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全球的“民主灯塔”，并将其以三权分立为根基的民主制度奉为圭臬。然而，理想的叙事在现实面前正变得不堪一击。10月1日至11月12日，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以持续43天的时长超越了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停摆”35天的历史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这场政治闹剧不仅导致百万雇员生计无着，更让国家经济和公共服务陷入瘫痪。

政府“停摆”，这一在美国政治中已反复出现的治理危机绝非偶然的政治意外，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式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本应相互制衡的权力分支，在日益加深的政治极化和党派私利驱动下，已经彻底异化为相互否决、彼此挟持的政治工具。

权力制衡沦为党派斗争

三权分立的理论初衷是通过权力分割实现不同部门间的协作与妥协，防止任何单一权力的独断专行。美国宪法赋予国会“钱袋子”的权力，本意是让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财政开支进行监督。然而，在当今美国的政治现实中，这一设计已沦为党派斗争的武器。由于政治两极分化日益加深，两党议员缺乏妥协意愿，导致预算谈判屡屡陷入僵局。国会必须在每年10月1日财年开始前通过12项支出法案才能维持政府运行，这为政治勒索提供了制度化的舞台。任何一方，哪怕是国会中的少数极端派系，都可以利用这一程序上的“否决点”将整个国家机器作为“人质”，要挟对方在完全不相关的政策议题上作出让步。

纵观美国历史上的数次“停摆”，其导火索均非理性的财政讨论，而是极端的政治绑架：2013年，共和党强硬派试图通过拒绝拨款，阻挠《平价医疗法案》（ACA）的实施；2018年至2019年，时任总统特朗普为索要美墨边境墙资金，不惜让政府关门35天；2025年这场创纪录的“停摆”，核心争议之一同样与预算无关，而是民主党要求延长即将到期的ACA保费税收抵免。民主党拒绝在不包含该条款的情况下为政府拨款，而共和党则拒绝在政府关门期间就此谈判。

在这场博弈中，国家利益被彻底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党派的政治算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以国家瘫痪为代价的政治豪赌，往往无法实现其政策目标。

事实证明，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在党争极化环境下，已从协商异化为胁迫、从分权异化为对立。它非但没能保障治理的有效性，反而为政治投机和治理瘫痪提供了一种合法渠道，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结构性内耗。

“精英秀场”中的伪民主

如果说党派斗争暴露了三权分立的结构失能，那么政府“停摆”的社会代价则彻底撕下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将其精英游戏的本质暴露无遗。在这场长达43天的政治危机中，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一方面，数百万普通民众和联邦雇员的生计困顿；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们毫发无损的隔岸观火。极具讽刺的是，根据美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薪酬被视为“强制性支出”，他们的工资资金来源并非来自拨款法案。因此，无论政府“停摆”多久，美国总统和联邦国会议员的工资都会照发不误。这场“精英秀场”的看客和演员们关心的早已不是国家治理，而是在媒体镜头前如何表演、如何将“停摆”的责任“甩锅”给对方，以便在下一次选举中捞取政治资本。而那些被他们声称代表的普通民众，则彻底沦为这场政治作秀的背景板和牺牲品。

联邦雇员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此次“停摆”导致约73万名联邦雇员被迫无薪工作，超过67万名联邦雇员被强制休假。虽说政府“停摆”结束后，被迫休假的雇员会得到相应补偿，但对于那些不得不依靠工资生活的家庭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

公共服务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成为政治游戏的“人质”。食品安全网被切断，“停摆”导致4200万美国人赖以生存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福利发放受阻。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给国会施加政治压力，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请求，要求暂缓执行动用应急基金来确保该计划资金流动的紧急举措。

可见，在政治利益面前，残障人、老年人和儿童的食物已经不再是人权，而成为一种可供谈判的政治筹码。此外，政府“停摆”还迫使1.3万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和5万名运输安全管理局人员无薪工作。由于空中交通管制员严重短缺，美国40个主要机场被迫削减了10%的航班，至少有320万名旅客已经受到空中交通管制短缺的影响。当政治精英们在国会山大厦里高谈“民主”与“制衡”时，他们治下的民众却在为支付账单、购买食物和维持生计而挣扎。精英们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影响的却是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这清晰地表明，美式三权分立所构建的民主程序，早已脱离了人民的实际需求，异化为一场不顾民众死活、只为精英私利的政治表演。

经济代价极为触目惊心

三权分立的拥护者声称，该制度牺牲部分效率是为了换取对权力的制约和长期的稳定。然而，2025年的这场“停摆”危机却以惊人的经济代价证明，这种制度设计在当今已演变为一种低效、昂贵且破坏稳定的“资本内耗”。

这场危机的经济账单是触目惊心的。白宫经济顾问费赛特估计，2025年的“停摆”使美国经济每周损失约150亿美元。并且，其中的一些损失是永久性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表示，因联邦雇员被强制休假所造成的产出损失将无法弥补，到2026年年底，因强制休假联邦雇员工作时长减少所导致的实际GDP累积损失，在“停摆”四周的情景下为70亿美元，在“停摆”六周的情景下为110亿美元，在“停摆”八周的情景下为140亿美元。此外，政府“停摆”期间，关键经济数据无法收集和发布，严重干扰了美国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

比直接经济损失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种由三权分立制度性缺陷所导致的政治僵局，正在系统性地侵蚀美国的国家信誉和经济基础。频繁的政府“停摆”和反复上演的债务上限危机，已成为美国政治功能失调的代名词，严重动摇了国际社会对其政治体制稳定性的信心。2023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正是因此类政治僵局，下调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种国家信誉的丧失，最终将转化为更高的政府借贷成本，而这一成本，又将通过税收转嫁给全体纳税人。

表面上看，“停摆”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但究其本质，是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为不同利益集团和资本力量提供了合法的“寻租”空间。预算案的复杂性使其成为各大利益集团塞入“政治私货”的工具，而党派间的否决政治，实则是背后不同资本集团利益博弈的缩影。在这场昂贵的内耗中，国家治理的效能被消耗殆尽，公共利益被无情碾轧，唯一获利的，只有那些擅长利用制度漏洞、在政治混乱中牟利的特殊利益集团。

2025年美国政府遭遇的又一次“停摆”，彻底剥去了美式三权分立制度的华丽外衣，露出了其内部早已僵化、失灵的事实。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防止由集权带来的暴政，但它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在高度极化和资本至上的政治生态中，却催生了另一种“暴政”——即“少数派的暴政”和“程序上的暴政”。它赋予了少数极端政治力量绑架整个国家的能力，也使得“不作为”和“相互否决”成为政治常态，最终导致民主制度无法回应社会真实需求，陷入“民主失灵”的困境。

（徐亚文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锦晋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