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演变与人权未来

　　序言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正处于抉择时刻。

　　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历史性演变——多极化进程在曲折中艰难推进，国际人权体系不断发展成熟，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持续提升，但局部冲突与动荡仍未停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肆意碾压各国平等发展的空间，不断加剧全球裂痕。新旧矛盾叠加爆发，全球人权治理正面对艰难抉择——是走向进步还是滑向倒退，是选择合作还是趋于分裂，是坚持共赢还是陷入对抗？这不仅深刻关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还将决定全球人权事业的未来。

　　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重塑优良秩序的历史智慧，也需要秉持共同发展的政治成熟。中国和欧洲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明底蕴，这为双方推动人权领域的机制对话开辟了广阔空间。

　　中国和欧洲都是多极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中，中欧人权研讨会走过了一段非凡历程。2015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双方共同开启了对话的起点。如今，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之际，我们再度相聚法国，接力思考、协力前行。这份坚持源于一个共同的信念：无论局势如何震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人权事业必须破浪向前。这是共同的信念，更是普遍的共识。

　　过去十年，中欧人权研讨会议题多元、与时俱进。十年之后再启新程，亟需审视人权观念的多元文明传统，共同思考人类面临的人权挑战，以博爱团结的理念推动人类和平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我们身处何时？

　　厘清时代坐标，关乎对人权的未来抉择与行动担当。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考验。部分国家操控地缘博弈，公然践踏国际人权共识与国际法基本准则，却长期逃避应负的责任，瓦解国际法权威性，加剧信任赤字。有关国际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60多场武装冲突正在持续，1.17亿人被迫流离失所，3亿劳动者身陷极端贫困，22亿人在数字时代被隔绝于发展机遇之外。安全失序、发展失衡、治理失效相互交织，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加剧呈现“同代的非同代性”特征——同一片天空下，有些人尽享现代文明的红利，有些人却挣扎在尊严沦丧的深渊。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格局正在孕育历史性变革。尽管联合国多边机制屡受部分大国态度的冲击，但其仍是世界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当“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行径频频突破人类认知底线，各国不再甘于被强加的单一标尺所评判，而是勇于探索根植于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为世界人权事业注入了新的希望。历史进程一再印证，妄图永久操控国际人权秩序的企图，不过是行将落幕的傲慢。“德不孤，必有邻”，中国的古话展现了全球人权治理的善恶辩证法：那些以人权为名行霸权之实的力量终将被孤立，而坚守公平正义、真正促进人权的力量必将赢得认可与同行。

　　当前，人人充分享有人权的梦想尚未实现。一个支离破碎、颠沛流离的世界，绝非人类共同家园的应有模样。然而，人权若要得到普遍且切实的尊重与保障，不能止步于权利话语的理论想象，需要我们不断寻找并凝聚共识，将目光从抽象的权利宣称转向具体的人权义务与责任担当，共同开启步调一致、互利共赢的建设性行动。

　　二、跨文明人权共识是否可能？

　　普遍人权的理念作为一种道德愿景被庄严载入国际文书，而具体的实践和理解却常引发争议乃至对立。尽管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信念，但全球人权共识的基础正在动荡的国际秩序下变得松动。理想与现实形成了落差。在此背景下，一个根本性问题变得格外紧迫：在不同文明之间，围绕“人权”这一承载厚重价值的概念，是否还能建立起有意义的实质性共识？

　　全球人权共识危机源于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固有的、长期存在的张力之中。自《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以来，如何在承认人权普遍价值的同时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与现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关于人权的差异性理解反映了不同哲学与社会政治构想。

　　事实上，中欧文明虽然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深层次上共享着关于人类尊严与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追求。这些共同价值构成了双方超越分歧、开展对话与合作的坚实基石。

　　第一，对人类尊严的共同尊崇。这是中欧人权理念最根本的汇合点。欧洲文化观念将人的尊严视为权利的源泉；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之性人为贵”等理念，同样蕴含着对人之价值与尊严的肯定。无论是欧洲启蒙思想中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还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都共同指向了对个体内在价值的尊重。

　　第二，对平等与正义的不懈追求。欧洲启蒙运动高扬平等之旗，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平等思想资源，如儒家的“有教无类”“不患寡而患不均”，法家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以及佛家的“众生平等”。虽然历史实践中的平等形态各异，但对一个更加公平、没有压迫的社会的向往是相通的。

　　第三，对博爱与团结的伦理倡导。欧洲文化中的博爱精神与基督教“爱邻如己”的训导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则强调“仁爱”“兼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同体伦理。这种超越个体、关怀他者、强调社会联结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人之为人”的共同人性和伦理基础。

　　第四，对社会福祉与防范公权力滥用的共同关切。尽管路径不同，但中欧都关注如何构建一个保障人民福祉的良好社会。欧洲通过分权制衡、法治原则来约束权力，保护个人自由。中国则强调“民为邦本”，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巩固执政合法性，并注重以法治方式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以说，在面对社会福祉和公权力这个根本问题上，中欧人权观殊途同归。

　　历史地看，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权思想的酝酿和流变都不是一种完全排他性的自我建构。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与欧洲人权学说跨越时空互鉴交融、取长补短，共同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内涵。

　　透过制度表象，追问历史和本质，人权理念的跨文化共识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三、我们共同面临哪些人权新挑战？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在推进人权事业方面共同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也同步孕育着重塑合作路径的现实机遇。

　　其一，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对人权享有的根本性冲击。和平与安全是人权保障的前提和基础。当代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表现为传统冲突持续、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扩散、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化，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应用带来的未知风险。这些威胁在各地直接侵害平民的生命、尊严、自由与安全，其溢出效应也影响着中欧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如何携手维护国际和平，以及如何在尊重国家主权前提下保障人权，都是充满挑战的共同议程。此外，新兴技术的军事化应用带来了深刻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例如，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对人类控制、责任归属及国际人道法遵守提出了根本性质疑。网络行动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则可能模糊和平与冲突的界限，增加误判风险，并对隐私、言论自由等权利构成潜在威胁。

　　其二，可持续发展赤字与发展融资困境对人权的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各项权利得以落实的基础。然而，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严重滞后，贫困、不平等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持续加剧，直接威胁全球范围内人权的保障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发展融资的严重缺口构成了核心瓶颈。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资源匮乏而难以在医疗、教育、清洁能源及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充分投资，这限制了基本权利的实现，并进一步固化了全球不平等结构。无论是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保障粮食安全，还是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即是核心人权议题。在此过程中，确保“公正转型”、防止弱势群体权利受损，是各国均需平衡的难题。

　　其三，数字转型与科技治理中的人权新风险。数字技术重塑社会，也创设了新的人权风险场域，首要挑战是数字鸿沟深化。接入与技能的不平等正制造新的社会排斥，限制边缘化群体在教育、就业、医疗及公共参与中享有平等机会的权利。在具体权利保障层面，数据滥用、算法歧视与数字监控对隐私权、平等权与免受歧视权构成直接威胁。同时，网络暴力、线上性别暴力、儿童性剥削及算法助推的仇恨言论，严重危害特定群体的身心健康、安全等基本人权。此外，人工智能的治理已成为焦点议题。AI系统在关键领域的应用可能嵌入并放大社会偏见，影响个人在关键领域受到的公平待遇。

　　其四，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衡与“霸权惯性”对人权议程的结构性扭曲。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有效性与公正性方面存在的缺陷，对人权的普遍实现构成了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其中，历史上形成并延续的“霸权惯性”与单边行动逻辑，持续冲击着基于国际团结的人权保护与合作。单边强制措施的滥用是“霸权惯性”的突出表现。其过度或不当实施时常导致目标国家平民获取基本物资与公共服务的困难，严重侵害其生存权、健康权与发展权。反对滥施单边制裁、减轻其对平民人权的负面影响，应成为中欧基于维护国际法治的共同关切。

　　更为严重的是，地缘政治竞争升级侵蚀着多边合作的根基，分散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及发展赤字等全球性挑战所需的注意力与资源。这种竞争可能外溢至科技、贸易乃至人权领域，一系列连锁效应。在紧张的国际氛围中坚守多边主义原则，维护一个开放、稳定、非歧视的全球环境，对于保障各项人权的实现至关重要。

　　全球所面临的这些挑战相互关联、彼此强化，超越了传统的双边关系范畴，在变革的时代，共同应对这些结构性挑战，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且人人享有人权的未来，具有超越地域与文化边界的普遍意义。

　　四、我们如何共同建设人权未来？

　　今年将举办第十一届中欧人权研讨会。跨越十一年的对话历程，彰显了双方在分歧之下仍愿寻求共识、推进合作的坚定意愿与务实能力。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变革，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持续扰动全球格局，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公平性、有效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全人类的事业，中欧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建设性力量，更应以务实行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第一，坚守求同存异，筑牢人权合作的价值根基。求同存异是中欧处理双边分歧、推进人权合作的核心准则，更是破解全球人权共识危机的关键。实践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和保障模式，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人权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人权事业进步的重要财富。

　　第二，深化务实合作，破解人权发展的现实挑战。面对可持续发展、和平安全、科技创新带来的人权新挑战，中欧应立足共同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推动人权合作从理念层面切实转化为务实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第三，强化机制建设，拓展人权交流合作的渠道机制。中欧应在现有对话基础上，不断拓宽民间交流与智库合作平台，鼓励中欧学术界、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人权领域交流，分享各自在人权保障中的实践成果和有益经验，推动人权理念的跨文明传播与共识凝聚。

　　第四，捍卫多边体系，共塑全球人权治理新格局。中欧应发挥引领作用，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人权治理体系，反对任何国家试图削弱联合国权威、架空国际人权机制的行为，推动国际人权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结语：以团结与责任开辟全球人权治理美好未来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站在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的历史节点，中欧应以团结凝聚共识，以责任引领行动，在人权发展的道路上携手同行，为全球人权治理变革注入持久动能。

　　人权事业，任重道远；惟其艰难，更需同行。只要中欧双方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对话，务实拓展人权交流合作领域，共同维护多边人权治理体系，就一定能够化解分歧、凝聚合力，推动人权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