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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寄望中国新改革:期待下一个预言实现
 
作者:    发布时间: 2013-11-17 10:26:38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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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居云南的印度学者辛仁杰的家乡位于印度东北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那是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证悟成佛之地,而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正是前往印度求取真经的玄奘。他从书中读到了这位唐朝僧人的故事。

  “现在换成我们来中国取经了。”辛仁杰本名兰维杰·辛哈,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在辛仁杰看来,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图是中共又一次积极调整的成果,他最关注的是“以开放促改革,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延边开放”,这将为中国和自己家乡的合作创造更大空间。

  中印1950年建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直接拉动双边贸易增长。两国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29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60多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1年,中国提出将云南建设成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加速了与东南亚、南亚的合作。

  去年,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与印度古吉拉特邦合作的中印企业发展研究院应运而生。辛仁杰从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后,2005年来华攻读博士,研究中国和南亚关系。目前,这位30岁的年轻人作为该研究院副院长,致力于推动双方企业界的交流合作。

  “我们两国是邻居,又都是正在改革的人口大国,互相帮助很重要。印度在国际金融合作和电子技术发展方面有成熟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尤其需要中国的支持。”辛仁杰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时,辛仁杰尚未出生。而他对中国感性的认识来则自大学时期接触的一位中国老师。

  “天气比较热,他光着膀子在校园里骑自行车,当时我就认为中国就像书里写的那样,是个自行车很多的国家。”辛仁杰回忆说。

  那是2001年。就在那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到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从1980年的381.4亿美元增加到38667.6亿美元,增长100多倍;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51.9万亿元,增长了140多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大潮中,中国与世界休戚与共,利益共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出访俄罗斯时提出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成为“命运共同体”。

  “过去35年,全球经济发展都从中国获益,全世界都在享用‘中国制造’。”辛仁杰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每个印度家庭都有中国产品,从衣服到电灯,连很多寺院的雕像都是中国加工生产的。”

  辛仁杰认为,在近代史上比中国更早向西方开放的印度却没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中国领导人很聪明,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以来,中国的领导人都在根据群众和世界的变化来不断调整改革的重点和程度,改革从未中断,这是印度领导者需要学习的。”他说。

  实际上,从中国的亚洲近邻到“希望的大陆”非洲,从正试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到战火依旧的中东,从债务危机缠身的欧洲到为医保改革头疼的美国,世界无处不变革,中国的改革是其中一部分。

  “只是在20世纪、21世纪,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像中国的影响面这么大,触动了全世界的兴趣。”常年用镜头记录中国改革进程的著名美籍华裔新闻摄影师刘香成说。

  而此次新一轮改革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从“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的作用无疑引人注目,这也深深刺激了1980年就来到中国,并从此扎根的微软前副总裁、美国人康如松。

  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市场松绑,释放了经济的活力,康如松正好亲历这一过程。80年代初,他代表美国雷鸟商学院同当时的对外经济贸易学院洽谈交换生项目,首次来到中国大陆。

  那时对他而言,购物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居民的柴米油盐甚至还实行定量供应,基于“市场”的自由贸易是个陌生的概念。访华的外国人须将所持外币在指定的外汇代兑点兑换成外汇券。

  康如松需要带上自己的护照,拿着中国刚发行的“外汇券”,才能在专门对外宾服务的友谊商店里购物。如今,他对此还耿耿于怀,因为“亏大了”。

  “那时的外汇券和美元可是等值兑换的。一美元换一张一元面值的外汇券。”他说。

  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外汇券早已于1995年退出历史舞台,而像上海自贸区这样的改革“培养皿”也在印证中国政府力图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的新思路。

  如今,康如松主要为初创企业家提供金融以及法律咨询业务,也是看中了他们身上的创业和创新精神。他说:“这些企业将给中国市场注入更多活力。”

  和康如松一样,市场角色的升级也引起了巴西观察家弗拉迪米尔·波马尔的重视。

  “从压制,到解放,到依靠,中国对市场的态度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也给巴西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诸多启示。”波马尔说。

  波马尔的父亲佩德罗·波马尔曾是巴西共产党高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华的巴西人,列席过中共八大,并受到周恩来接见,是巴西著名的“左派”。

  波马尔回忆,中国改革之初,巴西也曾对中国是姓“资”还是姓“社”展开过激烈讨论。

  带着问号,波马尔1981年和1984年两度来华,走访中国城市和农村调研。在他1987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改革的专著《中国谜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提出,“中国睁开了眼睛”,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将使“中国的生产力会有大发展,然后带动社会和文化发展”。但这个观点当时在巴西没人重视。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在做梦,认为中国经验就是一个短暂的泡沫。”波马尔说,“后来开始有人认识到这本书上80%的预言都实现了,但这并不是我的智慧,而是中国人民的智慧。”

  波马尔认为,此次中共高层拍板的改革升级版,是中国进一步对此前采取的让改革、发展和稳定三方面相互促进的做法的完善,从发展模式上为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部分金砖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坚定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发展科技。在这个方面,当今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国家就是中国,它指示了一种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波马尔说。

  上世纪90年代末,波马尔弃政从商,将商业版图从南美洲拓展到中国。2003年,他创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并在北京CBD开设办公室,帮助巴西引进中国投资。

  近年来,中巴贸易发展迅速,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750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104%。中国的投资方向也从自然资源,如矿山、油气以及农业大宗商品,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消费产品和金融服务领域。

  在波马尔的公司的牵线搭桥下,包括东方电气、中石化、中联重科等中国企业在水电和重型机械领域与巴西企业完成合作,但波马尔直言和中国企业合作不容易。

  “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往往是大型国企,它们有时试图将中国国内习惯的做法施加于当地市场,这一方面说明它们缺乏国际经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这也是中国改革持续努力的方向,否则这会妨碍这些企业和中国的国际化。”波马尔说。

  “尽管未来会遇到更大的挑战,我相信中共和中国政府能够保留其社会主义本质,并成功地面对现在和将来的挑战。”波马尔说,“我期待下一个预言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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