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指令美国退出66个“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其中涵盖31个联合国相关实体及35个非联合国国际组织。这是自2025年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之后，美国再度发起的大规模“退群”行动。美国的“退群”行为虽已非新鲜事，但如此大规模的集中退出在其国际交往史上尚属首次。此举给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与审慎评估。

此次美国大规模“退群”是具有明确战略导向的系统性行动，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针对性极强，是经过统筹规划与审慎考量的战略性举措。此次退出的66个国际组织，均是特朗普政府依据第14199号行政令，完成首轮国际机制全面审查后，筛选出的“与美利益相悖”对象，每一个退出目标都经过了利益权衡与政治考量，精准服务于“美国优先”的战略诉求。二是覆盖范围广泛多元，突破以往单一领域的局限。行动不仅涉及31个联合国相关实体，还囊括35个非联合国国际组织，横跨气候治理、人权保障、文化合作等多个全球治理关键领域。相较于此前退出单一国际机制的做法，此次行动影响边界大幅拓展，对全球治理的冲击更为全面。三是单边主义特征尤为鲜明，霸权逻辑充分暴露。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唯一评判标尺，无视国际社会对多边合作的共同诉求，摒弃全球治理的合作共识，未经协商便单方面宣布退出，将国内战略凌驾于国际法与国际规则之上，充分暴露其动辄以单边行动裹挟全球治理的霸权行径。

美国此次大规模“退群”行径，根源在于“美国优先”原则主导，导致其对全球治理的认知出现根本性偏差。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利益观、责任观与规则观三个层面。其一，利益观发生退变，背离全球治理的共享共赢理念。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逻辑，强调聚焦“核心国家利益”，认为此前美国政府对国家利益定义过于泛化。其所谓的“核心国家利益”，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意识形态深度绑定，形成右翼意识形态与核心利益诉求的高度重叠。在此认知下，美国抛弃全球治理普惠性原则，将参与全球治理视为“以他国为先”，无视自身发展与国际合作的紧密联系，不惜牺牲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换取自身短期政治收益。其二，责任观发生退变，消解大国应有的责任共担意识。作为大国，美国本应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且自身也从全球治理进程中获取了巨大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但特朗普政府将国际责任视为财政负担与主权羁绊，宣称“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要求所谓“责任分担”与“责任转移”。实际行动中，美国更多是推卸责任，如退出气候治理相关国际机制，拒绝承担历史排放责任与公共产品供给义务，甚至将“气候变化”“净零排放”视为威胁美国利益的“意识形态”。其三，规则观发生退变，动摇国际规则共守的基本立场。美国曾标榜“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常以规则为工具干涉他国内政。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奉行规则实用主义，宣称“没有规则能约束自身权力”，认为现有国际组织服务于“过时的全球主义项目”。从言论到行动，美国都在千方百计摆脱国际规则束缚，对规则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以单边行动代替多边协商，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把国际组织当作实现自身霸权的工具。

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此次大规模“退群”行径，绝非放弃对全球治理事务的干预。在地缘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的背景下，这一行径的核心诉求是重塑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本质上是服务于该战略目标的特定手段。其想要塑造的“新角色”包含以下特点。

其一，聚焦关键领域，掌控核心主导权。美国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将确保对关键资源、关键矿产、关键供应链、关键战略通道和关键战略要地的控制。这种思维反映在其全球治理的角色重塑上，就是全球参与的选择性聚焦。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由“全球领导”转向区域聚焦与本土优先，特朗普政府将大幅收缩在全球性议题上的资源投入，仅保留对世界经济、高端科技、军事安全等核心领域的主导权。为此，美国将不遗余力维护其在全球关键经济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的领导地位，以捍卫其经济金融霸权。对非战略优先领域则采取“甩包袱”式退出策略。

其二，谋求更少约束，推行单边霸权逻辑。特朗普政府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将谋求通过规则体系的系统性解构和国际互动的单边化施压，使自身少受规则约束、拥有更多行动自由。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美国将继续通过退出国际组织、公约和条约等方式，系统性动摇现有全球治理的制度根基，打破现有规则体系，以重构对自身更有利的国际秩序。同时，放弃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国际分歧的路径，以单边行动强势推进自身议程，将霸权逻辑常态化，推动国际合作向“美国主导下的排他性合作”转变。

其三，强调成本收益，压缩全球治理投入。特朗普政府会更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评估全球参与，并据此重塑美国的全球角色。在参与全球治理时，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压缩对国际组织的财政投入，减轻外部负担。2026财年，特朗普政府为“国际组织委员会”（CIO）申请的预算为2.64亿美元，比2025财年削减了83%，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项目预算（CIPA）则尽数砍掉，尽显功利主义倾向。

美国大规模“退群”行径，对全球治理体系构成重大冲击，给国际秩序带来严峻挑战。一方面，动摇制度根基，导致治理架构失衡。作为战后国际秩序主要缔造者之一，美国通过退出联合国相关实体、气候公约等机制，系统性解构现有规则体系，终止资金支持、放弃履约义务，迫使部分国际机构缩减运作规模，甚至出现治理真空，削弱了多边机制的权威性与执行力，让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架构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削弱协同效能，加剧全球治理碎片化。美国选择性收缩全球参与、推行“责任转移”，打破了各国在气候治理、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协同格局，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区域合作陷入停滞，各国政策协调难度加大，进一步撕裂全球治理共识，形成多元割据的治理困境。此外，输出霸权逻辑，扭曲国际合作导向。美国将“退群”作为霸权扩张工具，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规则观，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给一些国家“树立”了漠视规则、推卸责任的恶劣“榜样”，加剧国际社会分歧与对抗，让全球合作偏离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轨道。

面对美国大规模“退群”行径引发的严峻局势，国际社会需凝聚共识、协同应对，推进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见效，为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全球治理变革与创新提供新动力、新方案。

筑牢多边机制核心地位。面对多边机制公信力受损、治理效能弱化的现实挑战，坚定以联合国为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牵头凝聚多边共识，推动国际组织优化决策与资金运作机制，弥补部分国家退出留下的资金与执行缺口。主动联合友好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增加对联合国及相关专项机构的资源投入，保障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等关键领域议程持续推进。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大幅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中的话语权，破解西方主导的治理失衡格局。强化国际法权威与执行力，建立多边机制履约监督体系，抵制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霸权行径，筑牢抵御单边主义冲击、维护多边秩序的坚实屏障。

构建多元协同合作网络。为应对全球合作碎片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受阻的困境，深化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区域机制联动，打通政策协调、资源共享、成果互认通道，形成区域合作合力。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纽带，推动与各国发展战略、区域合作规划深度对接，聚焦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打造不依附单一国家的自主可控合作平台。鼓励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组建新型多边合作机制，拓展非传统伙伴关系，丰富合作场景与渠道。推动区域合作机制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升跨区域合作韧性，有效对冲单边行为引发的合作断层风险，维护全球合作连续性。

凝聚全球治理行动共识。针对实用主义规则观蔓延、全球治理共识撕裂的问题，以全球性议题为抓手凝聚合作共识。在气候治理领域，牵头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制定更具包容性的执行方案，弥补部分国家退出留下的治理缺口。在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民生领域，搭建全球技术交流、应急响应与资源调配平台，强化各国行动协同。主动发声反对抵制“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霸权逻辑，引导各国树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将公平正义、责任共担等核心诉求融入规则体系，凝聚坚守多边规则、合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广泛共识，扭转治理共识撕裂态势。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