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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金利:全球金融危机、贫困与人权
 
 

 

  全球金融危机、贫困与人权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人权法教授 戴维·金利


  《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世界经济的报告指出:“当你从悬崖上往下落的时候,你不会向上看。只有落到谷底之后你才会抬起头来审视你必须要爬上去的悬崖。”如果爬回崖顶对富国是艰难的,对坠落时没有那么多垫子的穷国来说就是难上加难了。

  可以肯定,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吃了苦头,而且还将继续吃苦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预测, 200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国际贸易额将会降到80年来的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部分成员国出现经济停滞不前或萧条的局面。即使是新兴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严重放慢。   但不管怎么说,世界经济只要有一点下滑,受损失最严重的还是那些经济基础原本就脆弱的国家,因为他们损失不起。对穷国来说,金融问题往往比经济问题严重得多。不管是从实际上讲还是从理论上证明,这都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

  穷国损失最为严重

  粮油价格飞涨,2008年达到顶峰,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外直接投资减少,出口贸易下滑、外汇收入水平下降(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下降幅度至少为5%(从2008年的3050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2900亿美元以下)) ,经济援助数量减少(根据上年代亚洲经济危机使经济援助额下降25%的估计数字,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经济援助还会进一步减少)的形势下,脆弱性突显。

  联合国内部已经就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以前的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发出明确警告(世界穷困人口减少二分之一,普及男女儿童初等教育,大幅度降低婴幼儿和妇女死亡率,阻止艾滋病漫延,抑制环境恶化,促进最穷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在细节问题上说的不多,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持悲观态度已有很长时间,他警告说,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会对富裕国家实现千年目标的能力(或者说热情更确切一些)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尽管实现千年目标所需的资金数量远远少于用于拯救境况不佳的华尔街银行的总金额13000亿美元(美国的年度援助预算现在是25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坚持的数字是约380亿美元;据经合组织称,西方主要捐助国2007年承诺的援助总额刚刚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包括中国的出资。中国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和投资,特别是在非洲,但它不公布其海外开发援助方面的统计数字。)

  出席今年20国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全球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影响下的境况表示担忧。今年4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尖锐而透彻地指出了这种困境,他说:“在伦敦、华盛顿和巴黎,人们谈论的是能不能获得红利的问题,而在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人们却在为有没有饭吃的而争斗。”这种关切与英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道格拉斯·亚历山大在去年世界银行年会上的声明产生了共鸣。他说:“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协调行动不仅从道义上是必须的,而且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意味的告诫反映了近10亿人每天面临的现实。因为如果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住房、卫生保健和教育需求,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吃喝,没有办法保护人们不受剥削、歧视和蔑视(这也许是最糟糕的),最贫困的穷人即使能勉强地活下去,也只能生活在清贫状态。侵犯人权的问题不是贫穷造成的,而是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然而,贫困率则是人权问题随之而来的可靠信号,也是反映某些国家没有履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的标志之一。

  一年之后

  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暴发一年之后,佐利克先生宣布,业已到位的应急措施“已经打破了金融危机继续恶化的局面”。但他同时又补充说,“宣布成功还为时过早。”   尤其是争论已久的关于修正全球金融制度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在我们的这些讨论中,关于如何说服富国帮助穷国的考虑应该是首当其冲的中心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和经济发展非常急迫地需要这种考虑,还因为把这种考虑作为重点可以使我们记起发展经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经济繁荣,先不说资本生成,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繁荣仅仅是实现最终目的的一种必要手段。最终目的包括个人财富增加,社会福利提高,国家稳定和全球和平等。

  把经济视为一种工具很难说是一种新观念,尽管我们经常忘记这一点。为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创建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精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亚当·施密斯很清楚这一点。穆勒认为,“商业的经济实惠在重要性上比不上商业对思想和道德的影响。”而施密斯则坚信,尽管商业对个人自由的促进作用也许是“最不起眼的商业实惠”,但这种实惠确是“商业影响中最为重要的”。这些感人肺腑的呼声应该透过市场的嘈杂,进入每一个人的耳朵。

  原则上讲,不论对富人还是穷人,经济全球化是实现繁荣、幸福和权利保护不可或缺的。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对运营中的市场进行治理——不管是全球金融的超现实纸张世界,还是由商品和服务构成的真实的经济。事实上,就连汇聚在里根经济政策和撒切尔主义(被西方(和全球)所有经济体广泛接受)的自由经济大旗下倍受指责的、所谓“取消管制”的资本市场,也是靠大量的规章制度维持的。要防止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公司的垄断和反竞争行为、金融机构的内线交易和相互串通,建立实质性的法律机制一直是必要的。

  2009年两次20国集团峰会之后,现在看来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对全球资本市场进行管理(更确切地说是恢复管理)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最近的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强烈指出:“我们不会允许金融业回到以前的老样子。”这些挑战性的话已经被接受,甚至连那些曾经的所谓“(自由市场)天下的主人”们也接受了这样的话。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汉克·鲍尔森的报告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鲍尔森在报告中卑躬屈膝地请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确保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附带什么监管条件几乎全不在乎。

  会不会出现强化监管新局面?

  尽管新管理制度的具体条款仍在制定之中,但从四月份在伦敦峰会上确定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举措可以看出,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工作已经起步。根据借款或投资额度适当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的主张已经取得广泛一致的认可;需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和过渡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管理机构的投票权的原则也已经被接受。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的是,亚洲金融危机10年之后,南美经济危机5年之后,被称之为“热钱”的短期流动资金以闪电般的速度流进和流出经济领域的持续时间会不会真的缩短,或相反,全球资本会不会像以往那样迅速返回商业领域。

  公认的智者一直认为,要拯救商业街,就必须拯救华尔街;要拯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必须拯救伦敦城。钱是经济的生命之血,首先由在危机中仍能站住脚的唯一具有偿债能力的储备银行向全球金融系统注资,以最后贷款者的身份履行其终极作用。国家要采取的非常措施肯定是要实行“合法不合理的”监管,要求金融系统必须接受政府的全面干预,增加透明度、可靠度和可信度。

  不管全球金融新架构的具体形式是怎样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会不同于上次旨在改变规则的巨大努力。就是在10年以前,面对广泛而严重的危机,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最终拿出了一个《多边投资协定》。这个协定寻求的是国际投资流自由化。根据这个协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再对以防止资本过度外流为目的的国外投资施加限制或规定条件。无可争辩的是,(通过秘密谈判形成的)这个协定提出的措施显然使富裕国家的金融机构捞到了巨大好处。

  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鉴于被乔治·索罗斯称之为“失控而疯狂的”金融业所受到的冲击肯定被放大的情况来说,穷国和富国都可谓是死里逃生。上面的这种想法很难说经过了深思熟虑。

  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是:那种认为放任自由的资本市场总会带来预期结果的天真想法(甚至对最强大的参与者来说),现在都被断然否定了。现在的市场衰退不只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且也是无人否认的事实。说直接一点,不能再自欺欺人了,皇帝新衣的骗局应该被打破了。市场不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机制,而是一个需要外部干预方能最终走向平稳的机制。“无形的手”并不是根据什么潜意识去引导经济走向天堂,而是像赌博那样在突发奇想的驱动下随意而动。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早在60多年前(总结1907年银行业危机和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但他同时还说,作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化的必然结果而出现的大规模社会与经济混乱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至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在过去的一年里,支持国家干预主义、供给经济学派及波拉尼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义的呼声大大高于反对者,如弗雷德里克·海克和米尔顿·弗莱德曼等。

  在全球金融新架构的设计阶段,人们已经提出,而且还会继续提出大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要求。可以肯定,为了确保经济的金天鹅继续下金蛋,已有的经济体系必须复苏,必须加以精心照料和监管。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新兴经济国家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在革新过程中加以考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享受到具有一定实质意义的全球性财富)。

  变革还是再次“回到未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许多措施已经落实到位。最初是一些国际组织采取临时应急措施。为应对2008年5月的全球食品危机,世界银行采取了一项针对贫穷国家的12亿美元的紧急资助措施,帮助他们抑制飞涨的粮油价格。2008年10月,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保障机构(两者均为世界银行集团的下属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宣布了加强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融资力度的意向。  2009年初,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措施的一部分,国际金融公司制定了全球贸易流通池计划,一项总金额达80亿美元的投资贸易融资计划。20国集团伦敦峰会做出了较多的承诺,最重要的是,领导人们承诺追加5000亿美元用于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500亿美元用于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成员国的特别提款权,至少1000亿美元用于多边开发银行增加贷款,包括向低收入国家借款。  2009年7月,有关国家及国际和地区组织领导人发起了拉奎拉食品安全倡议。在最近举行的匹兹堡20国集团峰会上,这些措施每一项都得到认可,尽管不一定全都得到具体的资金承诺。

  然而,除了这些权宜之计以外,还得通过共同努力,承认并回应穷国在长期可持续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需求。从个人的角度讲,这些需求在国际(和国内)法中表现为人权,因为这些法律还规定了政府当局(和私人实体、公司和金融机构通过政府当局)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义务。典型的经济学认为,对人权的关心是经济以外的事情,与具有实质意义的经济统计没有关系,因此,与经济职能监管框架的设计工作不相干。但这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权。人权,不管是不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最终属于政治建设的领域,必须,而且必然,被用于实现政治目的。

  确保穷人,不管是生活在富裕国家的穷人还是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穷人,享有最基本的人权,说到底就是公平合理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即使有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允许富人越来越富。财富的创造,尤其是财富的分配,不可能是完全无条件的,即使以前可以办到。现在,在建立强有力的全球金融监管新机制的过程中必须重点考虑的正是这些条件。建立这种新机制少则需要数月,多则需要几年的时间。建立这种新机制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政治上的坚定性。此次挑战的规模,至少在西方是很难被低估的。下面的事实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尽管已经把近18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投给面临困境的保险巨头AIG集团并掌握其80%的股份,但美国政府显然仍无力阻止AIG的高管们在今年早些时候以红利形式奖励自己1.65亿美元。这种事情是在美国失业统计数字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的失业率到2009年9月已经高达9.84%,创造了一代人的新纪录。

  强制和自愿的公司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要,这也许会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公司社会责任实际上已经进入银行业,尽管仅仅体现在开发项目资助方面。赤道原则要求银行监督被资助项目的社会影响,特别是环境影响。全世界已有60多家金融机构签字加入了这种倡议。该方案的实施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已受到银行和民间社团的广泛欢迎。

  赤道原则虽然很难成为今天重新设计全球资本市场的模板,但也是向着正确的方面迈出了一步。在人权理事会2009年的报告中,联合国秘书长人权和跨国合作事务特别代表约翰·鲁杰认识到他的斡旋可以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公司需要认识到,商业经营活动和以往一样并非能给每一个人都带来足够的好处,包括商业活动本身,他们必须把对社会的关心较为合理地纳入他们的长期战略目标。”报告在结论中说,在构建广为人知的三管齐下政治框架过程中,人权理事会将努力发现危机提供的机遇:考虑国家维护人权不被侵犯的责任;考虑尊重人权的共同责任;考虑在人权受到侵犯时设法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鲁杰在任职期间已经从公司社会责任辩论的各方积累了大量声誉资本,这些资本可以很好地用于已经开始的广泛的政治辩论。

  说实话,有少数研究全球或国内治理的机构不愿介入设计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工作,或者说,也不会受到这些工作的影响。这是一项伟大的、重要的、意义深远的工作。即使是在危机暴发一年之后,良好的意愿、清醒的头脑、对过去和当前金融危机教训的正确理解,最重要的是对全球经济合理性的敏锐领悟,都会成为对未来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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