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人权共识探索：万隆会议的历史视角
化国宇 刘晓澜

　　内容提要：万隆会议召开于冷战对峙加剧的国际背景下，会上讨论的人权议题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部分人权议题被政治化为国际斗争手段，阻碍了与会国在人权主体意识方面的觉醒。另一方面，会议通过背书《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以要求平等权与话语权，强调人民自决、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等主张推动亚非人权诉求融入国际人权议程。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在促进会议团结、化解分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为早期亚非国家促进人权的努力提供了动力，也为区域内的人权共识奠定了希望的基础。

　　一、万隆背景：会议缘起     

　　1955年举办的万隆会议时值冷战的扩展阶段，其缘起可溯至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对殖民统治的抗争及对全球两极化格局的不满。战后十年间，亚非各国虽相继赢得独立，却仍处于国际舞台边缘，既无力左右大国博弈，亦难凭一己之力维护自身利益。及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余波未平，台海局势又趋紧张，亚洲东部遂成冷战对峙的前沿。面对共同的历史命运与严峻的安全挑战，各国渐悟唯有精诚团结，方能有效抵制大国强权的主宰。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于科伦坡会议首次倡议召开亚非会议。同年岁末，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现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正式确定召开万隆会议，明确会议核心宗旨为：促进亚非国家友好合作，探寻共同利益，致力于睦邻共处，聚焦国家主权、反种族主义及反殖民主义等关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之议题。

　　中国并非万隆会议发起国，但对此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视其为推动亚非国家团结协作、共同抵御殖民压迫的历史契机。会前，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着意布局，展开一系列高层次互动。周恩来总理先后出访印度、缅甸等国，与各国政要深入交换意见，巩固共同立场；与此同时，外交部门亦详加研判，拟定周密方略，明确以“求同存异”为参会方略，力求在维护亚非团结的前提下妥善化解潜在分歧，确保会议成功。

　　二、亚非人权共识探索：万隆会议中的共同立场

　　（一）秩序认可 

　　万隆会议在人权议题上达成的首项共识，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基本原则的认可与支持。会议最终通过的公报明确表示完全支持宪章所确立的人权基本准则，并对宣言作出“注意到”的表述，视其为各国应共同努力以求实现的普遍标准。

　　会议议程由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与文化委员会分别推进。政治委员会首个议题即为“人权与自决”。讨论伊始，黎巴嫩代表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便提案正式承认并支持《世界人权宣言》，随即获得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日本、巴基斯坦、泰国及南越等国响应。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北越等国则表达了不同意见。印度代表表示，虽认可宪章所确立的人权原则，但不必专门提及特定的联合国文件。中国代表团态度相近，主张措辞应更宽泛，对直接援引宣言持审慎态度。议程推进之际，马利克与菲律宾代表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宣言核心起草人之一，马利克详加阐释宣言内容，并积极游说各方予以认可。他后来忆及：“整整一个星期三，我们都在讨论是否应该支持宣言，我不得不坚定支持的立场；与会代表们一次又一次要求我详细讲解宣言的条款。”为使会议尽早凝聚共识，各方最终决定成立小组委员会调整文本措辞。经多方协商，中国代表团同意在决议中明确支持宪章，而对宣言部分，则采用“注意到”一词表述，既维护了会议团结，也为各国理解与适用宣言留出更大空间。

　　万隆会议对宪章及宣言基本原则的认同，反映了亚非国家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接纳与融入。此种“秩序认可”昭示亚非国家意图于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国际规范制定，并恪守公认的人权准则。进一步言之，亚非国家冀望借承认国际规范之机，循既有秩序争取自身的话语权与参与权，从而彰显其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中所应享有的平等地位。万隆会议《最后公报》所提出的——亚非国家应于联合国体系内获得更广泛之代表权，尤应于安全理事会中占据席位，以便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印证了上述“秩序认可”背后蕴藏的深层动因。会议闭幕同年，锡兰、柬埔寨、约旦、老挝、利比亚、尼泊尔六国成功加入联合国，翌年日本与苏丹亦相继成为会员国。亚非国家经由万隆会议逐步增强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这一进程可谓亚非诸国携手谋求变革国际秩序的生动写照，展现其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日渐增长的发言权与影响力。

　　万隆会议对宪章与宣言基本原则的认同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议题上的首次集体发声。这一历史性发声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关于“文明”与“野蛮”的区隔，昭示了人权非西方列强的专属领域，而应为天下共议之公理。会议对宪章和宣言的重申，也构成了弱势国家规范性行动的范例，示范了如何打破于全球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的困境。此种对国际普遍规范的“支持”与“确认”，实亦暗含“反抗”之意，是针对西方列强在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等问题上言行相悖所发出的慷慨抗议。长期以来，西方列强在民族自决与人权保障领域的漠视与践踏，早已在亚非国家心中埋下积怨。万隆会议恰逢其时，为饱受殖民压迫的亚非国家搭建了团结发声的重要平台，使其得以借助“秩序认可”阐明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道义立场。与会各国依托联合国这一核心国际机制，为民族独立与自主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合法性根基，更为争取更广阔的国际话语权、拓展自身利益空间开辟了全新路径。这一“秩序认可”亦构成了其后“秩序重塑”的前奏，是亚非国家经由规范接轨获得道义认同，进而逐步介入全球秩序、影响国际人权议程的关键一步。

　　（二）秩序重塑

      1.人民自决权的法理演进与政治凝聚

　　自决权的实现历来被视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核心，其历史进程复杂且漫长。以1940年西印度群岛宣言和1945年曼彻斯特泛非大会为发端，反殖民阵营持续挑战殖民帝国主导的“殖民解放渐进论”，试图将自决权从一项模糊的政治原则重塑为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1950 年人权委员会起草的人权公约草案未纳入自决权，后殖民国家随即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研究保障自决权的可行途径，明确其为人权实现的先决条件。面对殖民帝国提出的三重质疑，反殖民阵营立足于宪章框架，直面殖民统治的核心矛盾，提出了新阐释：外来统治从根本上剥夺了被殖民者的基本尊严与公民权利，集体自决权当为实现个体人权的必要前提。这一论证廓清了二者的内在关联，为自决权在法理层面的推进奠定了关键基础。195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完成两大人权公约草案，将自决权赫然载于首条，寄望以成文形式将自决权纳入国际人权公约体系。

      1955年万隆会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将宪章的自决原则同反殖民阵营历经十余年淬炼的自决权主张一并凝聚为亚非国家的共同政治纲领。会议《最后公报》以集体政治宣言的形式，重申并强化了这一核心主张，明确宣示“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公报强调，自决权为全体人民所享有，附属地人民应尽快获得自由与独立，各国有权自主选择其政治制度；同时谴责外国征服与统治，认为其构成对基本人权及宪章的违背，并明确支持北非附属地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万隆会议所凝聚的共识，随后被带入联合国的后续辩论之中，为1960年第1514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最终通过提供了关键的政治动能与坚实的表决基础。杰克·梅利什（Jack Mellish）更进一步认为，万隆最后公报与联合国第1514号决议一并颠覆了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传统人权逻辑。万隆宣言强调自决权是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同样，第1514号决议宣告：“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在这一理解中，自决权被确立为首要权利，其权利主体并非个体，而是作为集体的人民。唯有凭借这一集体权利，人民得以组建独立国家并免于外部干涉，构成人权的其他各项福祉才能在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获得实质性发展。这一阐释标志着从宣言所确立的普适性个体人权范式，向更具多元主义色彩的集体权利范式的转变。

　　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曾论及，联合国初创之际，其设计者并未真正致力于构建一个以普遍传播自决思想为基石的全球秩序；相反，他们仍抱持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化世界观，带有浓厚的种族偏见，意在维系欧洲帝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马佐尔的论断为我们理解宪章何以仅以修辞性笔墨提及自决权，而宣言更全然未及此义，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观察视角。这一论断也反向彰显了万隆会议的历史价值，揭示了亚非各国何以须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以整体姿态发声，共同倡导并巩固自决权，俾使其得以立足于国际法之殿堂。

　　2.强调反殖民、反种族主义以推动亚非人权融入国际人权议程

　　“权利”二字贯穿万隆会议代表之言辞，而其表达多以“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为依归。自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与会代表发布的万隆会议新闻声明中可清晰观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人权之间深刻的联系：“南非的非白人群体被彻底剥夺了基本权利。他们无权参与选举，无权决定治理自己的政府，对国家事务和行政管理更没有发言权。他们缺乏代表，却被强行征税……在经济上，他们深受压迫与剥削，无法自由从事贸易，没有居住权，亦不得购买或拥有土地。根据《集团区域法》，他们将失去自己的财产、企业、机构，甚至宗教场所。他们没有资格应聘公务员岗位，也无缘工业、技术行业和商业领域的专业职位。在教育和社会服务的获取上，他们遭遇严重歧视，日常生活中的尊严亦屡受践踏。”对于彼时的被殖民国家而言，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既是争取国家独立的政治抗争，也是创造实现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

　　万隆会议建立的反殖民主义共识根植于亚非国家的共同被殖民历史。与会各国大多曾在16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浪潮中沦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惨痛的被殖民记忆与争取民族独立、自决的共同渴望，促使万隆会议向着彻底埋葬殖民主义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诚如有会议代表所言：“自殖民扩张以降，外国列强的殖民统治实为诸多战祸之根由。”在万隆会议召开之际，殖民国家仍在以各种伪装形式试图延续对前殖民地国家的控制。会议为亚洲和非洲新近独立的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凝聚力量共同表达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会议中多位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殖民统治下的苦难经历以及争取独立的艰辛历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Sukarno）在发言中道：“殖民主义并非遥远或模糊的概念，我们深深感受到它的残酷。我们目睹了它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贫困，以及它被历史进程驱逐后的遗害。我们的人民深切理解这些痛苦，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与会代表清醒地认识到，殖民主义并未彻底消亡，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继续推进斗争，因为“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依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在审视亚洲和非洲的地图时，我们发现许多地区，甚至整个国家，仍深陷殖民主义的枷锁之中。在我们中的一些人身上，仍然残留着殖民统治的刺，或大或小。”彼时，北非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仍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迫切需要推动其加速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埃塞俄比亚代表在论及托管地问题时亦直言：“殖民主义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处于托管制度下的领土……我们支持被托管领土尽早摆脱殖民或托管制度的束缚”。会议更进一步指出，殖民政策“等同于否定基本人权”，“不仅阻碍了本地区的文化进步，还妨碍了更广泛的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最后公报》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根除的祸害”。

　　万隆会议对殖民主义的鲜明反对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殖民遗留问题的持续关注，也使去殖民化进程在国际法层面逐步走向完备，并对后续国际法律文书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去殖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联合国于1960年通过的第1514号决议承继了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反殖民主义基调。在该决议草案的审议过程中，众多亚非国家代表明确指出，1955年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亚非国家推动非殖民化进程的政策基石。这些原则随后在1958年阿克拉会议、1959年蒙罗维亚会议及1960年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国家会议上得到反复确认和重申。而第1514号决议草案正是这些以万隆会议精神为核心的反殖民主张的凝结，最终由43个亚非国家联合提交并推动通过。决议所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核心表述——“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妨碍了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同注。——几乎是对万隆《最后公报》关于附属地人民问题第（丑）项的直接引用。

　　在万隆会议中，人权议题不仅与反殖民主义紧密相连，同时也与反种族主义问题密切交织。会议吸引了众多国际观察者，其中非裔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其后所著《彩幕：万隆会议报告》中写道：“种族主义乃殖民主义之一部分，殖民体系之维系全赖统治阶层自诩优越。因肤色之别而施以歧视，公然违逆基本人权……若观现代社会之进步，种族隔离制度岂非应属蛮荒旧世之遗毒？”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将会议称为“新的起点”，更誉之为“有色人种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开幕致辞中感叹，世界在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埃及总理贾迈勒·纳赛尔（Gamal Nasser）直言种族歧视无论表现为何种形态，皆悖于国家治理之基本责任，且损害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罗慕洛也在发言中强调：“除了殖民主义与政治自由问题，我们同样关切种族平等问题……此议题虽随历史背景各有不同表现，然观诸古今，西方殖民政权无一不曾于不同程度上将种族劣等论强加于被统治人民。我们深知在自己土地上被贬低的痛苦，深知被迫沦为政治、经济、军事上从属地位的滋味——其中也包括种族上的从属。这是莫大的耻辱……为维护其统治，为证明其权力正当，西方的白人政权以基因与肤色为基础，宣称自身优越。此种荒谬逻辑之极端，竟使殖民社会中最卑微之人，亦可凌驾于受殖民人民之最杰出者之上”。罗慕洛发言之后，利比里亚、利比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国代表纷纷响应，竞相痛斥种族歧视之弊，使此议题以压倒之势深入人心。会议《最后公报》申明：“万隆会议对非洲广大地区及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深表遗憾。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更是对文明基本价值与人类尊严的否定”。公报所列十项原则中，亦明确提出“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万隆会议令反种族歧视从地区性问题跃升为全球性议题，推动国际社会展开广泛且深刻的种族平等对话，为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63年，联合国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反种族主义理念由此在国际法框架内得以延续与深化，推动各国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种族歧视，并强化国际合作机制。万隆会议亦促成了1961年不结盟运动（NAM）的成立，继而推动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这两个多边组织令第三世界国家得以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场合积极发声，阐述在政治、经济等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并在争取平等权利的进程中逐步实现团结与合作。在不结盟运动的持续推动下，联合国大会于1965年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有论者指出，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的理想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其宗旨在于构建一种后殖民秩序，探索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形式。万隆会议之后，联合国大会亦陆续通过一系列决议，呼吁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并采取经济制裁等措施迫使南非改变种族歧视政策。

　　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共同憎恶是亚非国家的重要情感纽带，也是万隆会议上人权议题的聚焦点。会议所议人民自决、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及人权保障之关联，不啻反映出这些议题交织的复杂面向，更表明它们在亚非国家的诉求中相互支撑、浑然一体。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亚非国家在当时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诉求，对国际人权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亚非人权共识之旅开启了征途。

　　3.倡导经文共进以培育新秩序、发展权之土壤

　　有西方人权学者曾指出，万隆会议尚未呈现其后被视为非西方国家人权理念两大支柱的“发展主义论”与“文化相对论”。此论未免失之偏颇。事实上，万隆会议《最后公报》对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倡导已然为后续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酝酿以及发展权的提出，埋下了思想伏笔。万隆与会各国皆受欠发达问题所困，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与迫切需求有着深切体认。会议所设三委员会中，经济与文化委员会便占据其二，代表们于会上频频表达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诉求。《最后公报》达成重要共识：在经济层面，强调促进亚非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尤其在技术援助、贸易稳定及共同发展方面，提倡通过多边与双边合作实现区域经济繁荣；在文化层面，强烈反对文化压制对教育与文化基本权利的否定，主张文化平等交流与合作，恢复并发展亚洲与非洲国家间的传统文化联系，倡导各国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携手并进，推动共同发展。万隆会议之后大批新独立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它们将万隆会议上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诉求带入联合国议程，使联合国不再仅仅是冷战双方角力的场所，而逐渐转向对南北之间日益扩大的发展鸿沟的关注。1974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呼吁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NIEO）。同年，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提出了20项核心原则，其中“自决”“国际合作”“援助”“原料价格”等表述皆可溯至万隆会议所达成之经济合作共识。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将发展权的概念追溯至《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将1957年联合国大会第1161（XII）号决议视为承认发展权的开端。该决议中提出：“均衡与全面的经济社会发展，能促进和平、安全、社会进步，提升生活水平，并且有助于坚持与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而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便已有此类观点显现。巴基斯坦代表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在发言中道：“和平非单纯之政治现象，更多受经济、社会与道德因素之影响。政治困境日益严峻之际，我们更应注重经济、社会与道德价值。贫困、疾病、无知与偏见，是和平与进步之真正敌人，腐蚀社会，滋生动荡与仇恨。经济之改善，将有力打击贫困与疾病；教育则能驱散无知与偏见之迷雾。于如今充满政治不安之时，我们必当加倍努力，致力于人民之经济、社会与智识之全面进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会上也曾言：“……几乎所有亚洲与非洲国家普遍面临低生活水平之困境。数百年来，我们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宗主国，然而自身始终陷于贫困。二战结束后，我们虽获得政治独立，然此政治自由并未带来真正经济独立，亦未能根除人民长期遭遇的贫困与落后。我们竭力求取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却与真正的福利国家相去甚远。发展规划虽已着手制定，而资源匮乏与能力不足，往往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分歧与弥合：冷战负面影响与中国“求同存异”方针

　　（一）分歧：冷战制约

　　在万隆会议上，人权议题始终在分歧与僵局之间徘徊。彼时人权更多是以工具性面貌出现：在部分与会者眼中，它是“一道用于反抗共产主义威胁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防线”，亦是“一种在更为具体、规范的场域中追求反殖民主义的极佳方式”。亲美阵营的代表们频繁借用“殖民主义”“自由”和“民主”等概念，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将人权议题转化为反共的政治武器。在会议的政治委员会中，持亲美立场的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Sir John Kotelawala）毫不掩饰地谴责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将其指为“新型殖民主义”，主张将其与西方殖民主义一道予以强烈谴责。这一立场引发了关于自由本质及人民自决与个人自由关系的激烈争论。黎巴嫩代表马利克指出，万隆会议上的最大分歧在于对自由内涵的不同理解：亲美阵营认为，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民族的解放，更应包含个人意志与思想的自由；而社会主义阵营则主张，摆脱殖民压迫、实现民族解放，乃是自由得以存在的前提。对自由本质之歧见遂成为万隆会议人权议题的核心矛盾，直观映现出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对人权议题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在科特拉瓦拉发表戏剧性演讲之前，罗慕洛便已率先引导与会者反思自由、个人权利与反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罗慕洛对共产主义的抨击将中国代表团置于困境，扰乱了会议的和谐氛围，使得会议的进程愈发紧张，甚至一度将会议推向失败的边缘。紧随其后，“九国提案”提出“谴责一切形式之殖民主义”，暗藏对苏联之批判。争论愈演愈烈，大会被迫决定临时设立专门小组处理殖民主义问题。直至会议临近闭幕，争执仍未化解，议题不得不转交至“世界和平与合作问题”小组继续磋商。僵局在会议的最后五分钟得以打破，各方就殖民主义问题达成一致，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形式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铲除的祸害……”

　　从上述纷繁复杂的争议中不难看出，人权议题在万隆会议上呈现出鲜明的工具性特征。此工具性是会议上分歧与僵局的主要根源，它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冷战的影响尤为显著。

　　1.阵营对立动摇人权共识之基

　　万隆与会国之间固然存在诸多共性：它们大多饱受殖民统治之苦，面临相似的经济困境，普遍珍视和平与民族独立等根本价值。与此同时，与会各国呈现出“万花筒式”的多样性——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及国际立场也不尽相同。在冷战格局之下，这些固有差异被进一步放大。各国在捍卫自身利益与独立性的同时，不得不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博弈中谋求定位。“……每股力量都不得不澄清自己的立场”，“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这一现实加剧了与会国之间的复杂张力，也使万隆会议笼罩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对立之中。

　　从政治立场来看，万隆会议的与会国大致可分为三个阵营：亲美反共阵营、共产主义阵营以及不结盟阵营。至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时，亚非地区已经出现了多个亲美或亲西方的条约与组织，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中央条约组织（CENTO）。这些组织旨在抗衡苏联及其盟友的影响力，尤以冷战背景下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要务。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立于1954年，旨在防止共产主义蔓延至东南亚地区，与会国菲律宾和泰国是其成员国。中央条约组织（CENTO）成立于1955年，主要目的是制约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与会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是其成员国。此外，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亦参与了万隆会议。这些组织反映了部分亚非国家在冷战格局下的地缘政治选择——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日趋严峻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倾向于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保持紧密联系。对亲西方国家而言，与会不仅为捍卫本国利益，亦意在因应日益蔓延的共产主义势力，稳固西方主导的全球战略格局。如罗慕洛所言，除明确亲西方国家外，会议中尚有对西方持“或多或少友好之态”的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伊拉克、黎巴嫩、伊朗和锡兰，甚至日本、苏丹、南越等国亦与西方保持某种程度的联系。与之对立的，则是以中国与北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至于第三大阵营，即不结盟国家，则奉行“独立自主”原则，力求在冷战强权对峙中保持中立，避免卷入美苏角逐。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及诸多阿拉伯国家皆属此列。尽管不结盟国家竭力置身事外，冷战格局仍如阴云笼罩，使其难以完全抽身。三大阵营的分裂与对峙，使得各方在政治立场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人权议题尤甚，推动共识之路步履维艰。以谴责殖民主义为例，前文所及九国提案提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成为争议焦点。亲美阵营借机对苏联在东欧的控制大加挞伐，各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最终经过反复斡旋与妥协，方达成模糊共识。此过程映射出冷战时期大国角力之错综复杂，亦彰显大国政治如何牵动区域合作与议题决策之走向。

　　2.美“隔空干预”将人权工具化

　　美国对万隆会议的召开深怀戒惧，其忧虑主要源于三个层面的“潜在风险”：其一，鉴于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及殖民历史，加之其对欧洲殖民主义的默许态度，美国担心万隆会议可能演变为声讨美西方霸权的“公堂”；其二，美国忧虑会议或为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提供有利的政治舞台，从而削弱自身在亚非地区的影响力；其三，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为首的中立阵营日渐崛起亦使美国倍感不安。为防上述隐忧成为现实，美国在万隆会议前后策动了一系列“心理战”，妄图影响与会代表的立场、会议议题的设定乃至会议的整体走向。会前，美国极力阻挠企图使会议夭折，或至少使其偏离初衷。及至此计未果，美国转而向亲美国家施压，指定代表参与会议，其中包括黎巴嫩的马利克和菲律宾的罗慕洛。与此同时，在美国支持下，英国向亲西方的与会国（如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及部分立场摇摆的国家（如锡兰）提供了“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涵盖“共产主义殖民”、核裁军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宗教自由等议题，意在“尽可能使共产主义中国难堪”，并防止亚非国家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同盟。会议期间，美国与受邀的亲美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并以雅加达大使馆为枢纽协调各方行动，推动反共产主义联盟的形成与运作。美国从而得以在未亲临其境的情况下，实质性地影响会议之议程与讨论方向，确保亲美阵营在会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由此致使政治委员会上人权议题的工具化。会议时日大多耗费于对共产主义无端抨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亚非国家在人权问题上达成更为清晰的共识。

　　会议上围绕人权议题的分歧，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亚非各国人权主体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与会观察者赖特曾言：“这些国家究竟有何共通之处？在我看来，除了与西方世界的历史纠葛所带来的共鸣外，几乎再无其他相似之处。这个曾被排斥的群体汇聚一堂，实则是一场对西方世界的审判。”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会议前夕曾指出，万隆会议“将展现亚洲与非洲在经历西方长达两百年的统治与剥削后所迎来的觉醒”。回顾会议关于人权议题的讨论过程，所谓的“审判”与“觉醒”终究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既源于冷战格局的制约，亦是“两百年统治与剥削”所留下的沉疴难愈之痕。其一，在冷战背景下，许多国家面临着复杂的外交压力。这种外交困境削弱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主性，尤其是在涉人权议题上，这些国家往往需要在大国之间寻找平衡，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其二，长期的殖民统治使亚非国家的思想深受宗主国影响。许多新近独立的国家在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上仍难完全摆脱殖民烙印，殖民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依然影响着其社会结构和政治决策。诚如有学者所言，这些国家曾久陷桎梏之中，方才获得独立的民族要彻底挣脱精神上的束缚、重建文化自信，仍需时光的积淀与洗涤。其三，经济上的长期掠夺使得大多数亚非国家依赖西方援助，而这些援助往往附带严苛条件，成为西方“推行自身利益的政策工具”。故此，尽管万隆会议中的许多国家对西方的压迫持批判态度，但在具体的人权议题上，它们难以摆脱冷战博弈与对外援助的掣肘，推动人权共识的努力因而多有局限。这也解释了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在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时所展现出的矛盾心态——既有对既定秩序的部分认可，亦有重塑秩序、争取公平与自主的渴望。这种复杂而纠结的心理，恰是亚非国家在后殖民时代于外部压力与内部发展双重挑战间踟蹰前行的真实写照。

　　（二）弥合：求同存异

　　在会议的进程中，中国代表团所倡导的“求同存异”方针成为推动会议顺利召开、促成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凝聚人权议题共识的关键因素之一。彼时世界正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所割裂，亚非国家大多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成为当务之急。新中国经济基础尚显薄弱，国际地位亦未稳固，且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孤立。面对万隆会议上各国立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国深知若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趋同而忽视现实利益的汇合，必将加剧分歧，不仅不利于自身外交利益的实现，亦将损害亚非国家的整体团结。周恩来总理遂于会上提出“求同存异”，倡导亚非各国聚焦共同利益与目标，暂时搁置一时难以化解的分歧，以形成合力应对共同的外部挑战。

　　本文第二部分提及中国代表团在宣言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这一态度表面上或可被视为达成人权共识的“障碍”，实则不然。中国所持异议及随后的策略性折中，正是“求同存异”原则的首次实践，在促成共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从历史视角来看，万隆会议上围绕这一议题的讨论，实则延续了1940年代末联合国就宣言所展开的辩论。尽管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获得正式通过，但其作为全球人权框架的基础文本，在万隆会议召开之时，并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同。宣言通过之时，联合国仅有58个成员国；至万隆会议召开，超过三分之一的与会国家尚未加入联合国，这些国家既未参与宣言的起草，亦未在其形成过程中施加影响，其中一些甚至仍处于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所提异议，体现了对宣言普适性的审慎思考，也客观反映了众多亚非新兴国家的共同关切，即宣言应在更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基础上获得认可。关于最终措辞的折中处理，有学者认为是马利克说服了周恩来作出让步，从而促成中国在最后公报中接受对宣言的认可。这一解读未能准确捕捉中国代表团的真实立场。中国方面所作调整既是对“求同存异”原则的践行，也是对尊重基本人权及宪章宗旨的再度阐明。这一立场展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智慧，也彰显了中国对国际共识的尊重以及对亚非国家人权诉求的关注。

　　求同存异方针在后续人权议题的分歧和僵持中继续发挥有效的弥合作用。会议上频出的“美国之音”在破坏万隆会议的团结亲善氛围之余，致使人权议题陷入无谓的论战消耗之中，转移了亚非国家本该关注的主要矛盾和切身人权利益。正如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录中所言：“会议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的应对，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深有同感”。与外界预期的激烈交锋不同，周总理凭借“求同存异”策略，多次化解会议危机，引导议程向协商与团结的方向发展。在会议过程中，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菲律宾代表罗慕洛及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等人公开发表强烈的反共言论，甚至将共产主义描述为“新殖民主义”，主张采取措施加以遏制。面对意识形态上的激烈对立，周总理并未直接反驳，而是巧妙运用“求同存异”策略予以回应。他强调，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在于促进团结而非制造对立，并明确指出会议不应沦为各国宣扬自身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场所，而应聚焦于共同反对殖民主义、推动和平共处。通过引导与会国家在反对殖民统治的共同目标上寻求共识，周总理成功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冲突，维护了会议整体的合作氛围。他进一步阐明，即便亚非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仍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区域发展。“求同存异”在加强亚非国家团结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平衡不同人权立场的重要方法论。尽管亚非国家在人权的具体实现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在维护国家独立、促进经济发展、消除殖民遗产等方面，却有着高度一致的诉求。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阐述了如下立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周总理还强调，亚非国家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上各具特色，各国应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而非以单一标准衡量他国人权状况。这一立场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即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与各国发展现实相结合，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路径的权利，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人权治理体系。

　　“求同存异”方针化解了万隆会议上的紧张局势，更成为连接各国利益、消弭分歧的桥梁，使会议得以稳步推进，收获广泛赞誉。这一理念赢得广泛认可绝非偶然，它契合了彼时亚非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首先，许多亚非国家甫一摆脱殖民统治，便立即面临维护国家独立、抵御外部干涉的艰巨任务。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成为这些新生国家最紧迫的共同诉求，而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正是基于这一最大公约数，使各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了共鸣。其次，万隆会议的与会国来自不同地域，社会制度、政治诉求各异，面临的国内外挑战亦千差万别。“求同存异”提供了兼顾团结与自主、既能凝聚共识又不损害各自核心利益的现实方案，从而赢得广泛认同。最后，“求同存异”理念本身的包容性，使其尊重各国的主权与发展路径，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泥潭，契合了亚非国家追求务实合作的现实需求。在这一方针的引领下，各国得以跳脱无谓纷争，将关注点聚焦于合作共赢，从而推动会议取得成功。

　　四、重新评估万隆人权：制约下的成就

　　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多位与会国代表相继提及“战争”“氢弹”“原子能”“大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关键字眼。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演讲中直言：“促成本次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正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令人不安的紧张局势。”“今天我们齐聚一堂，不仅见证亚非地区历史的关键转折，也身处影响整个人类命运的重要关口……整个世界正徘徊在动荡的边缘。稍有不慎，人类便可能跌入无法挽回的深渊。过去数十年间，那些主导全球事务的大国不仅在自身发展道路上制造危机，也将世界各国一同裹挟至这条充满灾难的轨道之上。”万隆会议召开之际，全球局势剑拔弩张，战争阴霾挥之不去，人类文明的前景仿佛悬于达摩克利斯剑之下。避免冲突、守护和平成为刻不容缓的使命，唯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方能有序推动亚非国家实现各自的历史任务。“若和平本身岌岌可危，甚至被弃若敝屣，那么任何其他具体问题都将无从谈起。我们的首要责任，便是维护和平。”在此背景下，人权问题在会议议程中的优先级被暂时置于次要位置，会议的核心目标集中在化解冷战危机、捍卫国家独立、推进去殖民化进程。唯有在这些根本问题取得突破后，人权议题方有充分展开的可能。万隆会议的特殊意义，在于其明确表达了亚非国家争取主权独立、加速非殖民化进程的迫切诉求。但若论及基于亚非文明传统与文化根基的现代社会转型，会议所展现出的方向仍显模糊，未来发展路径亦未臻清晰。历史学者大卫·金奇（David Kimche）曾指出，从纯粹的政治角度来看，万隆会议并未完全展现出“亚非团结精神”。他认为在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对立所塑造的政治联盟影响力远超亚非国家内部的认同纽带。冷战形成的战略牵连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会议讨论中殖民主义这一与亚非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核心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固然这种完全抹杀万隆团结精神的观点过于极端与片面，但冷战下的国际环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万隆团结精神，掣肘了与会国的人权立场与主张，进而削弱了万隆会议在获取人权共识方面的深度。岛津直子（Shimazu Naoko）将万隆会议描绘成一场戏剧，万隆会议获致人权共识的过程便如同戏剧中的一幕。颇为遗憾的是，在万隆会议上，人权似跃然台前，实仍隐于幕后。

　　不可否认，冷战为万隆会议人权共识的达成加诸了不少艰险与阻碍。但另一方面，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身份认同之关键起点，且为其后在联合国人权议题及国际人权公约制定过程中施加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方国家在万隆会议前曾断言会议势必因各方立场不可调和而沦为意识形态对峙的角斗场，最终以失败收场。然而会议的走向远超外界预期——它不仅未因分歧而瓦解，反而催生了历史性的成果。作为20世纪后殖民时代国际外交之重要分水岭，万隆会议之意义，不但在于亚非国家的集体登场，更在于其重塑了全球政治格局之基本叙事。会议所产生的“第三世界”这一广为认同的概念，象征着新兴国家之团结与崛起。正如马利克在会后所言，“当今世界的核心议题，不再只是共产主义与西方如何‘共存’，而是它们能否以及如何与亚洲和非洲‘共存’”。万隆会议构筑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成为国际人权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它未囿于西方设定的抽象人权框架，鲜明地将人民自决、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确立为获致人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强调唯有在这些前提条件得到保障的基础上，人权方能真正实现。这一立场奠定了以民族独立、反对殖民压迫与种族歧视为核心的亚非人权话语体系，为后续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拓展全球人权议程提供了基础性共识与行动方向。《德黑兰宣言》（1968年）在万隆人权共识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歧视之关注，阐明“人权及基本自由既不容分割，若不同时享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则公民及政治权利决无实现之日。且人权实施方面长久进展之达成，亦有赖于健全有效之国内及国际经济及社会发展政策”。《曼谷宣言》（1993年）作为这一承继关系之自然延续，进一步强调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对实现人权之基础性作用。由是，万隆《最后公报》、《德黑兰宣言》与《曼谷宣言》前后赓续层层递进，共同构筑起持续深化的人权共识框架。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亦由此在国际人权舞台上渐成声势，为通往更为公正、公平的国际人权秩序标定了方向。

　　作为亚非地区人权共识形成的朦胧兆端，万隆会议揭示了在人权议题上实现区域共识的复杂性，它标志着亚非地区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更预示着一个长期、多维度的人权共识演进的开始。

　　（化国宇，刘晓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理学专业2023级博士研究生、福建警察学院基础课教学部讲师。）

　　【本文系司法部2022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数字包容视角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立法研究”（项目批准号：22SFB5001）；2025年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一般项目“基本权利制度建构的范式转换与中国方案”（项目批准号：2025YJSKY010）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The Bandung Conference was held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intensified confront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and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discussed at the conference exhibited a complex dual character. On the one hand，some human rights issues were politicized as a means of international struggle，hindering the awakening of human rights subjectivity of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by endors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o demand equal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discourse，the conference emphasized propositions such as people's self-determination，anti-colonialism and anti-racism，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Asia-Africa human rights demands in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genda.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proposed by China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conference solidarity and resolving differences. The conference provided impetus for the early efforts of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laid a promising foundation for regional human rights consensus.

Keywords：Bandung Conference；Asia-Africa；Human Rights Consensus；People's Self-determination

　　(责任编辑 朱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