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信条。《世界人权宣言》第七条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镌刻的“Equal Justice Under Law”，正象征着对这一理念的庄严承诺。然而，现实中的美国法治，真的兑现了这一承诺吗？其司法实践是否如自我标榜般公正无私？恐怕并非如此。即便是在这个自诩为“法治灯塔”的国家，法律的天平也早已偏向金钱与权力的一端。法治，正逐渐异化为少数人攫取资源、规避责任的技术手段，底层民众反而沦为最易受罚、最难维权的群体。正如法国作家阿纳托尔·弗朗斯讽刺道：“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禁止穷人也同样禁止富人在桥下睡觉、沿街乞讨和偷面包。”——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不了制度结构中实质性的失衡。在金钱与权力交织的结构性逻辑下，美国法治正悄然滑向“正义失衡”的深渊，越来越远离其公平正义的初心。

　　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视角看，美国法治的异化并非偶发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这一理论始终强调，西方法治制度看似中立、公正，实则深植于阶级结构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阶级属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体系，从来不是所谓的“全民法治”，而是以“形式平等”之名，掩盖制度性不公和阶级压迫之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的法权关系根植于劳动力买卖的经济结构，其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在法律层面的延伸。《共产党宣言》亦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制度表达。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中，法治尽管涵盖对弱者权益的保障，但本质上具有明显的阶级偏向。近年来，美国法治被金元政治渗透的趋势愈加显著，立法权被金钱左右、司法权受政党操控、审判程序变为技术壁垒，法治正逐步沦为强势阶级调控公共资源、重构社会规则、主导司法运行的工具。

　　美国法治的立法议程正越来越多地被金钱所操控，公共福祉让位于资本诉求，底层民众的声音日益被边缘化。作为法治体系的源头性环节，立法本应体现公共利益与民主意志，如今却在资本力量的渗透下，逐步沦为经济精英意志的执行场。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取消了对企业政治捐款的限制，开启了“金钱即言论”的新篇章。政治捐款成为左右议程设置的通行证，资本集团摇身一变成为议会的隐形立法者。大量合法的政治献金迫使政党和候选人愈发迎合主要捐助者的利益偏好，而底层民众的诉求往往被无情忽视，加剧了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形成“金钱法治”的格局。与此同时，职业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盛行，使金钱对议程设置的控制更趋制度化。每年活跃在华盛顿的成千上万名说客，绝大多数服务于大型财团、金融机构、跨国企业等商业利益集团。他们凭借巨额游说资金与深度政治关系，持续引导立法焦点倾向于“投资”“红利”等富人议题，而诸如“劳工权益”“贫困问题”“分配正义”等底层关切，则被长期压制于政治舞台边缘。

　　美国法治的司法独立被政党干预，法官任命服从于政治布局，底层民众成为派系博弈下的“玩物”。原本应基于专业素养和法律精神遴选的法官，如今更多服从于政党意识形态的重构逻辑。民主党高举“多元化”旗帜，大量提名女性、少数族裔、公设辩护背景人士，以推进机会平等、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等实现美式自由的议题；而共和党则集中力量掌控上诉法院与最高法院，将保守派法官送入关键岗位，以实现对堕胎、移民、环保等领域的制度性逆转。这种围绕法官任命展开的政党轮替式“司法重塑”，正在不断撕裂美国司法的中立性，也让法律裁决深陷党派对立的意识形态对抗中，普通公民尤其是底层群体，往往无从影响程序、无力左右判决，成为司法风向转变中最早失去庇护的人。“罗诉韦德案”的推翻，是司法失衡最具代表性的体现。2022年，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否定了宪法赋予的堕胎权，各州随即收紧政策，直接影响的是无力跨州就医的低收入女性。2025年，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撤销前总统拜登签署的两项保障措施，彻底切断弱势群体获取堕胎服务的合法渠道。这一系列变化，并非法律共识的自然转向，而是政党通过法官任命操控司法议题的直接结果。当司法沦为权力分配的筹码、政党对抗的延伸工具时，最先失去保护的，往往是那些被排除在制度博弈之外的底层民众。

　　美国法治的审判机制正在被技术手段与资源优势深度改写，程序规则日益服务于权力与财富，而非公平与正义。总统通过特赦为亲属“开绿灯”、政商精英凭借金钱操控诉讼流程，使法庭从正义的终点异化为阶层化、程序化的“技术竞技场”。2024年，尽管拜登多次公开否认赦免意图，最终仍为其因涉枪、逃税等多项罪名被起诉的儿子签署了有效期长达十年的特赦令，堪称“家庭定制版”的司法豁免。在美国司法中，谁能调动资源，谁精通规则，谁就更可能“合法胜诉”。相比之下，底层民众尤其是少数族裔，即使仅涉轻罪，也常遭严惩。美国司法部数据显示，黑人男性的入狱率在多个年份为白人男性的五至六倍，而他们普遍依赖资金匮乏、案件超载的公设辩护系统。在高度程序化、资源化的审判体系中，法治不再是正义的保障，而是少数人通过规则获取合法优势的技术通道，也是“正义失衡”的最具象体现。

　　美国法治在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为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推动社会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范式。然而，随着资本力量的扩张，美国法治逐渐陷入金钱与权力交织的运行逻辑之中：议程设置迎合资本诉求、司法独立被党争侵蚀、审判规则受资源操控，导致底层民众的权利表达空间日益收缩。真正的法治，不能止步于程序的完整与制度的精巧，而应体现对公平与正义的坚守。若美国法治持续困于金元政治逻辑而无法自我纠偏，即使拥有再复杂的制度设计，也难以承载“人人平等”这一根本承诺，其正义理想终将沦为虚浮的制度幻象。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