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阿瑟港枪击案后，澳大利亚以雷霆手段推行《国家枪支协议》，强制回购65万支枪、全面禁止半自动步枪，一度将枪支凶杀率降低超50%，成为全球公认的“控枪标杆”“控枪典范”。然而30年后，这一成果正被逐步侵蚀，澳大利亚再度面临枪支泛滥问题。

枪支泛滥安全隐患加剧

　　2025年最新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社区枪支总量从2001年的220万支飙升至400万支，增幅近一倍，平均每周有2000支新枪合法流入社会。

　　尽管人口增长使澳大利亚持枪许可证持有者比例下降，但人均持枪量反超控枪初期水平——每个持证者平均拥有超4支枪，远高于1996年标准。更触目惊心的是，悉尼登记数据显示，70余人个人持枪量超过100支，最高者甚至囤积312支，形成“私人军火库”。合法枪支的爆炸性增长，与“收藏”“运动射击”等理由的许可放宽直接相关。例如，新南威尔士州允许12岁以上儿童在成人监督下持枪射击，维多利亚州取消子弹购买上限等，这些都违背了《国家枪支协议》的初衷。

　　在枪支数量激增的同时，安全隐患也在加剧。2020年至2024年间，近9000支合法持有的枪支被盗，其中绝大多数未被追回。这些流失的枪支通过黑市流入犯罪网络。2025年墨尔本黑帮连环枪案中，职业杀手使用的截短霰弹枪和自动武器均来自被盗合法枪支。更严峻的是，专家估计全澳或有80万支未登记枪支通过暗网交易流通，3D打印技术更让“幽灵枪”（无序列号、难以溯源）在黑市泛滥。

　　还有消息称，澳大利亚“正成为大洋洲的武器贸易中心”，2016年该地区小型武器进口额已达2.07亿澳元，部分枪支通过合法渠道进入后被转售至非法市场。

　　在枪支泛滥的同时，澳大利亚的枪支凶杀率上升引人担忧。目前，包括英国在内的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枪支凶杀率均低于澳大利亚，这与该国曾作为“控枪典范”的形象形成鲜明反差。

多重原因导致控枪失效

　　澳大利亚于1996年改革建立的控枪体系面临系统性瓦解，其根源在于政策执行的松动与多方利益的博弈。

　　首先，各州对持枪许可的审核标准逐渐放宽。新南威尔士州允许12岁以上未成年人在成年人监督下持枪射击；昆士兰州对高性能半自动枪支的管控不足；维多利亚州将手枪购买等待期大幅缩短。这种“逐底竞争”使得《国家枪支协议》的统一性被破坏，持枪者可通过跨州购买规避监管。

　　其次，枪支爱好者群体推动的“收藏型枪支”“运动型枪支”合法需求成为政策突破口。部分州将打猎俱乐部会员身份视为持枪的“充分理由”，允许申请者绕过严格的背景审查。更值得警惕的是，澳大利亚极右翼政党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合作，试图通过资金支持影响澳大利亚枪支立法。2019年曝光的秘密录音显示，极右翼政党高层向NRA承诺，2000万美元的捐款可帮助其控制议会两院，进而推动控枪法律的废除。这种政治游说削弱了公众对控枪政策的信任，使得合法持枪群体不断扩大。

　　此外，政府的矛盾性加剧了控枪困境。一方面，澳大利亚高调宣传控枪成果，另一方面，却向军火制造商提供34亿澳元贷款，试图跻身全球十大武器出口国。这种“既要控枪又要利益”的策略，导致社会对枪支的认知出现偏差。与此同时，黑市交易通过暗网蓬勃发展，12个非法网站在售武器超过16.7万件，价格高达正常市场的数倍，进一步刺激了非法持枪现象。

严格控枪呼声日益高涨

　　墨尔本居民描述自己“天黑后不敢出门”，悉尼华人目击飞车枪击案“受害者身中5枪，血染透衣服”……面对枪支泛滥、安全隐患加剧的严峻现实，澳大利亚民间要求严格控枪的呼声日益高涨。最近一次枪支上交行动中，澳大利亚民众在三个月内上交了5.7万支非法枪支，反映出社会对枪支暴力的普遍担忧。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民众及枪支安全组织呼吁政府重启对《国家枪支协议》的评估，强制统一存储标准、堵塞3D打印漏洞。

　　尽管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被敦促采取控枪行动，但全国性政策仍因游说团体的阻挠等多重原因迟迟无法推出。澳农民和运动射击团体主张“持枪是历史传统”，强调持枪是“狩猎和害虫防治的正当需求”。

　　与阿尔巴尼斯的迟疑不决相较，西澳州长库克的控枪决心更为坚决。在他任内，西澳州推出全澳最严立法，限制个人持枪量，并启动“6430万澳元自愿回购计划”。他近日的表态或指明澳大利亚的控枪方向：“（控枪）改革必须在合法权利与公共安全间找到平衡——若社区枪支总量减少，非法使用的机会自然下降。”

　　澳大利亚的控枪困境揭示了一个事实：控枪非一役之功，而是一场持久战。从1996年的雷霆改革到今日的危机重现，澳大利亚30年的控枪历程警示我们，放松枪支监管的代价可能远超短期便利。如今，澳大利亚政府和立法机构需要切实采取控枪行动，才能重新赢回“控枪标杆”的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