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理论研究 > 文章 > 2006年—2010年 >
试论国际人权制度的缺陷及其根源

2014-06-11 10:49:28   来源:《中国人权年鉴》   作者:谈谭

试论国际人权制度的缺陷及其根源 

谈 谭

  国际人权制度的发展主要是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和公约的制定和实施。 1995年的联合国蓝皮书将联合国人权制度的发展大致总结为四个阶段,从《联合国宪章》到《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是国际人权制度的创立阶段;从《世界人权宣言》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通过,是国际人权制度的完善阶段;这两个人权国际公约通过之后到 1993 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是国际人权制度的运转阶段;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之后,国际人权制度进入到扩展阶段。[1]然而,国际人权制度依然是一种弱制度, 它有着自身固有的缺陷。表现为国际人权制度难以有效地提供 “国际人权保护”这类公共物品, 同时也不能获得各成员方无保留地认同。 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国际人权制度内在的法理矛盾,又有各国文化价值观念上的深刻分歧。

  一、 国际人权制度缺陷的法理根源—国家主权与人权国际保护的差异

  1948 年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世界人权宣言》.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文件,该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1966 年12 月,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这三个国际人权文件和公约奠定了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基础,推动了保障人权观念的进一步传播和深入,使得保障人权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都已经生效,已经批准加入两个公约的国家有一百多个。 但是,为了适应国家主权原则,这两个公约没有对成员方的“保留”做任何明文规定没有禁止缔约国在批准公约时做出自己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因而削弱了对人权实行国际保护的意义。 许多缔约国在批准两个公约时根据本国法律制度和自身的实际状况对履行公约作了保留或者发表相关的解释性声明。

  一般认为,“保留”就是缔约国实质性地排斥或是修改了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解释性声明”就是对公约有关规定的理解做出自己的解释。此外,有些缔约国还对公约的有关条文在国内法的适用做出特别声明,提出在原则上保障“声明”中所涉及的权利,但在保障方式上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曾经“鼓励各缔约国考虑限制其就《国际人权公约》提出的保留的程度,使任何保留尽量清晰和缩小范围,并确保任何保留都不会违反有关条约的目标和宗旨, 或抵触国际条约法”。[2] 1994 年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关于批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任择议定书》时提具保留, 或依该公约第 41 条发表声明的一般性评论”,评论指出该公约“未禁止保留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允许任何保留”,“保留的数量、内容和范围可能会逐渐损害公约的有效实施, 并趋于削弱缔约国义务的遵守,” 所以“原则上还是希望缔约国接受全部义务,因为,人权标准是每个人作为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法律表达”。实际上,在国际条约未对“保留”做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一个缔约国所提出的保留是否有效,遵循的是“依其是否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标准,由其他缔约国各自决定的原则”。[3] 公约设立了针对“保留”的“反对保留”制度,“反对保留”制度是指已经批准某个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可以对将要批准该文件的国家所做出的不合理的保留提出反对,但这在客观上承认了各国对人权保障方式的分歧。 因此,“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在为有关国家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提供灵活性的同时,削弱了这些公约所具有的约束力和保障人权的效果。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共有 35 个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出了158 项保留。[4]  

  国家主权和国际人权保护原则的差异是国际人权制度缺陷的另一个法理根源,它集中表现在各缔约国对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不同态度上。有些学者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关心所有人类的权利,关心国家和它自己公民之间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国家间的事务。《联合国宪章》和上述三个国际人权法律文件确立了一种合法的国际人道主义干预制度,这种制度是作为国家主权在保障人权不足时的必要补充。尤其是鉴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以国家权力所施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以国家政府权力的名义侵犯国内人权的行为。出于保障普遍人权的考虑,这些学者主张国际社会可以对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他们认为国家主权原则应该受到人权国际保护原则的限制,甚至认为国家主权应该服从于人类主权。 但是更多的声音则认为,《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权的实现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9 条 3款)”,而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不能超越主权原则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目前,在没有达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干涉原则之前,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干涉只能被解释为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因此,只要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仍然是有效的司法和行政实体、仍然是各个民族的政治归属和文化认同的依托,《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普遍人权原则就会面临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的现实,维护主权和保护人权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

  就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来说,主权国家依然是一国国内人权保障的主体,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的效力是以主权国家的加入和认同为基础的,根据主权平等原则,国家有选择是否认同和加入该体系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46 条规定:“本公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联合国宪章和各专门机构组织法中确定联合国各机构和各专门机构在本公约所涉及事项方面的责任的规定。”第 4 条第 1 款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这些规定实际上是承认人权保护的国家主权原则。 联合国安理会分别于 1991 年和 1994 年建立了针对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国际刑事法庭。2002 年7 月1 日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正式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的生效被认为是“自《联合国宪章》签署以来,在国际事务中推行法制的道路上一次最重大的进步”,[5]是国际法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但是,按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17 条有关“可受理性问题”的规定,如果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国际刑事法院将断定该案件不可受理,除非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起诉。由此可见,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是用于弥补某些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行使管辖权的不足。主权国家受国际刑事法院的拘束,是国家基于国际法义务对主权的自我限制,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没有超越国家主权。 也就是说,“国际刑事法庭法规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互为补充。 新建立的法庭不会取代一国的法庭和法律体系,而是加以补充;国家的法庭和法律仍要承担主要的责任。”[6]

  总之,缔约国对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履行实际上依赖于该国国内立法中所确立的人权保障制度,而且各缔约国都是按照自身对国际人权公约的理解来实施公约的。由于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对人权内容的认识和在保障人权的机制方面各具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许多国家仍然把对人权的国际保护看作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法律上的义务,因而国际人权公约对它们来说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二、 国际人权制度缺陷的文化根源—价值观念的差异   

  国际人权制度的缺陷除了它自身法理上的原因之外,还有深刻的文化根源。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价值观是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的主要因素,它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也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对外交往方式。 从文化的视角来说,国际人权制度的缺陷实际上是世界上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竞争。

  一般认为,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早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教徒就认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并且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联系可以不必通过教会而获得。这种思想在十七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化为对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要求。 美国《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了有关个人权利的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比如,人们组建政府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保障他们被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政府的组建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7]“西方个人主义的人权概念具有两个显著的、互相补充的特点。 一个是人作为个人的正面观点,另一个是人作为社会,尤其是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反面的观点。”“与这种对个人的信仰相伴随的,是对集体,特别是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8]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个人或组织通过法律来建立彼此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因此,西方社会形成了以权利、自由和民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调个人责任、竞争精神和主动性,认为政府与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对立的,政府最有可能利用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进行侵害。正是因为西方观念中个人权利可以超越政府权力的文化传统,使得某些西方国家政府认为,种族灭绝和大规模侵犯人权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非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 发展中的非西方社会认为西方社会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过分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对立。 非西方社会的集体主义强调从社会的整体角度来认识人权,而不是仅仅从个人权利出发来理解人权。个人不能过分地坚持自己的个人权利,而是必须在集体权利面前做出让步,同时要求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更要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吉隆坡人权宣言》强调:“东盟人民认为人权有两个相互均衡的方面,即关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方面和规定了个人对社会及国家的义务方面。”[9]伊斯兰社会也认为个人和集体应该相互关注,它们既强调真主面前的个人平等,又强调集体团结和对集体的服从。“在伊斯兰世界的人权理念中,人权概念被阐释为真主的特权,人类享有的是真主赋予的权利。”[10]在享有真主赋予权利的同时,人们也承担了与这种权利相联系的强制性的义务,比如信奉教义、遵守伊斯兰教法和习俗等。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上一篇:论国际人权法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下一篇:罗豪才 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