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中国民众对生活品质的期盼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清洁的空气、安全的水源、稳定的能源供给，这些曾被视为发展“副产品”的要素，如今已成为刚性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绿色生存权”——它并非一项凭空新增的法律条款，而是健康权、发展权与社会公平在生态层面的综合体现。

　　然而，气候变化从来不受国界限制。守护这份权利，单靠一国之力远远不够。在这一背景下，中欧作为两大文明体和经济体，正以务实的气候合作，探索一条跨越制度差异的人权实践路径，这种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合作，为本世纪的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一份生动的“务实答卷”。

　　中国实践：厚植“绿色生存权”的本土根基 

　　在制度路径上，中国并未选择将环境权作为孤立的基本权利入宪，而是把生态环境治理深刻融入整体发展与民生保障体系，为绿色生存权打下了坚实的本土根基。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安吉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2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发展资源和生活红利。2013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论断，进一步把民生从物质改善延伸到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等生态福祉。这里的核心逻辑不是在权利清单里新增一个条目，而是把呼吸、饮水、栖居的质感，重新纳入“人活得有尊严”的衡量标准，让环境诉求从抽象概念变成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生活质量的改善。

　　数据与事实印证了这一转变。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降至29.3微克/立方米，比2020年下降16.3%；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首次超过九成。在青海贵德县王屯村，德拉河流域生态修复不仅改善了环境，更通过设立生态巡护岗位等方式，使原住村民从“环境退化承受者”转变为“生态服务提供者”，这正是发展权在乡村的生动体现。与此同时，能源结构转型的长远效应同样值得关注：截至2025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达到23.4亿千瓦。“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装机容量占比由40%提升至60%左右。这意味着，当代人正以实际行动，拒绝向后代透支环境账单，捍卫了代际间的生存公平。

　　在法治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整合了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等条款，为公民的绿色救济权搭建了清晰的骨架。但客观而言，环境司法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例如环境公益诉讼门槛较高、损害赔偿执行周期较长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内法治框架固然能搭建国内权利保障的基础，但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危机，惟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共筑安全屏障，真正守护每一个人的生存尊严。

　　中欧合作：拓展“绿色生存权”的国际空间

　　面对气候挑战，中欧选择回归技术、民生和人权本身。2025年7月，双方共同发布《中欧领导人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重申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核心地位。在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欧两大经济体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公共利益最强有力的维护。

　　这种合作不仅是政策宣言，更深深根植于具体技术与产业合作中。在能源技术端，中国风电装备的制造成本优势，与欧洲先进的电网管理技术形成互补；在产业合作方面，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新能源投资也在不断扩大。例如，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投建巨型电池工厂，既推动了欧洲电动汽车产业链的发展，也对欧洲能源转型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降低绿色技术的全球获取成本，让更多人能够分享绿色发展成果，本质上就是提升了发展权的平等性。

　　同时，中欧在碳市场标准互认上的探索，既降低了企业合规成本，又避免了“绿色贸易壁垒”误伤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间接保护了当地劳工的生计。在第三方市场，中法共建的摩洛哥光伏产业园等项目，正让中欧技术红利跨越地中海，惠及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

　　中欧气候合作的人权启示恰恰在于：当双方致力于先解决“人类如何活下去”的生存底线问题时，关于“人类如何活得更好”的理念分歧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中欧在人权理念的侧重点确有不同——中国重民生福祉与集体保障，欧洲重个体权利与司法救济。但在气候议题上，双方找到了“生存与发展”这一最大公约数。人权不仅是法庭上的雄辩，更是日常生活中能点亮的一盏清洁灯、能喝到的一口放心水。 这种“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护人权”的模式，有效绕开了“先定义、再行动”的治理僵局。

　　面向未来：构建公正、共享的全球“绿色权利”体系 

　　202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贝伦大会（COP30）召开后，中欧共同推动的气候承诺，正努力将“绿色生存权”从理念转化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刚性约束规则。

　　在全球低碳转型进程中，“公正转型”问题同样需要受到重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层面，都应尽早建立“就业预警—社会补偿—职业再培训”的联动机制，确保传统能源行业的劳动者在绿色浪潮中不被边缘化，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尊严。

　　更为关键的是，绿色转型的成果必须更多地惠及“全球南方”。绿色生存权，应当是全人类共享的普适权利，绝不能沦为少数发达国家独享的“绿色特权”。当气候危机将全人类逼入同一个风雨飘摇的屋檐下时，中欧用行动证明：互相指责无济于事，携手并进才是出路。这份超越地缘政治的共同行动，所守护的正是全人类绵延不息的绿色生存权。

　　作者：袁浩然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