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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选举式民主和参与式民主
 
 

 

选举式民主和参与式民主

原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  熊 蕾


  多年来,自由选举似乎被当作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只要一个国家有了普选,就被认为是民主。

  选举权当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和人权,在任何社会都往往来之不易。但是这个问题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它必须以政权的性质为基础,政权需要独立于外来胁迫和内部的不公平,这是民主的先决条件。二是选举民主仅仅是民主的多方面之一,对选举民主的关注不应分散对民主其他方面的注意力,比如公众参与。

  以中国为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饱受外国侵略的压迫,几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帝国主义侵略和内战使中国人民民不聊生。当时的政府对动员人民群众的任何尝试都采取高压,所以普选就无从谈起。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成了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开始享受前所未有的权利。在旧中国没有任何权利的普通工人、农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成为国家的立法者。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们的立法机构,是人民参与国事政治的一个主要渠道。中国《宪法》规定每一个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无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背景、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收入如何,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由于这样的基本大法,现年80岁的山西农民申纪兰在1954年第一次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当选,是因为在率领同村妇女参加劳动和争取和男子同工同酬方面表现突出。那以后,过去60年来的11届全国人大,她都当选为代表,成为中国最资深的立法者。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选举式民主并非全能,也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选举只是把一个人选出来代表某个团体进入一个权力机构。一旦他或她当选,如何行使权力就是他们的事了。他们的决定可以不受那些把他们选进那个位置的人们的控制。比如,小布什是选出来的美国总统。但是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民主吗?当然不民主。而且那个问题的决策过程一点也不民主。

  另一方面,典型西方式的竞选活动很可能为有权有势的人所操纵。除非有大量的财政支持,在政治精英中很有根基,没有相关资源的人不可能在权力的阶梯上走多远。

  因此,把民主聚焦在自由选举上是误导。应该更重视的是大众形式的民主,即以公共参与为特征的参与式民主。没有充分而民主的公共参与,自由选举也会是肤浅而装样子的民主。

  参与式民主更注重决策过程的公正。这样的过程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更相关。比如,在西南某条河上计划兴建的水电站准备给当地搬迁农民的补偿是,每淹一棵芒果树补偿200元。然而每棵芒果树目前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收入是一年四、五百元。这样的补偿就很难维持农民迁走后的生活水准。这样当地农民和水电开发商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可能导致社会不安甚至动乱。这里,决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是确保所有利益相关人受到公平对待的关键,也可以防止可能的社会不安。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公共参与的想法。无论它从长远来看多重要多有益,在开始的时候它还是显得会延长决策的过程。但是事实上,参与式民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新东西。中国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几十个党员成长壮大,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就因为它在自己的组织和军队内部努力实行民主。中共战胜比自己的装备好得多也强大得多的敌人的法宝之一,就是它自上个世纪20年代的红军时期就实行的三大民主,即官兵平等的政治民主,鼓励每个士兵对打仗的战术提出建议的军事民主,以及士兵参与连队管理的经济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岗位上的人,热衷于学习西方所谓先进的管理技巧,却忘了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这很可惜。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我们自己传统中的宝贵财富,重新评价这个传统。

  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问他,许多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似乎有一个兴亡的周期律。中共能不能打破这个历史周期律?

  毛很有信心,告诉黄说能。他说,我们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有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

  实现毛心目中的这个民主的探索之路充满曲折,甚至在强调效率的时候有偏离那个目标的倾向。但是民主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中共领导人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四个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可以说是中国参与式民主的基石。

  实现这些权利的道路上当然有障碍。滥用权力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是我们还是在改善我们的制度,尊重这些权利,我们也看到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老百姓正在行动起来,实践这些权利。参与式民主发展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社会。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或者是学校、工厂、政府机关,或者是科研机构、农村,不是国家就是集体所有。人民的生活很简单,大家都相信,只要集体和国家兴旺发达,个人的日子就好过。也就是说,个人的福利与集体和国家利益紧紧绑在一起。在单位、村子、邻里的范围内,矛盾就可以很容易解决,通过党团支部、工会、妇联、居委会这样的组织就可以了。

  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经济成分,中国社会或社会结构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的利益追求也更为复杂。一个人无论是多么民主地选到领导岗位上的,也无法在所有的时候,所有的问题上,代表所有的利益团体。一个单个的组织也做不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新的因素使得公民社会的成长很有必要,这特别体现在公共参与意识的提高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很多草根非政府组织,在各个领域表现活跃。

  据民政部统计,到2006年底,登记的全国和地方性非政府组织达34.6万,是1991年11.6万的3倍。这些草根非政府组织比传统的政府背景非政府组织在关注的问题和行动的方式上,更多样化。他们可以是倡导类组织,可以是智囊,可以跟踪监督某个问题,也可以是给某类特定团体提供特定援助的活动类组织。他们在应对一些公众关心的紧迫问题上非常活跃,比如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以及防治艾滋病等。

  例如,现在对中国农业生产的60%靠农村妇女。但是她们在农村领导班子的比例很低,在全国66万村长中只占1%。为了增加农村妇女参政的比例,一个叫“农家女网络”的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农家女培训中心,培训课程不仅有实用技术,也培训农村妇女如何竞选村级领导。民政部还和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公民社会成员合作,编出了《妇女参与农村自治指导手册》,教给她们如何应对竞选决策岗位经常遇到的问题。

  “全球环境研究所”是为了促进以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于2004年成立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它推动起草了《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被政府所接受,并于2007年8月作为正式文件公布。《指南》要求中国海外企业不仅要遵守东道国的法律,而且要对当地环境管理、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都做出贡献,即使这些在当地法律中没有规定。《指南》要求在海外经营木材的中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之前,先对项目进行环境评估,确保它的经营不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当地居民的某些团体造成有害影响,企业应当有补偿资金或者做出生态补偿,帮助当地居民增加收入,投入到环境友好的新产业中。

  《指南》据说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了可持续发展而规范本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活动的文件。

  参与式民主和公民社会显著成长的另一个领域,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已经构成参与式民主的一个有效渠道,中国的官员也在学习适应这种新文化。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有3亿以上的网民,占中国人口23%。这些网民中,有三分之一都有自己的博客。一旦有什么事情出来,网民会形成不同的意见并在论坛上发表。但是在有些问题上,网民意见会非常一致,可以影响到政府决策。

  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邓玉娇因为拒绝给三个地方官员提供“特殊服务”而遭到辱骂,有两个官员甚至逼迫她,其中一个还用一沓钞票抽打她的脸,把她推坐到沙发上。愤怒中,邓掏出一把水果刀刺了出去,造成一死一伤。然后她向警察自首。

  这个案子在5月发生之初,警方一开始给她定的是“故意杀人罪”。这引起全国网民的抗议,数以百万计的网帖对邓表示同情。之后罪名改为“故意伤害”。舆论仍然不满,说受到攻击伤害的一方其实是邓。最后法院判定邓是“防卫过当”。这被认为是正义和舆论的一个胜利。

  中国网民不仅在扩展对中国政府的监督,而且也密切注视着西方媒体。对西方媒体有关2008年3月拉萨和其他一些藏区骚乱的歪曲报道,中国网民有很多回应,其中之一,就是23岁的IT工作者饶谨开办了一个新的网站,名叫Anti-CNN,反对CNN。这个网站已经一岁多,仍然很活跃。

  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参与式民主应该是广泛的,让所有社会群体都参与,而不是仅仅集中在所谓精英的参与。排他的参与绝不是民主。

  总而言之,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参与式民主的意义和公民社会在其中的作用。这样广泛的参与式民主最终将达到真正意义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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