规定,以失去人身自由为代价从封建领主那里领取一块份地,世代使用,从此农奴被终身束缚在土地上,对封建领主处于人身依附的地位,成为农奴。土地和大部分牲畜掌握在占总人口5%的僧侣、贵族和地方政府手里。广大农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要承担相当沉重的无偿劳役,缴纳高额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劳动者的生产仅足以糊口、苟延生命,他们的生产仅起一个维持延续生命的作用。农奴们也很清楚,他们生产的任何产品的增加,大部分都会被领主掠夺,被少数人消费享用。因此,人们必然会失去任何改进生产技术和增加产量的劲头。我们实地调查中了解到,无论是西藏江孜班觉伦布村昔日被称作“朗生”的家奴们,还是拉萨“鲁固帮仓”昔日的乞丐们,都认为民主改革前的社会是极少数人享乐,大多数人贫穷的黑暗社会。1959年至1961年的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次废除了西藏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广大农奴分得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和牲畜等基本生产资料。百万农奴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放牧,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且民主改革废除了广大农奴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农奴获得了自由,并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享受着宪法和有关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直接参与自己管理自己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活动。人民从这场变革中尝到了从未有过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得到了实惠。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如朗生、堆穷以及乞丐、铁匠、屠夫等,在旧社会他们一无所有,民主改革以后,不但分得土地、牲畜、房屋,而且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与他们昔日的主人平起平坐,获得了真正的翻身解放。据统计,到1960年1O月,西藏全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共没收和赎买了农奴主阶级占有的耕地280多万克(每克相当于一亩),分给了20多万户、80多万无地的农奴和奴隶所有,同时还在农牧区解放了2万多名奴隶 。正因为如此,被调查者中凡满40岁以上的人,对这场举世瞩目的社会大变革印象深刻,评价很高,满意程度也很高。

  2.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以单一的世俗的国家的政治权力来代替分散的传统的宗教的家庭与种族的政治权力,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西藏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十分明显的。在过去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制度中,大多数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统治是以基于血缘关系而构成的集团来实现的,属于一种低层次的社会发展阶段。民主改革把大多数人从被少数人统治的不合理的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的命运,是藏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藏族民众普遍参与政治的第一步。尽管它不够完善,并仍然存在任人唯亲的情况,但基本的原则是任人唯贤。解放后在西藏建立的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为民众更广泛地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参加党团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接受各种不同层次的培训,成为普通藏族群众参与政治管理的重要途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任何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个人,都有可能通过选举而进入政府或其他社会管理机构。以选举或任命为基础的统一国家行政组织建立到乡镇一级,基本上取代了过去部落的或以家庭密切相关的分散的传统的政治组织。新的行政管理组织的成员的组成和选择,是以其才能和社会成就为依据,而不是以他们的家庭背景和贵贱做决定。尤其是村长、乡长改由民主选举之后,选民们能够认真慎重地对待自己手中的一票,不能主持公道的候选人就会落选。这实际上体现了民众对自我命运、国家、民族和集体命运的关心,以及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3.民主改革前后相比,西藏农村的粮食生产增长迅速,牧区人均拥有的牲畜数量增加了近一倍。民主改革为大多数西藏弱势群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尤其是民主改革后4、5年里,西藏大部分农牧区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没有改变,使家庭经济有一段加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体经济极为适应当时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民主改革后连续6年全西藏农牧业生产都增产增收 。现在许多西藏的干部和群众也认为,这个时期是西藏解放后最好的时期之一,将其称作是西藏的“黄金时代”。实际上也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人们对这场改革记忆深刻,永世难忘。

  4.群众对民主改革时期的“老西藏”干部(第一批或二批进藏的干部)有好感,许多老农牧民和居民夸当时的干部懂政策,工作深入、生活俭朴,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事,与藏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迄今都很怀念他们。

  四

  西藏民主改革后不久,家庭经济尚未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另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革在西藏农村、牧区和城市里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这就是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而且西藏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过程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进行的。因此,这场改革基本上是政治主导性的变革,社会和政治革命的步伐明显快于经济水平的提高,而物质生产力并没有相应地得到大幅度提高,形成了我们常说的“穷过渡”。无论是公社,还是生产队,不仅仅是超越家庭、家族和部落的经济组织,而且是行政组织,其功能不仅仅是生产资料从家庭所有变成集体所有,而且生产经营中的劳动组织和分工也从家庭范围扩大到生产队。产品和资源的分配也以队为单位进行,同时推行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甚至社员少量的自留地、自留畜等在西藏也一度被取消。在城市里把家庭私营商业和服务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许多生产民族商品的手工业都被迫转产。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的传统功能除了养育孩子和养老防老等之外所剩无几。应该说,从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到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组织生产,在西藏是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但这次变革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建立和加强阶级队伍,大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从而使阶级意识不断上升,而以家庭为中心的血亲关系逐渐淡化,血缘意识受到遏制。农牧民家庭成员都在生产队统一管理之下。凭工记分,靠工分吃饭.由于从生产到分配、销售都实行国家下达的统一计划,县政府、公社、生产队实行一条龙管理和服务,所以家庭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同时,家庭成员对集体、国家的依赖性也随之增强。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习惯于这种平均分配原则下“一大二公”的依赖生活。甚至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仍有不少老牧民留恋人民公社时期的依赖性的经济生活。如,安多县腰恰乡的调查问卷显示,46户牧户中还有26%的户主表示对人民公社制度“满意”。一位当地的老牧民说:那时(人民公社时期)“大家都按工分吃饭。没有贫富不均,而且看病不要钱,子女上学不用愁”。但大多数被调查者(包括农区、牧区和城市)表示对人民公社制度“了解”,但“不满意”。其原因之一就是统购统销,平均分配,一切统一计划的体制不能激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加上严格的口粮制度和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和商品交换,所以经济不但没有持续发展。反而受到破坏。自一九六六年起,西藏粮食三年减产,两年平产。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全面下降.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

  在历史上,藏民族就很巧妙地把农业和牧业、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高原上最理想的家庭经济结构。人们在高原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是土地,二是家庭手工业。吃靠土地,用靠手工业。但“文革”期间,大量的手工业工人被强行转为农民,仅江孜镇就有500名手工业者转为农民。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中,农牧民家庭中传统的手工织机被没收,仅扎囊县就没收了4000多台。以手工业为主的家庭副业遭到破坏。其结果使民族手工业产值由1965年的892万元下降到1976年的不到300万元 ,严重影响了家庭经济收入。例如我们调查的江孜县班觉伦布村,1965年至1976年人均纯收入没有超过50元,人均粮食一直在600—700斤之间浮动,整个西藏经济进入停滞状态,家庭经济受到很大摧残。

  这个时期政社合一,干部下乡频繁(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在生产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包办社、队的领导,直接指挥公社和生产队的生产。生产队如一个扩大的大家庭,代替了不少家庭的功能,干部犹如户主或家长,大小事都过问包办。结果形成群众有事找乡村干部的依懒习惯。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如果遇到困难或纠纷首先找谁解决”一栏中普遍填写的是“干部”。当然,西藏群众对干部的这种依赖习惯是自民主改革后逐渐养成的,人民公社化后,只不过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已。其结果是家庭户主的权威受到挑战。

  综上所述,这一段时期,西藏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大大强化了集体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家庭的功能被大大削弱,家庭济济和社会文化受到了猛烈冲击。但由于这种冲击和变革没有建立在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增长的基础上,所以最终以失败告终。

  五

  当我们的调查问及“您认为什么时期政策最好”(指民主改革前、民主改革后、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最好,而且纷纷表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西藏一系列政策表示满意和衷心拥护。究其原因是自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在西藏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功,使得西藏农村牧区和城市社会发生了诸多变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以后,首先西藏农村牧区实行了以“两个长期不变”(即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自主经营的责任制,土地和牲畜的使用权、所有权由集体转到了个体农牧民手中,使他们有了与各自利益直接挂钩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权。这样,农牧民由过去的一个靠工分吃饭的简单的劳动者,变成既是劳动者,又是经营者,从而充分调动了千百万西藏农牧民的家庭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以江孜县班觉伦布村为例,1976年至1994年,人均粮食从730斤增加到了2938斤,人均纯收入从49.53元增加到842.30元。1994年的人均收入与公社初期的1976年相比,增加了13倍。又如,对安多县腰恰乡40多户牧民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人均牲畜占有量比民主改革前增长了128.98%,比改革开放前的92.86头增加了近36头。现在人均拥有牲畜120头以上的富裕户就占总户数的20%左右。85%以上的牧民家庭已达到了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因此当我们在调查中问及有关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之后的家庭生活变化程度时,被调查者中大多数认为有“显著提高”。

  2.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西藏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单一的农牧业生产,仅极个别兼营副业生产,劳动力结构单一。改革开放以后,农牧区封闭单一型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转向开放多样型的商品经济。牧区“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农区“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在市场经济调动下,农牧民不再仅仅从事农牧业,而开始利用开放的市场和方便的交通,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旅游业、饮食业等多种经营,形成农、牧、林、副和多种经营相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于是在农村牧区都出现了许多亦农亦商、亦牧亦工的兼业户和专业户。仅1985年,西藏全区已有各类专业户1.2万多户,其中运输专业户就有1300多户,拥有运输机动车辆1200多台。1989年农牧区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收入达到了3.04亿元,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近1/3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富裕户就是靠多种经营而富裕起来的。仅拉萨市堆龙德庆县,1993年全县多种经营从业人员已占总人口的25% 。另根据2004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农牧民增收的渠道主要来源有: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主导地位的家庭经营收入达1103元,增加了53元,增长5.0%;来自工资性收入达到了530元,增加了51元,增长10.6%,工资性收入已在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工资性收入比重已达到了28.5%;来自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达到了228元,增加了67元,增长41.6%。2004年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成效显著,农牧民外出务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劳务输出总数达54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和20%。其中农牧民外出或在本地务工工资性收入人均达到229元,同比增长86元,增长60.1%。劳务输出现金收入占同期内现金收入的22.1%,同比提高5.3个百分点,对人均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46%,已成为全区农牧民增收的又一重要渠道。自此,西藏农村牧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向着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转变。

  3.伴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经商的人数在逐渐增多。仅在拉萨市的301户、1175人中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业人口行业分布中商业占24.4%,比例最高 。经商赚钱已成为拉萨市居民的一种新观念,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无商不富的道理。于是涌现出一大批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和集体户,他们在商业、饮食、旅馆、服务、交通运输等方面大显身手。甚至有的家庭联户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加工厂和公司。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一部分农牧民也开始走出农村牧场。走向城镇、走向市场、走向更加宽广的外面世界,寻找致富的道路。而千百年来西藏农牧民被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上的传统形态第一次被历史性地打破了。农牧民的活动范围逐渐从帐篷、村落扩大到乡和县,甚至扩大到那曲、日喀则、拉萨等城镇市场。这种人口流动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西藏农村牧场的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西藏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的生活不再仅仅是吃饱穿暖等基本生理需求,而是开始追求更高一层的享受。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他们的生活正在由温饱型向消费型转变,而且,人们通过市场购买各种物品来满足消费的商品消费形式在逐渐扩大。因而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从住的方面来看。农牧民和城市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已得到满足。现在普遍追求的是旧房改造为新房,平房改为楼房。例如,江孜农民吃饱了以后第一个追求的就是拥有漂亮的住房和家具等。江孜县班村1989年全村44户中,已有41户盖了新房,即93%以上的家庭改革开放以后住进了自己盖的新房,其中22户到1994年把新的住房又改为楼房。目前该村人均房屋使用面积已达到25.4平方米。而且许多新房装饰极为华丽,超过了解放前此地大贵族帕拉家的庄园。又如拉萨市鲁固居委会1596人,如今都住进了钢筋水泥石头建造的永久性房屋,并家家通电,院院通自来水,人均住房面积比民主改革前多了2.6倍。安多腰恰乡调查点的牧民也大部分已实现了半定居。尤其是2006年以后整个西藏国家作出了“以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为突破口,全面推动西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这个重大决策正在改变着西藏农村牧区的面貌,仅林芝地区从2002年到2008年为安居工程共投入资金22.8亿元。90%以上的农牧民住上了安全舒适的新房。农牧民称安居工程使他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因此更加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

  (2)从吃的方面看,变化最大的是逐步由吃饱向吃好转变,饮食结构向多样化方向发展。而且,食品中副食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对主食(如糌粑)、原粮、粗粮等的需求虽仍很大,但已呈下降趋势,牧区和城市最为明显。我们的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安多牧民的主食糌粑的消费量下降,对面粉和大米等细粮和各种水果的需求量明显增大,同时又增加了从市场购买的十多种蔬菜,而且大部分家庭每年都要购买几十斤的水果和糖果。从中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后西藏农村牧区的饮食消费中副食所占比重在逐年上升,而家庭内自给性的食品虽然仍占相当比重。但已呈逐年减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来农村牧区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农牧民的人口流动区域正在拓展,农牧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得到较大的增加。同样,拉萨城市居民的饮食和副食品的消费比农牧区增长快。尤其是文化、娱乐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上升幅度也远远大于农村牧区。这些变化趋势无疑是人们收入提高,饮食水平逐步提高的印证。

  (3)从穿着方面看,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不再仅满足于服装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装色凋协调,式样新颖,对中高档穿着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牧民们不但穿着各类自制皮衣,而且越来越喜欢化纤、呢绒、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牧村的牧民如今也喜欢穿轻便型的汉装,在被调查的45户牧民中,户均有8件汉装。这是一个醒目的变化。在江孜班村,如今价值200元一件的獐皮镶边的羊裘也开始步入普通百姓家中。拉萨城中穿汉装和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特别追求轻便、价高、式样新颖的服饰,穿着式样的更换比农村牧区都快。

  (4)用的方面。逐步由对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转向对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追求。文化娱乐用品和享受发展型用品呈上升趋势。我们的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录像机、汽车、摩托车等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进入家庭的。

  (5)改革开放以前.虽然西藏劳动者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但消费支出的投向单一,主要以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为主。改革开放以后,消费支出的投向多样化,不但吃、穿、住、用方面的投资增大,而且文化娱乐和婚丧喜庆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唱卡拉OK、跳交谊舞、打台球、看电视、电影和录像等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拉萨市青年人的时尚娱乐和休闲方式,并逐渐由城镇传播到农村牧区。

  (6)改革开放以前,西藏的传播媒介以广播和报纸为主,许多偏远的农村牧区甚至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信息闭塞。改革十多年来,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数量、种类、占有量也多起来。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老百姓家中,不再以奢侈品面目出现。在距拉萨市几百公里之外,海拔5000米以上的安多腰恰乡被调查的46户牧民家中就有21台录音机和19台收音机,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购买的。现在许多牧民就是通过这些收、录机知晓国内外大事,它消除了偏僻牧区与外界的隔阂。江孜班村过去是一个由家奴组成的贫困村落,40多年后的今天,该村也有收录音机37台、电视机13台。在拉萨市,看电视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调查的鲁固居委会45户家庭就有35台彩电和14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收录机进入西藏家庭,不但大大地活跃了农村牧区和城市居民的业余生活,并且它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在深入农牧民和城市居民的心理内层。冲击着人们许多陈旧的价值观念,这无疑会对未来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7)从我们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来看,国家的各项重大政策中“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西藏人民知晓程度最高的政策之一。90.5%的家庭都表示“知道”并“了解”这个政策,并且普遍认为这项政策“很好”,几乎无人认为这项政策不好。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西藏人民享有个人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人们对当前的宗教政策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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