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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磐:亚太妇女争人权 为“性”唇枪舌战

2014-11-24 08:49:20   来源:凤凰大学问   作者:李思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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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围上象征反对性别暴力的桔红色围巾,作出“向性别暴力说不”的姿势。

  汤加代表Lopeti Senituli又一次竖起了桌前标着国名的牌子。他是个身高两米的大个子先生,也是会场中发言最多的人。这一回,他说:“主席,我提议在‘认识和鼓励公民社会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尤其是妇女组织’的部分,加入‘女权主义组织’和‘妇女人权捍卫者’。”话音刚落,会场中掌声雷动。

  会议主席是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菲律宾代表Rosario G. Manalo女士,坐在台上,有不怒而威的裁判气场。听到这里,她也忍不住说:“这个修改提议真不错,我要是不坐在主席台上,也会大力为你鼓掌!”于是,壮观的“排队点赞”场面出现了,马绍尔、尼泊尔、萨摩亚、美国、基里巴斯、东帝汶、帕劳轮番发言“支持汤加”,而反方也早早亮出态度——伊朗代表表示,支持印尼的加上“妇女研究中心和学术机构”的观点,不支持汤加的立场。

  主席女士发话了:“我想大多数人支持这个立场,我呼吁一下伊朗代表,不管你喜不喜欢女权组织,她们确实做了很大贡献。我呼吁伊朗啊,为了妇女的缘故,我们一起前进吧。”

  “不,请主席理解我们!我们没法支持这样的建议!”伊朗代表坚持。记者从未想到,联合国的政府间会议上,竟然会屡屡出现这样的戏剧化场面。

  重启反思,重申承诺

  这里是2014年11月17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的会议大厅,“亚洲及太平洋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北京+20审评”会议高官会议段正在进行中;会议由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ESCAP)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举办,正在审评的文件,关于整个亚太地区对19年前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两个联合国文件的执行进展;在两天的高官审评之后修改的草案,如果获得19日开启的部长级会议通过,将作为“亚洲及太平洋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部长级宣言”,在明年,也就是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之际,作为亚太地区国家评估过去20年,各国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成果和不足,重申政治承诺,加快执行《北京行动纲要》的战略,在明年,也就是世界妇女大会20年之际,提交明年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

  正如两天后的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Phumzile Mlambo-Ngcuka在讲话中所说:“鉴于成员国正走向制订2015年后发展框架的最后阶段,至关重要的是,你们在区域性以及全球性发展合作进程中,要保持斗志,维护强有力的性别目标,并且在其他目标范围内保持性别平等的目标和指标。”而会场招贴里有她另一段话:“我们一起努力,让性别平等在2030年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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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武装冲突受害者、变性女性、性工作者权利倡导者、男性参与反对性别暴力运动人士一
起与各国部长座谈反对性别暴力。

  性别平等问责政府

  联合国向来重视妇女人权,在1946年成立的同时,即成立了妇女地位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并由1975年开始每十年召开一次世界妇女大会。

  1995年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视为史上最成功的世界妇女大会。大会的成果“北京宣言”以及“北京行动纲领”组成的文件体系简称为BPfA(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BPFA),成为联合国提升妇女地位、促进性别平等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是国际妇女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作为里程碑,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最标志性的成果,是性别平等被视为政府工作的最基本责任,“妇女的权利是人权”,政府必须在其工作的所有方面和整个过程,置入性别平等的考量、目标和评估,这被称为“性别主流化”;也就是说,性别平等,政府有责。这个责任一方面通过每隔5年一次的“北京+N”回顾、审评各国落实BPfA提出十二项行动纲领的状况,加以检讨并确认下一步的重点,另一方面通过联合国消除对妇女其实委员会,对各国实施《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的执行情况,进行每4年一次的评估,来澄清差距,敦促政府改善不足。

  对于全球的女权主义者,“北京”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成功和高歌猛进的未来。不过,911事件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这个以和平、发展与人权保护为主题的未来被打断了。此后,各国面临金融危机、反恐等优先议程,很多国家将资源投入到军事上,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的首要问题之一,全球都出现了基于传统文化和宗教原因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这都导致政府保障性别人权的进程被拖了后腿。

  一位要求匿名的参会性别专家表示,正是因为《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也对政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与“北京”相关的社会发展几个基础指标,譬如,议会中30%民意代表为女性,迄今为止全球80%的政府达不到。因为旧的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原本十年一届的世妇会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无法再召开,而检讨差距,再次宣示承诺,计划未来工作重点的评审,一路从“北京+5”走到了“北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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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外陈列的亚太杰出女性肖像,张海迪位列其中。

  革命尚未成功,亚太还需努力

  与常见的会议中,蓝黑灰西装为主的调子不一样,这为期四天的会议可谓衣香鬓影,简直是一个丝绸服装的博览会。然而,这并非上层妇女的交际沙龙。联合国会议中心一楼的邮局外,一个东南亚跨国女佣受虐主题的摄影展正在进行;在会议末尾播出的展望未来,激励“同志还需努力”的录像中,其中一名受虐女佣的照片占据了整个屏幕。

  这折射了亚洲妇女实现人权保障的重重障碍。妇女构成移民劳工的七成,经济的困难,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让妇女承担了流离、受虐、被剥削的痛苦。“北京行动纲领”提出的跟妇女人权相关的十二个关键领域,包括贫穷、教育和培训、保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武装冲突、经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妇女人权、媒体、环境、女童等。目前,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交出满分答卷。

  太平洋以及南亚和西南亚的成员国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有必要解决父权制、特别是与此相关的歧视、偏见和局限性“看法”、态度、价值观、信仰和想法。这些价值观层面的问题,让妇女处于职业隔离和歧视中,不能拿到与付出匹配的薪水,并且承担了主要的无酬家务劳动。这些陈规,让南亚和中国社会,农村妇女因为婚姻状况等原因失去土地权成为突出问题。以上种种都能够解释,为什么妇女成为贫困人群的主体。

  在冲突方面,太平洋、东南亚以及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的成员国提到了“妇女、和平和安全”议程,指出武装冲突、叛乱、政变、政治不稳定和动乱,都破坏了妇女和女童(以及男性和男童)的和平与安全,并削弱了国家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责任。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行动者Lilly Be’Soer曾经是一名地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在会议之前的公民社会论坛上,在会议的各种周边会议上,一次一次讲述她的经历,和一些关注妇女与武装冲突的活动者一起,要求让妇女加入冲突之后的重建过程,让妇女来参与缔造和平环境。

  在一次记者会上,来自柬埔寨的专栏作者Soprach Tong问了柬埔寨代表团团长Kantha Phavi Ing一个问题,即国家如何帮助那些被贩卖的女性?他曾写了一系列专栏,关于柬埔寨妇女被跨国贩运集团卖到中国云南的悲惨故事。人口贩运是亚太各国面临的问题,受害的主要是妇女和女童。

  在20年前,气候变化并没有成为妇女人权领域的关注事项。但是现在,气候变化让海平面上升,很多岛国人民失去陆地,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不仅剥夺女性的生存资源和赖以生存的社区生计,也成为破坏妇女和女童人身安全的因素,灾害往往造成强奸和暴力的上升。

  要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途径是政治参与,但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在政治体系中妇女代表不足的问题。因此,亚太经社会理事会的报告指出,亚洲及太平洋推动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优先行动领域有三个:妇女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妇女的经济赋权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而做到这些的体制障碍,则包括政策和立法存在“缺口”,性别平等相关政策和立法实施受阻,政界人士、决策人员和公务员对性别平等缺乏了解和重视,缺乏性别统计数据作为决策依据,也缺乏对钱的流向,即国家预算的性别审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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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声喧哗中审议速度变慢,高官会议主席终于不高兴了,要求大家不要再执着于歧见,
而应该有效率地寻找折中的共识。

  “性权利”和“多样性”的争议焦点

  回到高官会议评审现场,第一天下午,审议的某些片断,看起来很像一场“男人间的战争”;激烈争议的双方,是汤加男代表和另一方常常相互支持的俄罗斯和伊朗代表。争议虽然此起彼伏,但焦点也很明确——关键词:性权利。

  一位与会的NGO工作者对记者说,这就是俄罗斯的方式,非常坚持国家的立场,即便要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很强调自己的不一样。”

  争论开始于第四段文案:“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因性别、种族、肤色、族裔……而有任何区别”,斐济代表要求在“性别”之前加上“性”。俄罗斯代表不干了:“性和性别的区别是什么?请秘书处提供与这些词相关的联合国文件,我们对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议题加入这一段是持保留意见的。”

  类似的争议在之后的案文审核中一再发生,阵线形成了:一方以俄罗斯、伊朗为首,加上印尼、巴基斯坦等国,另一方是汤加、斐济以及一系列海岛国家,加上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后者希望能够通过“性权利”这个词,给性少数——同性恋、跨性别人群等的平等权利给予隐形的给予确认的空间,而反方则严格把关,不让通过。俄罗斯在2013年立法禁止宣传同性恋,反对性少数权利是国家的立场。

  妇女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她们的性被控制、被文化加以禁止和污名,同时又被物化利用。妇女相关的很多议题,包括女性割礼、性暴力、性工作、荣誉谋杀等,都跟女性的性被管控、性权利缺乏保障有关。对性权利进行保护,是联合国不少国际法文件的内容。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些议题,如堕胎和全面性教育。全面性教育意味着,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具有生理、心理、精神、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层面意义。全面性教育是指,采取适合一定年龄和文化的方式,通过提供准确的、真实的、不带任何评判色彩的信息,传授有关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知识。在亚太地区目前面临的童婚、强奸、青少年怀孕和堕胎以及艾滋等议题上,全面性教育是重要的解决途径之一,因为其给人以知识和能力,对性相关的事务作出决策,对于健康、身体完整、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反对性别歧视和性侵害、性别暴力等,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俄罗斯仍然坚持对全面性教育加上“适情”二字,在这一点上,很少参与争议的中国代表表示支持。

  高官会议第二天,时间过了六点,大家还在等待俄罗斯的“总部回话”。翻译们下班了,主席台上有人开始吃点心。直到7点,在辩论双方表示相互做了不少沟通妥协的基础上,俄罗斯作出让步,最后的第四段文案增加了“性”。

  两大阵营另一争议议题是,妇女和家庭的多样性。正方希望能在文件中列举穷尽更多的妇女群体利益受到平等保护,包括并不是处在典型的异性恋婚姻状态的妇女,譬如离异妇女、单身妇女和女户主家庭。二是能够强调对妇女的脆弱性有更多考量,如太平洋岛国一再强调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妇女的困境,和不同处境的弱势妇女。如太平洋岛国强调的原住民妇女和女移民移工,韩国提出残障妇女等。

  斐济在妇女土地权保护的案文中,特别提出“单身妇女”,引起掌声;菲律宾提出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养育责任,“再次确认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基本单元中重要作用,和共同育儿在促进社会与家庭福祉方面的重要作用。母亲的作用不能成为歧视的原因,再次重申,不能限制妇女参与社会与公共事务”也引得雷鸣般的掌声。

  在20年前,互联网并未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视的议题,北京世妇会的大多数代表不会使用电子邮件。而现在,信息科技也成为妇女权利的重要议题。因此,尼泊尔代表提出一处增补被毫无异议地通过了:“为女童和妇女进行数码扫盲,让她们参与到媒体对她们的描绘中,让她们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得以充分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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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晓驷在部长会议上代表中国进行发言。

  各国台风不同

  相对俄罗斯的高调舌战,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都比较沉默。参加高官会议的全国妇联代表表示,很多争议点本来在1995世妇会文件中就已经确认,中国的立场是尽量不参与不必要的争议,让议程往下顺利进行。

  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代表黎弘对记者表示,发言较少,并不表示中国并非对妇女权利议题持消极态度。他表示,中国对妇女议题是很积极的。另外,“中国主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国际妇女运动是作了很多贡献的,不少国家因此对中国有好感。不过,在一些敏感议题上,中国尽量不去搅混水,避免争议。而美国,因为国土的核心不在亚太,他们很少主动提议,只有特别不赞成的时候才会发言。”

  而太平洋岛国,则是参与最投入的一群。他们共同面对着国家贫穷和气候变化带来移民问题等类似的局面,在国际上寻找一切机会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容小视,因为不管大国小国,在联合国都是一票,他们联合起来力量也是很大的。”一位长期参与国际会议的中国NGO工作者对记者表示。

  本届会议最受礼遇的与会者,是唯一的王室成员不丹王太后Ashi Sangay Choden Wangchuk。她的关注点是消除对妇女和女童施暴现象,她说:“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可以度过,有什么比幸福更加重要呢……对于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仍然是侵犯人权最为普遍的形式……只有一个普遍的真相,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不可被接受和容忍的……投石、童婚、鞭刑、冷暴力和工作场所的骚扰都必须被禁止。”太后也不忘记给自己做个小广告,提及她所创建的扶助性侵、家暴受害的弱势妇女、性工作者、艾滋阳性和毒品滥用的女性以及失学青少女的NGO“Renew”。

  除了向各国介绍本国在性别平等上取得的成果,各国的政要也会一起探讨面对的问题。在部长会议上,就有交流各国经验的圆桌会议。交流的热点,是各国的性别预算。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Patricia B. Licuanan女士介绍,他们国家有性别预算的机制,要求所有政府机构在编制预算时,5%的预算花在性别有关的事情上;此外,通过了一个法律,所有政策都应应该接受性别影响的评估。

  在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报告上,菲律宾的性别平等程度位列亚洲第一,而中国是第五。尽管如此, Patricia B. Licuanan女士仍然告诉记者,她们还有太多需要做的事情,譬如,她们在每一门课程设计上,要求有性别平等的视角,让男生女生能够有同样的机会取得好成绩;正如她在会上毫不避讳地提及的,高校性骚扰机制尽管已经建立,但是运行中仍然问题不少。部长们一边互吐苦水,一边也相互询问对方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对于在类似国际场合的学习机会,黎弘深有感触,“一方面我们好的地方要向外界展示,我们做得不足的地方,要向别人学习。”

  因为鲜明的女权视角,人气最旺的汤加代表Lopeti Senituli颇受瞩目。他是汤加国内事务部CEO,在成为政府高级官员之前,他是一名活跃在太平洋地区的人权卫士,参与到反核运动、反人口贩运等社会运动中。对于他自己在审议中所持的立场,他这样对记者解释:“这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在北京宣言里就有妇女组织,女权主义组织只是其中具体的一种而已,所以这是20年前宣言支持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否认?我有着很长的支持女权行动的历史,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女权主义者,另外,我的姐妹被她的丈夫打,我能感觉到这种疼痛。所以,反对对妇女的暴力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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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亚太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们。青年参与也是联合国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工作的重点。

  公民社会如何参与联合国议程

  “哈,Lopeti,我认识他。” Noelene Nabulivou是来自斐济的妇女活动家,她为两家国际妇女组织“多元之声与行动”和“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工作。如果不亲历其境,也许对于很多人,这次会议只是形成了一个文件,对于政府高官来说,这只是参与两天或四天的会议,对于Nabulivou这样的NGO工作者,她的工作至少已经持续一周。她对记者表示,在官方会议开始之前,她们邀请十几个太平洋岛国的代表开了整整一天的会,详细讨论了文件中她们希望推动的议题。

  “他们不是非得听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愿意听一听,因为在某些领域,我们比较有研究。” Nabulivou表示,跟政府代表团的游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前他们也不理我们的,后来慢慢有了变化,需要时间去建立相互的信任。”她的策略是寻找政府代表可能跟民间社会站在一起的焦点议题进行突破,譬如这次她们大力推动的“性权利”;此外,也要寻求双方的折中妥协。不过,她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NGO被对方的立场收编,“你要是跟政府太一致了,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群众。”

  四天的政府会议,有大量的NGO作为观察员参与,尽管这是一个政府间的会议,但仪式也体现了在性别平等领域,联合国特别强调的公民社会参加治理的风格。譬如,会议之前,全亚洲的妇女NGO 召开了整整三天的论坛,论坛最后形成的立场文件,提交给了官方会议;而一位失地妇女活动家,也是公民社会论坛推举的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提出了NGO对各国政府的期待。部长会议的部长发言阶段,也请了一位残障妇女活动家发言。

  “政府主要是说我们做得多好多好,NGO主要是说亚洲妇女多苦多苦。”会议茶歇时间,一群NGO工作人员笑言。在场的NGO主要来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她们的立场一言以蔽之:“政府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在部长会议的开幕式上,与太后出现在同样舞台的,是四名女青年,她们并肩上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折射的苦难。她们郑重要求,各国政府“不仅要口头承诺,还要付出行动!”

  马来西亚籍的Nongnuch是一家基于曼谷的亚太残障发展中心的执行秘书,在高官会议的第一天,这家NGO和亚太经社理事会和南亚残障论坛,在会议中心的一楼召开了午餐会。作为国家的代表,来自巴基斯坦的Shahida Shah和Zanzila Khan作为残障妇女组织的成员,先是参加了三天的公民社会组织论坛,学习一些倡导和游说的方法;她们也积极地跟各国的代表介绍残障女性的权利议题,希望他们能在讨论中,致力于提升残障女性的领导力。“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建议。”Zanzila Khan表示满意,因为案文修改中多处补充了残障女性议题。

  来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R. Vasantha是一家关注农村妇女经济权的NGO的领导人,她告诉记者,在国内,她主要跟邦的官员打交道,而在国际场合,她比较容易接触到中央政府官员。她与代表团官员见面,提出的出生性别比问题被接受了,进入修改的部长宣言,而她认为,宣言还是对土地权强调不够。来自巴基斯坦的Shabana Wahid Khan同样重视在这个国际场合见到官员的机会,“虽然他们可能回到国内又说话不算,但他应承了总比不知道好。” Khan关注的是童婚的问题,这在南亚是非常严重的议题。而她关注的另一相关领域,是堕胎权和计划生育的问题——在她的国家,堕胎不允许,而她认为,过多的生育损害了妇女的健康,也让下一代得不到足够的教育。因此,生殖和性,仍然是亚太地区面临的重要女权议题。

  这些为草根妇女工作的公民社会行动者,服务于政府间议程的“高大上”不能完全覆盖的人群,让来自基层的呼声和知识,通过联合国这样的游说舞台得以呈现,同时也影响着国际社会的主流议程。

  2014年11月20日,“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亚太会议:北京加20审议”在泰国曼谷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会场落下帷幕。会议再次重申,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手段,包括加强政府机制和问责制、建立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以及增加资金投入等措施。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主任沙姆沙德•阿赫塔尔的闭幕发言意味深长:“让我们延续这个会议在妇女赋权方面的新远景,把这个光亮不断照进亚洲的每一个角落。”

  跟其他的会议不同之处在于,闭幕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两名歌手演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名的女权主义流行歌曲"我是女人" ,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区执行主任Roberta Clarke加入歌者,高官和NGO工作人员同台起舞,唱词的高潮乐段是:“我很强大,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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