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人权研究会 > 《人权》杂志 > 最新一期 >
世界人权:责人之前先自省

2021-10-25 16:08:13   来源:《人权》2021年第3期   作者:[美]哈维•佐丁
分享:
收藏 复制 打印
  近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大肆攻击中国,指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这似乎是一场试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包围中国的协同攻击。我的观点是:根据公平且由来已久的“清白原则”,除非这些国家首先解决其自身在人权方面存在的诸多缺陷,例如侵犯其本国少数民族的人权,以及未能充分满足实现其公民生活价值所必需的基本人类需求,否则他们就无权这样做。

  早在三个多世纪前,西方的普通法法理中便出现了“污手原则”这一概念。1728年,英国大律师理查德•弗朗西斯首次提及了这一概念。他在一篇英文法律论文中写道:“已为不公之事者不应享受公平。”

  然而,“污手原则”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渊源。一些学者认为,它源自中国古代的习惯法,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早在《查士丁尼法典》编纂之前便已存在的罗马法。这部公元6世纪初颁布的法典收录了早期的罗马法,与另外几部法典一道统称为《民法大全》。

  大约在同一时期,《约翰福音》抄本第八章3-7节中出现了“行淫妇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也能找到“污手原则”的渊源。根据詹姆士国王钦定版《圣经》,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见他(耶稣)。他们叫她站在当中,然后对耶稣说:“主,这妇人是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中要求我们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你说该怎么处理呢?”耶稣答道:“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污手原则”。

  事实上,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例如从未踏足新疆自治区的德国伪专家郑国恩,居然假惺惺地率先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扔出了第一块石头,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郑国恩的这种做法也违背了我所信奉的犹太教原则。摩西十诫既是犹太教的基石,也是郑国恩所信仰的基督教的里程碑,其中的第九诫就规定:“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美国的“污手”源自建国之前就已深深印刻在美国人基因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之中。美国的早期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奴隶劳动创造的。残酷的南北战争历时四年之久,战后颁布的《吉姆•克劳法》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奴隶制,无数黑人被三K党和其他治安维持会处以私刑(法外绞刑)。

  在美国,类似的歧视性法律、偏见和种族仇恨一直延续到了2021年。如今,为了维持这一制度,50个州中竟有43个州的共和党人正在积极地试图取消黑人的投票权。3月25日,佐治亚州的白人州长在一群白人的簇拥之下签署了《2021选举诚信法》。当时,他身后的墙上赫然挂着以卡拉威种植园为题的油画,而这个种植园正是黑人奴隶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这项法律试图公然阻挠少数族裔投票,堪称“吉姆•克劳法2.0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案颁布之时恰逢白人警察跪杀乔治•弗洛伊德一案审理期间。由于法律总是无一例外地偏袒警察、歧视少数族裔,最终判决还存在诸多变数。

  巧合的是,即便是一些原住民(即美洲土著居民,也叫美洲印第安人)也受到了奴役。另一些则遭受了一系列种族灭绝,我不会像最近另一些西方人那样滥用这个法律术语。

  在美国例外主义和天定命运论等信仰的鼓舞之下,许多早期的美国白人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肩负着驯服这片土地以及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野蛮人”的特殊使命。因此,美国人在一系列残酷的战争中对原住民实施了种族灭绝。原住民的弓箭抵不过枪支和其他武器,他们也同样敌不过美国法律和“正义”的力量。

  在大联盟奴隶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支持下,1830年颁布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将众多印第安部落从其世代生活的美国东南部强制迁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由政府所划定的“印第安领地”。(很快,自1928年起便出现在20美元纸币上的杰克逊肖像被有色人种女性、前奴隶与民权先锋领袖哈丽雅特•塔布曼所取代,这是他应得的惩罚。)

  1851年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法案》在后来为俄克拉何马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在其土地上建立起印第安人保留地。联邦政府打算通过这些保留地,迫使印第安部落远离白人早已垂涎并渴望定居的理想之地。许多美国原住民部落抵制保留地制度,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更为暴力和血腥的战斗。最终,大多数原住民被迫迁至保留地。在美国种族主义势力的阻滞下,直到1924年,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原住民才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

  对大多数人来说,保留地的生活曾经而且现在依然充满挑战。尽管政府允许原住民组建自己的部落委员会和法院,从而在形式上保留了传统的管理结构,但时至今日,他们仍然遭受贫穷、营养不良、酗酒、监禁、生活水平低下和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的巨大影响。美国原住民,其次是非洲裔,是目前受新冠病毒影响最深的人群。

  亚裔美国人,尤其是华裔,也有过相似的痛苦经历。许多中国移民,主要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在19世纪中叶中国百年屈辱史开始之际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淘金,并且修建了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然而,这种共生关系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在10年之后,美国人就认为亚洲移民在多个层面上对他们构成了威胁。这种对于“黄祸”的恐惧导致美国在1875年通过了《佩奇法案》,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禁止中国女性移民美国,而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同样将中国男性移民挡在了美国的大门之外。这个充满种族歧视的名字就说明了一切。

  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也持续了很久。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总统发布第9066号行政令,突然下令将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12万日裔美国人强制迁到军方管理的遥远集中营,而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

  去年,为了打出廉价的政治牌,同时也为了转移本土民众对政府无力应对新冠疫情的关注,特朗普总统将这种疾病称作“功夫流感”“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结果导致反亚裔仇恨犯罪严重上升。为什么是反亚裔而不是反华裔?因为美国人太无知了,大多数人分不清亚洲面孔。部分原因是尽管美国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不少关于非裔美国人或美国原住民的知识,但亚裔美国人却受到了冷落。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那些从未想过要购买枪支的亚裔美国人开始觉得,自己必须购入手枪、AR-15突击步枪等武器来保护自己。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反亚裔仇恨犯罪比2019年增加了近150%。正如一位亚裔美国领导人所说的:“特朗普带领的政治领导层确实将目标对准了被视为中国人的人。”

  反亚裔种族主义有增无减。3月17日,6名韩国人在亚特兰大被肆意谋杀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种族主义玷污了同样曾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盟友的声誉:邻国加拿大和遥远的澳大利亚。在白人至上和制度性种族主义方面,这两个国家与美国有着太多的共同点。这份令人羞耻的名单当然也包括本身就是殖民大国的美国盟友,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

  虽然以上详细介绍的主要是美国侵犯其本国少数族裔人权的行为,但人权是多维的,且具备诸多要素。将美国与中国进行比较,可以让我们获得鲜少讨论的敏锐洞察力。

  以健康为例。作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文件,1946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规定:“……可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自去年初以来,新冠肺炎一直吸引着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目光。从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开始,唐纳德•特朗普就一直将工作重心放在“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战略上。除少数几个国家外,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以他未曾预料的方式获得了成功。

  美国确诊病例数全球第一,目前已超过3100万,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美国死亡病例数全球第一,目前已达56.7万,远超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朝鲜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战斗死亡人数的总和。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确诊病例全球排名第92位,略多于9万例,死亡病例数略多于4600例。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政府来说,如果中国达到美国现在每百万人中就有1705人死亡的可怕水平,那么中国早就将出现240万例死亡病例。而且,雪上加霜的是,2021年3月28日,特朗普政府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黛博拉•比克斯博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承认,如果特朗普执行了标准的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如(像中国那样)要求国民戴口罩和隔离,美国的死亡人数原本可以减少约46.7万人(< 82.3%)。

  衡量人民是否享有体面生活的一个更广泛的公认标准是出生时预期寿命。这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准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诸如健康和疾病指标、营养、生活水平和教育等因素。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78.8岁降至2020年1月至6月的77.8岁,这是自二战以来美国人口寿命的最大降幅。事实上,专家预计全年数据公布之后,降幅还将进一步增大。

  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从1969年的57.6岁稳步增长到2018年的76.7岁。鉴于中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其2020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很可能会继续上升,而不是下降。考虑到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包括新疆在内)去年实现了其长期追求的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从而提前10年实现了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的目标。我敢肯定,大多数美国人都会因为如今美国和中国在出生时预期寿命方面几乎处于平局而感到震惊。

  我的许多美国朋友都不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例如,中国不仅稳步提升了出生时预期寿命,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还帮助8.5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在某些指标上,其国民的识字率甚至高于美国。

  因此,用现代人的比喻来说,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应该向别人扔石头。他们最好先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好。

  责人之前先自省!

  ([美]哈维•佐丁,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郭晓明)
分享:
收藏 复制 打印

上一篇:人权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普遍性、多样性与对话
下一篇: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权立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