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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玲:科学发展与男女平等
 
 

 

  科学发展与男女平等

  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玲

  促进男女平等是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当今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促进男女平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妇女人权是普遍人权中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女性约占13亿总人口的一半,促进性别平等,维护妇女人权,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男女平等与反性别歧视

  男女平等也叫性别平等。 1975年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墨西哥宣言》第一次给男女平等下了定义:“男女平等是指男女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一次把男女平等直接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指出:“男女平等是人权问题和社会正义的条件”。这些国际人权文件对男女平等的界定和阐述,对促进男女平等和各国妇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字面上看,男女平等是中性的概念,意味着男性与女性都有机会享受自己的权利,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干,以便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工作并享受其成果。但是,从实质上看,男女平等强调的是实现妇女的人权。这是因为,在长期的历史上,妇女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由于文化、体制、行为和态度方面的歧视而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在现实中,妇女的平等地位仍然没有完全实现。正如1980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明确指出的那样:“平等不仅指法律平等和消除法律上的歧视,而且还指妇女作为受惠者和积极动力参加发展的权利、责任和机会等。”因此,男女平等的根本目标是要全面实现妇女人权。

  男女平等是人权问题,促进男女平等必然要求反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是性别不平等的产物,性别歧视的根本原因是妇女没有被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

  在人类历史上,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为标志,反性别歧视斗争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从全人类的高度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是平等的。”为了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平等和不歧视原则,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反对性别歧视的国际人权公约和宣言,在这些文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文件是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该公约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妇女的歧视”下了定义:“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作用或其目的是要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该定义指出了性别歧视的目的是否定妇女的人权和自由。

  反性别歧视的另一个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是1993年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的最后文件《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该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消除基于性别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是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要求将妇女人权列为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优先事项。这标志着反对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平等开始进入国际人权运动的主流。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再次强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歧视”,并指出“提高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是人权问题和社会正义的条件,不应孤立地视为是妇女问题。”

  如果妇女不能实际享有平等的人权,人权就是片面的,性别关系就是不平等的。这决定了维护妇女人权就是促进性别平等。

  这些国际人权文件对男女平等与人权关系的阐述,对性别歧视的界定,为国际社会认识妇女人权和消除性别歧视,提供了国际标准。

  二、中国在促进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61年来,中国政府始终把实现男女平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目标,中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成功主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政府认真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加大了对妇女人权保障机制建设的指导力度,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把男女平等确立为宪法原则和基本国策

  男女平等是中国宪法的一项基本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四部宪法都明确写入了男女平等的原则。1982年宪法对男女平等的规定又有了新发展:“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宪法对男女平等原则和妇女权利的规定,为促进男女平等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

  中国非常重视对妇女权利的立法保护。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立法一直是中国立法的最鲜明的特点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立法机构加大了对妇女权利的立法保护。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妇女权利保护法律,全面体现了男女平等和禁止歧视的宪法原则;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写入总则,并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中国政府把实现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妇女人权放到优先事项来考虑。

  在当今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民法、刑法、婚姻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国家重视在发展中促进男女平等

  国家制定并实施妇女发展纲要,把妇女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1995年制定了第一部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纲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2001年,为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又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l—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逐年加大实施妇女发展纲要的经费投入。

  2009年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实现《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l—2010年)》规定的目标,促进妇女在各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国家重视对妇女状况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研究工作,成立了实施纲要监测评估机构,国家有关部门不断改进统计制度,增加分性别统计指标,性别统计制度不断完善。

  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将性别指标作为农村贫困监测的一项工作内容,强调关注扶贫工作中的性别平等。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制定有利于消除妇女贫困的倾斜政策,通过采取开展小额贷款、劳务输出、对口帮扶等渠道和方式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帮助农村妇女摆脱贫困,使贫困妇女成为扶贫资源的获得者和扶贫成果的直接受益者。

  (三)承担国际人权法义务,不断完善反性别歧视的法律体系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定和修改了许多法律,这些法律改革既是中国人权保障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了把国际人权公约的反歧视原则更好地体现在国内法中。

  第一,中国于1980年批准了1979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最早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已经提交了六次执行“消歧公约”的国家报告;中国于1992年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的平等保护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规定;1994年中国颁布的《劳动法》第12条和第13条进一步重申了平等和反性别歧视原则,并在第7章专门规定了“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第二,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第一次明确写入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在夫妻财产、离婚等方面强化了对妇女权利的保障。2003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强调了结婚、离婚和丧偶妇女平等获得土地的权利。而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2001年中国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在反性别歧视方面采取的立法新措施。

  第三,2005年中国批准《反对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后,进一步在立法中强化了反歧视原则。其一,2005年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强调了反就业歧视、反家庭暴力的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禁止性骚扰,这是反歧视立法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其二,2007年通过的《就业促进法》第3条、第27条、第62条这3个条文明确规定反性别歧视原则和禁止歧视的具体种类和范围;其三,《劳动合同法》第42条和第52条进一步重申反歧视原则和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2007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比例不低于22%”,首次对妇女代表的比例做出明确规定。这体现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42条的精神,把特别措施作为暂行的促进性别平等的战略。

  (四)妇女人权保障机制在政府和非政府层面均得到发展和完善

  1993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提升为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国各级司法行政部门通过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等方式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妇女提供直接的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截至2009年上半年,全国已建法律援助机构总数为3276个,受援人总数为335,145人次,其中女性受援人为88,740人次,占受援人总数的26.5%。

  中国法院系统建立妇女维权法庭3000多个,专门受理涉及妇女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各地司法部门与妇联组织合作,成立“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家庭暴力投诉站”、妇女避救站、妇女权益法律援助中心等。2001年11月,国家建立了由19个部门组成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目前,全国所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都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机构,经费列入了同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中国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都积极有效开展推进性别平等工作。

  这些机制和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将法律上的平等变为事实,使我国妇女发展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三、中国在男女平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对策

  (一)中国男女平等面临的主要挑战

  由于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妇女人权保护仍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历史文化中残存的男女不平等的陈规陋习也妨碍着妇女人权的实现,在社会的转型中,妇女人权面临不少挑战。

  1、出生性别比失衡。 出生性别比偏高,将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性别歧视的严重性。

  2、就业和职业中的性别歧视。比如,有的企业和单位在招工中拒绝录用女性,或者压低女性录用比例,妇女就业存在低职业现象。

  3、男女不能同龄退休。男女退休年限上的5年差距不仅给妇女收入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对妇女的政治参与、担任公职等政治权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4、农村存在以乡规民约、村民大会决定、村委会决定形式损害妇女的土地承包权、集体经济组织的分配收益权问题。

  (二)在发展中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人权

  1、进一步把人权纳入发展政策和各级政府工作之中。人权与发展密不可分。人权是发展的基础和目标。只有基于人权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男女平等是人权问题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条件,也是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前提。而科学发展必然要求改变在人权享有上的不平等状况,要求解决平等、不歧视、责任和合作等人权问题。实现男女的价值和尊严是人权和科学发展的共同目标。进一步把人权纳入发展政策和各级政府工作之中需要做到:一是在制定发展政策和方案时以人权标准为指导。“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强化了国家保障人权的责任,要求必须把人权作为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项发展政策必须以人权为标准来制定,并在实践中推进《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落实;二是各级政府要更加关注妇女的发展问题。让性别意识进入决策主流是联合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性别意识要求在决策时要有性别敏感性,要分析发展政策会对男女产生什么影响?发展是否有助于消除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在发展中,要更多地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使她们能够有平等的权利机会和充分享有资源的能力。

  2、劳动法应强化对妇女的特别保护机制。比如,明确规定就业配额制、推定解雇制度、强化侵权责任等。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分担生育成本,为妇女平等就业创造条件。

  4、提高反歧视法律的可操作性。一是参照我国1980年加入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性别歧视”定义,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性别歧视”做出明确规定;二是参照现代法治国家的经验,明确界定性骚扰的概念;性骚扰的举证应当做出明确的有利于保护妇女的规定;三是在执法主体、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应当具体明确,为妇女提供及时、有效、便利的救济手段。

  5、制定专门的《反歧视法》,加大反性别歧视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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