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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健:人权保障“中国梦”的世界影响力

2014-06-17 11:31:29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常健

  通过对人权的限制来解决人权间冲突,大致有四种方式:

  1.区分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

  亨利?舒(Henry Shue)提出了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区分。如果某项权利的享有“对于其它所有权利的享有而言是必需的”,那么该项权利就是基本权利。他承认无法给出完整的基本权利一览表,但是认为至少存在三项基本权利,即安全权、生存权和自由权。为确保这些权利,其他权利如果必需的话可以被违反,但为了确保其他权利,基本权利是不能被侵犯的。 米尔恩提出了“最低限度人权观”。他认为,虽然人及其文化具有多样性,但却存在为所有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要素以及与这些最低道德相匹配的最低限度的七项人权:生命权、要求正义权、受帮助权、自由权、被诚实对待权、礼仪权以及儿童的受抚养权。米尔恩指出虽然关于生命权的理解在不同社会存在明显差异,如死刑的存废和是否允许堕胎,但是不应为了满足个人一时的高兴而展开大规模屠杀却是被普遍认同的。

  2.人权排序

  西奥多?梅伦(Theodor Meron)认为,如果权利之间可以做某种序列上的排列或区分,将无疑会对解决权利之间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祖卡(Lorenzo Zucca)提出有利于解决人权间冲突的“第二代基本权利体系”的概念。它应当包括两种实质性优先规则,一种是在基本权利体系内部各项权利的优先排序,一种是基本权利体系整体对所有其他考虑、利益和争议性理由的优先性规则。 格维茨(Alan Gewirth)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排序标准。根据他的观点,人权被证明为合理,是因为它们是道德行为所必需的。当人权间冲突时,那些在道德行为上更重要的权利就比那些更不重要的权利具有优先性:例如,不受饥饿的权利就优先于带薪休假的权利。 具体来说,人的行为是具有自愿性和目的性的,人权就是按照“通用一致性原则”(Principle of Generic Consistency)为实践此类行为时每个人所必需的自由(freedom)和福利(wellbeing)。福利包括三类:基本福利(basic goods)指前提性的需要,如生命、身体的完整和智力的均衡;免除性(subtractive)福利指个人的能力和资源不应受到减损,如免于偷盗、诽谤、毁约、过度劳累等问题;增添性(additive)福利指提升个人自主自愿行为的水平的条件或资源,如受教育、不受歧视等。自由是指个人行为不是被强迫的也不受到干涉或阻碍。当权利之间产生冲突时,他认为应当依据权利对“自愿性和目的性”行为而言的必要性程度进行取舍。比如当A要通过行使其自由权而谋杀B时,B的生存权就有压倒A的自由权的正当性。

  3.划分人权的核心与边缘

  为了避免权利排序所带来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在每一项人权内部区分“核心”(cores)和“边缘”(periphery)。当两项人权A和B发生冲突时,如果权利A的实现侵犯了权利B的核心,而权利B的实现只是侵犯了权利A的边缘,就会更支持权利B的实现。权利核心也被称为权利的“实质内容”、“本质内容”或“根本内容”。一些国家的法律中规定了不得限制权利的实质内容。韩国宪法第37条规定,对权利进行限制时“也不能侵害自由和权利的本质内容。”德国宪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侵害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 在确定权利核心方面,可以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类方法。客观方法认为权利核心的保护对象是整个社会,因此,一项权利的核心是否受到侵犯,关键要看该权利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否仍然具有价值。换言之,只有当一项权利失去了其对所有个人的意义时,而不是只对某个特定个人或一些人失去意义时,其权利核心才能视为受到侵犯。与此相对,主观方法将确定权利核心的问题限于所处理的特定案例,因此将权利核心保护的对象设定为案例中特定的个人。史义夫认为,客观方法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将个人权利置于集体利益的考虑之中,并因而丧失对个人权利的严格保护。

  4.人权间的平衡与妥协

  阿利克塞(R. Alexy)提出了结构化平衡(structured balancing)的概念。在解决人权间冲突时,它要求确定权利的范围和相对权重,并将其应用于某些特定的情境。 根据马丁(Rex Martin)的解释,权利的范围(scope)说明权利是什么(如行动自由)以及该权利自身所包含的或后来确定的限制。而权利的权值(weight)则是对其重要性的确定。虽然权利的重要性有时明确有时不明确,有时相当精确,有时又相当的不精确,但它可以用来决定该权利与其他权利冲突时双方的地位和谁应作出让步的依据。 他认为,根据范围划分和权值概念,“一旦对各项基本权利取得令人满意以及平衡的界定,他们之间是不可能发生冲突的。或者,即便一个权利与另一个权利可能在罕见但却可以预见的情况下发生冲突,如果权利起草机构事先在各项权利背后的政策中加入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值,就完全可以防止冲突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三、人权保障“中国梦”的理论基础

  上述这些问题具有某种程序的普遍性,理论家和各国政府都探索、提出和尝试了许多解决方式,其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中国保障“人权梦”的阐释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就需要对人权保障的这些难题作出回应,总结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在中国被证明适用的解决方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提供启示。

  本文认为,人权保障“中国梦”的阐释应当针对上述人权保障困境,根据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经验,并吸收人权领域近些年来提出的一些合理主张,将下述观点作为其理论基础。

  1.人权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辩证性

  人权并不脱离社会公共利益而存在。根据社会建构主义,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习惯化互惠行动的典型化。因此,互惠是制度产生的最重要前提。人权制度的形成也必须以互惠为前提,而不会仅仅根据个人的孤立要求。因此,坚持权利绝对优先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不仅在理论上会陷于困境,而且也阻塞了发现现实可行的解决二者冲突方法的路径。正象弗里曼(Michael Freeman)所分析的,人权是规定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之一,并不是道德规范或政治生活准则的全部,因此它必须与社会生活中的其它价值相平衡,比如社会秩序、宗教和习俗。  他指出:“人权并不构成道德或政治的全部;它们必须要与其他价值相平衡,如社会秩序。它们不是绝对的,因为人权之间会相互冲突。”

  人权间冲突的解决方式不可能排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应当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权保障应当有利于促进其他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其他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有利于促进人权保障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单向制约的关系。

  2.人权实现的整体性

  罗尔斯在维护人权的优先性时曾经指出,人权的优先性是整体上的,而非个体性的 。我们可以借用罗尔斯的这一观点,主张人权的实现是整体性的。为了保证人权的整体实现,需要对单个人权进行必要的“规制”,以协调人权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一项人权会免除必要的规制。每一项人权都是整体人权体系大网上的一个“网结”。各项人权的地位是各种权利和社会利益比较平衡的结果。强调单个人权的绝对性,有可能会对整体人权的实现产生负面的影响。

  3.解决各种人权问题方式的非唯一性

  唐纳利(Jack Donnelly)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指出,人权是人类对历史性的共同威胁所选择的应对方式,但这种威胁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因而人权在解释和实施上存在合法的多样性。各个社会共同体必须根据自身面临的特殊威胁情景来选择特殊的应对方式 。唐纳利观点给我们的启发是:人权间冲突的解决方法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探索人权间冲突的解决方案,不应专注于寻找某种普适的解决方法,而应当聚焦于考察每一种解决方案有效性的条件和限度。每一种解决方式都有其适用的空间,其适用性都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并因此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因为某一种解决方案只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境就简单地将其否定。各种解决方式只要限制在其有效条件的限度内,就在该限度内具有合法性。各种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关键不在于证明任何一种方法的普适性和绝对性,而是确定其应用的条件和界限。

  4.通过协商民主达成人权解决方案的“重叠共识”

  唐纳利认为,每项人权地位的确定,以及对人权间冲突解决方案的选择,其合法性并不是来源于价值的一贯性,而是来源于重叠共识 。价值多元化是一个现实,无论是世界人权宣言还是国际人权公约,其所包含的价值也是多元的。因此,不能指望从一种唯一的价值出发推论出每一项人权的逻辑地位和一种普适的解决方案,人权的现实定位和人权间冲突的现实解决方案只能基于多元价值的重叠共识。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学者提出,有关规制各项人权的必要性、方式和程度的重叠共识,必须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达成 。协商民主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了解各种方案的意义和可能对其利益和权利造成的影响,并有机会和能力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在上述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经验作出的阐释,不仅会具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更深入的分析视角,而且对世界面临的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人权问题能够提出更具针对性和解释力的方案和主张,从而使人权保障的“中国梦”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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