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现场图（主办方提供）

　　5月21日，“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在全球秩序经历深刻演变的背景下，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50余位代表，围绕“国际秩序演变与人权未来”核心议题，就人权发展道路、多边合作与民生保障等展开对话。

　　人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人权普遍性原则如何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现实条件相结合，是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之一。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人权普遍性并不指向单一的实现模式，而要在尊重不同文明、结合各国国情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人权并不是任何一个文明独有的、专属的”，从东方的孔子到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人类对正义的追求从未停止。他认为，真正的对话需要勇气，“不仅要审视别人，也要审视自己”。法国海外科学院常任秘书多米尼克·巴若从欧洲自身的历史演变出发，回顾了殖民经历与外部模式的影响，认为中欧作为古老文明，可以通过对话寻求对彼此发展道路的理解。

　　这种“共识”的核心，在于承认和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沈钢表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路径，是“坚持将人权普遍性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法研究所前所长法比奥·马尔切利则认为，人权的普遍性与国家主权并不构成对立，关键在于如何结合国情有效落实。他认为，中国在保障人权领域的实践为此提供了实例。

　　与会学者还探讨了对话如何超越既有认知框架。希腊克里特大区文化参事埃莱尼·弗拉西从文化传统切入，指出古希腊词汇中早已蕴含了社群（da-mo）、正义（di-ka）等概念，而中国的“和”文化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平衡。她认为，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应相互对立，而应成为对话的基石。前瑞士驻华武官、汉学家贺彼得也认为，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决定了中国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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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边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面对单边主义、地缘冲突等对全球秩序带来的冲击，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行多边主义，是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波兰华沙斯特凡・维辛斯基大学教授亚当·维罗姆斯基表示，过去数十年，个别国家凭借其优势地位，时常以人权名义实施干预。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尤其是亚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单边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正在受到制约。罗马尼亚前副总理兼外长阿德里安·赛韦林提醒，人权有被用作“地缘政治争斗工具”的危险，选择性的“双重标准”会使人权本身失去信誉。他主张，“人权不应该成为分裂的口号、对抗的武器，而是一个关于正义、团结、共同人性的共同语言。”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理念与方案受到与会者关注。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唐建军在致辞中系统阐述了中方立场，提出中欧应“坚定做人权文明对话的倡导者”“坚持做真正多边主义的捍卫者”。贺彼得认为，在当前联合国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即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治理倡议，明确提出应尊重《联合国宪章》，为维护多边体系作出了积极努力。

　　埃莱尼·弗拉西强调，在一个深度互联的世界里，主权不应被视为关闭对话的“大门”，而应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承担更广泛对话的“责任”。气候变化等新兴议题更加凸显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鲁怡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已演变为关乎发展与社会正义的复杂难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需要各国协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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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的落脚点：民生与尊严

　　对话显示，与会者普遍认为，人权的价值最终需要体现民众生活改善和个人尊严的保障上。沈钢公使引述称，“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衡量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关键，在于其人民能否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享有各项权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提出，当代人权保障的关键，在于推动其从“法律上被承认的权利主体”向“现实中能真实享有权利的个体”转变。唐建军秘书长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坚持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他用一系列数据对此进行说明：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沈钢公使也提及，中国的人均GDP从几十美元提高到1.3万美元，文盲率从近80%降至2.67%，这些事实反映了中国人权保障状况的一些变化。

　　对特定群体的保障也是讨论内容之一。唐建军秘书长介绍，今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各民族共同繁荣；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占比超过半数（50.76%），教育赋能成为女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向8500万残疾人的无障碍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胡玉鸿认为，人权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予以关注和扶持。

　　讨论接近尾声时，埃莱尼·弗拉西分享了古希腊词汇“悲悯”（Compassion）的内涵——“面对别人身上的不公平的恶所感受到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她认为，这种共情能力是人权保护的真正基础，它促使人们超越冰冷的法律条文，将人权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与赛维林教授所强调的“国际团结”，共同指向了一个超越分歧、回归人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