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事关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的福祉，而就业正是连接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关键纽带。”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给出了解读。在他看来，这一理念植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深层需求，承载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双重使命。

　　技术变革下的“就业之问”

　　当自动驾驶配送车、无人出租车穿梭于城市街巷，一批算法训练师、自动驾驶运维工程师等新岗位应运而生。而与此同时，传统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短途配送员的职业发展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新质生产力成为引领增长的主力军，这既为就业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也催生了新的结构性矛盾。

　　谈及技术进步与就业保障的平衡，李长安以自动驾驶技术举例，“自动驾驶能够推动交通行业的效率革命与绿色转型，无疑是‘十五五’期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但在自动驾驶大规模落地之前，我们必须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驾校教练等数以百万计的从业者想好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在李长安看来，这恰恰是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核心要义：“要在创新与就业之间找到平衡支点，让发展的红利更多惠及劳动者。”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简言之，就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将就业维度纳入发展决策的核心考量，既致力于扩大就业规模，更着力提升就业质量。”李长安表示。

　　解锁就业友好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谈及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友好”，李长安认为，不仅要保障劳动者“有活干”，更要让劳动者“干得好”，要逐步改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劳动报酬，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让“体面就业”成为常态。

　　解决发展与就业的协调问题，绝非单一主体能够完成。对此，李长安表示：“需要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协同发力，构建起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

　　从政府层面而言，其职责在于筑牢制度保障、优化政策供给。“首先要加快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法律法规体系。”李长安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新型就业模式层出不穷，这类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往往面临劳动关系界定模糊、社保缴纳渠道不畅等问题，唯有通过立法明确权责边界，才能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就业。此外，强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打通劳动力供需匹配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重要任务。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连接技术进步与劳动力需求的关键桥梁。李长安认为，企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岗位调整，企业不能简单地以‘机器换人’的方式削减用工，而应加大对在岗职工的技能提升培训，帮助劳动者掌握新技术、适应新岗位，实现‘人岗适配’的动态平衡。”

　　而对于劳动者自身，李长安给出的建议明确且直接：“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大幅缩短，过去‘一技傍身，终身受用’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唯有主动拥抱变化，持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站稳脚跟。”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十五五”方向

　　谈及“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最终目标，李长安总结道：“最终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两大目标相辅相成，其共同的关键词是‘高质量’。”

　　李长安表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与“协调性”，是实现就业友好型发展的重要保障，“这里的‘一致性’，通俗来讲就是‘同向发力’，让经济发展政策与就业促进政策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避免出现‘一项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却导致大量岗位流失’的政策对冲现象。”

　　他坦言，过去部分宏观政策因缺乏就业评估环节，曾在短期内对特定群体的就业造成冲击，“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建立失业预警机制与转岗安置预案至关重要——倘若一项政策可能导致百万级劳动力需要转岗，那么配套的技能培训、岗位对接措施必须同步跟上。”

　　“在制定任何一项重大发展政策时，都要将就业效应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确保发展与就业同频共振。”李长安特别提到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均反复强调，要加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协调性评估。这就要求政府在出台重大政策、布局重大生产力、推进重大项目投资时，必须事先开展科学的就业影响预判。”

　　“在‘十五五’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不仅是破解当前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钥匙，更是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保障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李长安表示，唯有将就业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兼顾效率与公平、增长与民生，才能让全体劳动者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共享成果、实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