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行程里，我一直在观察、学习，也在思考，在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等方面，西藏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参加2025·中国西藏发展论坛期间，国际知名学者郑永年接受西藏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专著10余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问：郑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本报采访。请问您对西藏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西藏治理中有哪些创新案例？您对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变化有何评价？

　　答：我是第一次来林芝，但西藏很多地方都曾经去过。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期间，我就开始关注西藏了，主要是了解西藏的历史，比如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后来，博士论文做了关于区域研究的学术项目，对西藏的研究就涉及边疆治理、民族问题等方面，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

　　创新案例就太多了，比如扶贫、环保、援藏政策等等。纵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本国的少数民族投入这么多的人、财、物，单说一个，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现在是72.5岁，这就是在中国政府治理下西藏社会进步的最好例证。还有人文层面，我们看到，西方大部分的民族都消失了，而中国，包括藏民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都保留下来，而且发展得很好，这与中央政府特殊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

　　至于评价，我只想提一点，我在这次论坛主旨演讲中也提到，我们现在用“巨变”“跨越式”这样的词汇来评价西藏的发展历程，已经不够了。我比较喜欢用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跃迁来形容西藏的变化，因为无论是“巨变”也好、“跨越式”也好，都是“线性的发展”；而“跃迁”，却是指代“不同轨道、不同性质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性质要经历从农奴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而西藏通过民主改革，从农奴制一下子跨入到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跃迁式的发展”。

　　问：作为国家政策研究方面的专家，您如何解读西藏的发展逻辑？

　　答：我想从两个概念切入：一是战略经济，二是经济战略。从顶层设计层面讲，国家对西藏的布局都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考量的，就拿生态来说，2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的老家浙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这次到林芝来，感受颇深，“两山”理念放到西藏来实施，尤为必要。西藏大部分地区海拔高，生态非常脆弱，中国有名的大江大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如果不保护好，不仅影响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影响，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下一步，西藏要围绕中央政府的战略经济来定位自己的经济战略，实现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通过发展高铁、公路、空港以及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来自各个领域的人、财、物都能很快吸引过来，从而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同时，要扩大开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西藏是个关联点，既是边境地区，也是开放的第一线，对内跟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关联很强，像林芝，跟广东的关联就很强；对外同周边国家也要主动开放，不仅要开放，还要帮助周边国家开放，实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这跟西方的发展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也想请您就西藏发展的内在逻辑谈谈看法。

　　答：是的，从更深层次来讲，西藏的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内在的文明逻辑。中国是世俗化国家，从来都是多元一体、包容并蓄，比如佛教产生于印度，传到中国，就有了佛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后来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渊源有自，不同时代有不同方式，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大特色。而西方一直没有解决多元化问题，倡导分而治之，目前来看，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另外我想说，以往我们对西藏的叙述，太受西方的影响了，西方说什么，我们就要回应什么。我们应该深入挖掘西藏的人文资源，把西藏的定义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创新语言表达思路，讲好西藏故事，构建西藏叙事的中国话语权。

　　问：您刚刚提到了主动开放。西藏作为中国边疆开放的前沿，周边国际环境有哪些新变化以及如何应对？您认为西藏应如何更好地主动融入世界、并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

　　答：过去中国对周边环境的应对是被动式的，现在中国在快速崛起，我们有条件主动营造周边环境了。目前来看，周边环境复杂，但总体可控，我们有信心。我觉得，西藏还是要保持稳定，通过自主开放，有节奏、渐进式、以点带面地开展对外交往，慢慢地延伸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

　　西藏要更好地融入世界，我个人觉得有两点可以谈：一个是硬基建、一个是软基建。从硬基建方面看，公路、桥梁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仍在推进，且速度很快，但还有待加强，比如有些偏远地区的信号，断断续续的。软基建主要是人文层面更为重要，西藏等边疆地区作为开放的前沿，思想一定要解放，我们越开放，国际上说坏话的机会越少、说假话的机会也越少。我在海外30多年，看到一些人已经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而西藏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是受到保护的。但是西方有少部分人故意歪曲事实，妖魔化中国西藏，这不是讲故事的好方式，所以我提出“三个回归”，即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让他们都来看一看，眼见为实。

　　问：“一带一路”倡议是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近年来也在积极融入区域发展格局，如何与周边国家展开深度合作？

　　答：“一带一路”是个过程，要有基础，我们老话说，要致富、先修路，所以首先是发展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空港、边贸口岸等，实现“硬联通”；接着，就到了民生经济，互相开放边贸口岸，互相借用对方的比较优势，在贸易、金融上互联互通；最后就是人心相通，从人文上彼此融合。

　　近些年，在中国外交部支持下主办的“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经看到成效，比如中尼之间越来越密切地互联互通。我个人觉得，要坚持包容式的多边主义，把政策参与的原则运用起来，就区域间共同面临的问题，大家“有事好商量”；西藏还有着融合中外的文化优势，要把西藏的人文资源组织起来，让喜马拉雅山脉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沟通的桥梁纽带。

　　问：近年来您对大湾区的观察、研究较多，您觉得大湾区有哪些好经验好做法能够借鉴和吸收到西藏来？

　　答：广东是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西藏是祖国西南边境地区，我有个观点，海疆和陆疆要关联起来，实现双向流动。我们现在有政治上的双向互动，比如干部挂职和对调等。但是在经济上，特别是在产业上、技术上的交流互鉴同样重要，比如，西藏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很多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不容易发展，但是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深圳等大城市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西藏发展这些产业又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通过产业的双向流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就能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双向流动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人才不断涌现。

　　问：最后一个问题，此届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还设置了几个分论坛，其中包括“时代青年的高原奋斗与担当”，您刚刚也谈到人才的重要性，那么您想对奋斗在各个领域的西藏青年说些什么？

　　答：我是浙江的“山民”出身。就个人成长而言，我觉得青年一定要自立自强、努力奋斗。有人说中国是儒法国家，也能借用到“人的发展”上来。年轻人首先要学习法家，通过个人打拼来提升自己，成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人；然后效仿儒家“兼济天下”，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