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齐延平教授在“疫情下弱势群体的生命权保障”单元发言。（本次网络会议视频截图）

　　“全球疫情防控与人权保障”系列国际研讨会5月9日在重庆召开首场会议。来自中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40多位人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权保障”的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教授齐延平在“疫情下弱势群体的生命权保障”单元发言。
  
　　齐延平认为，本次会议讨论生命权，必须明确一个前提，第一是在何条件下？第二是和何种生命权？第三，何人的生命权优先？反映在现实世界中落实的时候，需要从条件、场景，甚至是个案和冲突的各类关系当中来展开论证。

　　第一个前提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传染性致死性极高的新冠疫情，各国医疗应对手段严重不足，特别是对危重病人而言，是否拥有一个床位，一套呼吸机就成为与死神博弈的唯一机会。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生命权，就有法律问题，就关于生命权的伦理和法理问题。

　　第二需要追问的问题是，何种生命权？首先生命有两个维度：一是指狭义的生物生命，二是指包含精神与尊严的广义生命，但是，在抗击疫情理论研讨中，今天的会议场合，讨论的生命权主要是第一种，狭义的生物生命权。第二种生命权也有两种维度，一种是消极的主观防疫权，第二积极请求受益权。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是在第二个立场来讨论。

　　齐延平列了三个关系：

　　第一，生命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生命权毫无疑问高于其他权利，比如说经济发展，贸易活动，但是需要非常谨慎的论证，因为生命与生命权是处于一个由其外部诸种资源、能源、制度、条件共同支持、维护的复杂系统之中，特别是法律的视野当中，生命权与其他权利以及公共法益，都处于一个关系规整、逻辑融洽的体系之中。在这个情况下，讨论至上和至下是没有意义的，整个的法律系统都是围绕着生命权而制造出来的。功利主义，罗尔斯的理论也有不同的答案。

　　第二，重症患者之间的关系。假设有一个基础病的老年病人和青年健康的人，都是新冠病毒患者，但是只有一套呼吸机，一是病情重者先得，二是病情轻者先得，第三长幼顺序，第四，权位高者先得，第五富有者先得，第六女士优先。程序规则，先到先得，抽签决定，医生自由裁量，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第三，病患者与医护之间的关系。在各国抗击疫情过程中，医护专业领域和后援支持领域大无畏的逆行者令人泪目，也有医护逃兵备受舆论谴责。自己的生命基本防护不到位的情况下，在法律上医护人员有权利拒绝职责吗？或者因为职责所在，他们的生命与病患者生命不同，这显然不符合生命权的原理。国际上在反思抗击埃博拉医护人员，为了治疗而失去生命的医护人员在道义上是不成立的。在法理上，我们以“职责”为由对抗疫的逃兵进行追责，他的理论和法理就不充分，因为法律不能让任何人的生命主动置于危险的境地。

　　齐延平认为，基于以上的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从不同的社会条件出发，不同的理论方向出发，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生命权唯有在法律框架内，遵循法律自恰的逻辑，经过类型化、场景化的论证，提供一种伦理或者法理方案，才具有现实意义和制度意义。生命权的现实主张，我强调是现实的主张，而不是一般的理论研究。现实主张正当性，并不在于先验性、绝对性和优先性，在于其与特定社会条件的相互支持中所产生的合理可接受性，以及法律框架内的逻辑自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