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钱锦宇在“疫情下弱势群体的生命权保障”单元发言。（本次网络会议视频截图）

　　“全球疫情防控与人权保障”系列国际研讨会5月9日在重庆召开首场会议。来自中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40多位人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权保障”的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钱锦宇在“疫情下弱势群体的生命权保障”单元发言。
   
　　钱锦宇把关注点放在城市疫情治理上。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应对，全球性的治理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解答，但是从我的角度来，关键放在了城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城市本身除了是人类的政治文明或者社会性质的聚焦点，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或者社会繁荣的中心之外，在全球化之下，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作为经营资本，人口和信息流的汇集中心和智慧中枢，一些超大型的城市，比如说纽约、东京这样全球性的城市，在政治经济层面越来越多的发挥着国家的职能。换句话说，越来越拥有的国际霸权。城市在一个国家的战略中举足轻重，城镇化本身成为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要解决面临的很多问题和瓶颈，比如说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消除贫困并实现共同富裕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城镇化这块是绕不过去的。

　　从全球人口分布比例来看，超过半数的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在发达国家它的城市化率就更高，比如说英美国家的城市居民的比例达到总人口比例占80%以上，甚至到90%以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一定程度上来说，它的治理取决于全球的联防联控能否取得实效。全球的联防联控要取得实效，关键在于各个国家的防控要取得实效。各个国家防控取得实效关键在城市。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城市自身的风险应对的机制和公共危机的治理的效果，并不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和现代化的进程而得到提升，相反，城市在疫情风险防控治理中，有它独特的内生性的约束，制约着它的风险应对。

　　钱锦宇认为主要是三点，一个是城市聚落规模效应导致城市的风险易感性和强激发性。城市是人类居住的一个类型，但是它和其他类型不一样，城市人口大规模的聚拢和吸纳人口流动的功能是及其明显的。它的大规模的聚落的效应，在治理过程中会转化为一种治理规模，那么治理规模由什么构成呢，由城市的物理空间、人口规模和治理内容和治理形式。对于城市而言，大规模的人口数量，而且高密度集聚，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城市的物理空间结构复杂，社会功能系统高度分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具有着烈性的传染性的新冠疫情袭来的时候，城市有它的免疫性，并没有和城市化的进度成正比。

　　再一个城市风险治理的效果受制于城市的治理负荷。城市治理的负荷取决于聚落规模的效益，聚落规模效益越大，一般而言治理的负荷越高，治理的效果越会受到制约。

　　第三个因素，城市的异质性特征加剧城市风险治理难度。城市人群的构成，经济收入，它的宗教信仰，各种原因，包括肤色、性取向等等，使得城市人群呈现一种多样性，而这样一种多样性的特征又决定了城市的异质性。城市的异质性这种特征，不仅导致城市发展运行的撕裂，而且还会消解群体在城市治理和风险治理上的凝聚力与约束力。在城市差异性特征的作用下，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防控和治理，难度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

　　在疫情下如何看待城市疫情防控中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保障的问题。

　　钱锦宇认为，弱者得到最好的保护，实际上是彰显着人类政治文明或者彰显了一种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的要求或者一种本质的特征。对于全球治理而言，对于中国的治理而言，幸福生活无疑是最终的一个追求，作为最大的人权，是终极目标。它的一个导向无疑就是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的状态过程和结构之中，能够来按照它的价值、观念、定位来实现一种幸福的生活。

　　在疫情袭来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如何重新定位或者阐释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到底是什么？它可能是相对概念，标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都可能变成弱势群体。今天在全球风险社会结构当中，弱势群体又是什么样的群体。这个话题是极其有意义的。在钱锦宇看来，在风险时代的弱势群体，如果要给出它的一个重新定义的话，可以从风险促进和风险应对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地位来重新考察弱势群体。尤其是全球化风险时代之下，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很友意义的。

　　钱锦宇认为，一定要本着弱者权利得到最好的保护的这样一种理念去推进我们的治理，推进风险治理，通过平衡式的治理，提升现代弱势群体风险处境的地位。要从预防性的风险治理，而不是一种补救性的危机应对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的弱势群体在现代风险结构下的一个生命权和健康权，这样最基础的权利这样一个保护或者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