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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豪才 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

2014-06-11 10:59:34   来源:《中国人权年鉴》   作者:罗豪才 宋功德

  3.公共治理推动公法制度变革路径选择的民主化和回应性

  其一,公法制度变革路径选择的民主化,要求确立起诱致性制度变革模式的主导地位。所谓民主,在熊彼特看来:“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 公众能够广泛参与开放的公共管理过程,这无疑体现出公共治理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公共治理的民主性,首先体现为公众能够参与开放的公共政策和公法规则的制定过程,然后才表现为公众能够参与开放的公法规制的实施和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治理理念对管理理念的替代,首当其冲的就是淘汰那种只能由公共机构来包揽处理公共事物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将公共事物交由公众决策或协商决策的公法观念,在代议制的框架下增加直接民主的成分,或者说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上发挥代议制民主的作用。由公众通过公共选择的方式来作出公共决策,而非由公共机构一厢情愿地创制公法规则来安排公共关系,这就要求公法制度变革——无论是结构性调整,还是边际性调整——都要改革那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模式,而主要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模式,吸纳公众广泛参与,尽量直接地反映民声,使得公法制度安排充分反映民意。公法制度变革主要采取诱致性变革模式,显然并非意味着立法机关放弃立法权而不再是立法机关,而是要强调立法过程的开放性以及公众的广泛参与性,增加制度变革的直接民主。公法变革要形成民主化的路径选择的依赖性,就得逐步确立起诱致性变革的主导地位,为此,一则要求立法信息公开,立法机关应当及时、全面地向公众公布立法信息,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前提条件。二则要求立法过程高度开放,通过采用立法听证、征求专家意见、听取公众意见等各种方式,广纳民智。三则要求立法过程成为一个公平博弈的过程,允许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公众与公共机构之间进行博弈,并藉此形成得到普遍认同的公法制度安排。四则要求立法过程保持透明,公众参与立法的情况,有关公法制度变革的分歧与共识,立法机关依据公共选择作出某种制度安排的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等,通常都应当依法做到公开透明。此外,立法机关以及实施和适用法律的其他公共机构,还应当广泛搜集、并依法公布公法制度变革的得失信息,公开制度安排的绩效,以便为公众推进新的制度变革提供信息支持。

  其二,公法制度变革要顺应、适应公共治理实践的发展需要,其路径选择就应当具有全方位的回应性。一则,遵循需求导向的公法制度变革以回应公共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为己任,不仅要回应公共机构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更要全方位回应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 二则,伴随着公共关系发展变化频率的与日俱增,再加上公共治理对公法依赖性的不断增强,只有通过越来越频繁的公法制度创新才能满足理顺公共关系、规范公共治理的现实需要,公法制度变革频率加快,公法“进化”全面提速。三则,随着公共治理的普遍兴起,公民的行动空间也大为扩展,不仅具有很多的当观众的“在场”机会,还有更多的当演员的“出场”机会,公共治理为此要求公法提供一个畅通无阻的治理通道。四则,在强调公法制度变革应当整体设计、协调一致的同时,与公共治理相适应的具体公法制度安排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与管理模式的简单、粗糙、僵化、大同小异完全不同的是,公共治理要求公法制度安排在遵循基本的公法原则的基础上,视不同公共治理领域的实际需要而制定不同的公法规则,以便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相匹配。五则,推动公共治理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开始进人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社会,与公共治理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相适应的是,技术因素在公法制度当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公法不能通过放弃道德原则的方式去接纳技术,去扩张其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公法又不能刻板地以捍卫正义、公平、自由等价值为借口拒绝接受技术,机械地维护目标理性,而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实现对公共治理中的工具理性和目标理性的整合。尤其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应努力学习,努力掌握信息,努力使信息转化为知识,转化为智慧,进而转化为驾驭公共关系的能力,这关系到公务员以及公民素质的提升问题。

  (三)公共治理推动公法机制的重新设计

  在平衡论者看来,公法机制内化于公法体系当中,将相关零碎的公法制度串连成一个整体,使之能够协调运作 。与传统公法相适应的公法机制存在着重单向控制、轻激励的明显缺陷,这是造成公法制度失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我们应当顺应公共治理兴起的现实需要、对照实现“善治”目标的要求来重新设计公法机制,内在地、整体性地推动公法转型和平衡公法的实现。

  概而言之,公法机制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公法目标、人性假定、约束因素三个变量。我们认为,与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公法机制,因其将公共秩序或者统治秩序当作公法目标,在对公共机构作全能的、性善的、利他的行为假定的同时,假定公民是没有自理能力的、性恶的、自私自利的,认为管理者能够制定出有效管理公众的公法制度,故而只能是一种控制机制—以控制公众为主,辅之对公共机构加以某种控制。但与公共治理相适应的公法机制设计,将公法目标设定为通过开放公共过程和吸纳公众参与来最优配置社会资源、并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解放。为此,对公务人员和公民都要进行统一的人性假定,将其假定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既要考虑到公共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又要考虑到治理结构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在社会结构的刚性,以便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大致说来,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力地推动着公法机制的重新设计:

  其一,在让过分膨胀的控制机制全面缩水的同时,填补控制机制的缺陷。在管理模式中,公法控制

  机制极度膨胀,控制被当作一把万能钥匙,过分夸大控制的意义,公共机构滥用强制来压制人性恶,不仅将控制当作实现公共秩序的基本手段,甚至为控制而控制、将控制异化为公法目标,导致控制范围过广、控制方式过硬。为此,公共治理模式一方面要求公法机制设计以人为本,尊重主体需求的多样化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将逻辑起点由最有效地控制人性恶的发作转变为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能,将控制当作一种必要的手段,而非唯一手段,更非公法目标,为此全面放松控制,赋予公民以更多的政治、经济、社自由,规定公民享有更加广泛的权利;另一方面,针对公共机构虽然事实上较公民而言更需要得到有力控制,否则就很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但管理模式下的公法控制机制却片面控制公民、疏于控制公共机构的情形,通过强化对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构的规范和监督,来矫正传统控制机制的重大缺陷。

  其二,由于影响公共治理主体行为选择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成本与收益,这就意味着公法或者通过控制机制来增加选择成本以免目标落空,或者通过激励机制来增加收益以推进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公域之治的目标,公法尽管需要完善的控制机制,但不能因此陷人“通过控制实现目标”的思维定式,通过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别要注意建立和健全不同形式的协商运行机制,以便为公共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为此一方面,要通过绩效评估等方式,激励公共机构积极履行职责,充分发挥潜力,最大限度地为社会谋利、为公民谋自由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刺激,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为公共治理提供前提条件。

  不难看出,公法机制设计在管理模式与治理模式中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前者试图通过严格控制公共过程的参与者的数量来维护公共秩序,参与者越少就越有秩序,因而公法尽可能压缩、封闭公共过程;而后者则首先是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然后才对参与者加以必要的规范与控制以便实现参与治理的有序性,因而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

  (《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罗豪才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功德系国家行政学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参考资料:

  国内行政学者对该词的译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俞可平等将其译作“治理”;二是毛寿龙等将其译作“治道”。在日本,有些学者将其译作“协治”。

  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将治理概念的用法归结为六种:一是作为最小化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二是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三是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人政府的公共服务。四是作为善治的治理,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五是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六是作为组织网络的治理,指的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参见「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7-96页。

  例如,有学者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中的人性假定.更多的是从积极的正向方面激励人们,尤其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并为此进行不懈努力;而在西方文化中,建立在性恶论人性假定基础上的制度安排,主要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负向激励来实现权力制衡与法治,这种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是有可能因指向防止恶而妨碍对警的追求。参见张玉:《论中西人性预设与社会治理模式中激励制度的建构》,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4期,第50页。

  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在薛澜等着来,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有约定俗成的语意界定,特指与政府管理有关,特别是政府中的行政部门对外事务(其中又主要是以行政机关内部事务为主)相关的管理活动。而蔡立辉更是认为我国原有的“行政管理”其实就是政府管理.过分强调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性作用,忽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作用;过分强调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关系的不对等性.忽视社会公众对行政活动的参与以及社会公众需求对“行政管理”行为的导向性作用;过分强调管理对社会的制约性,忽视社会和公众对管理主体及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督,忽视管理过程中公共责任机制的建设与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忽视行政权的制约性、行政活动领城的有限性以及行政行为的依法性,导致行政管理日益凌驾于社会和公众之上。参见薛澜等:《公共管理与中国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睑》,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2期,第52页;蔡立辉:《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载《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84页。

  近期有关政治合法性衡量标准问题的一个深人研究,参见张康之:《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第63页以下。

  参见蔡立辉:《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载《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76页。

  参见蔡立辉:《论公共管理的特征与方法》,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435——437页。

  参见陈振民:《公共管理的兴起与特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l年第l期,第13页。

  有学者认为,“管理”理念意味着公共管理者可以依法采取包括私有化、公私合伙和承包等方式,实现公平、关心和责任等管理目标。从管理理念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公共行政表现出政治色彩淡薄、行政权力主要源于下、行政职能范围由窄及宽、行政组织制度化、行政从业人员职业化、行政方法多样化等。参见杨葱:《统治?管理?治理:公共行政核心理念的变迁》,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40页。

  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整个社会可划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是政治部门,包括政府机构、党派组织、司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等;第二部门是企业部门,包括各种单一业主制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金融机构等;第三部门是非营利部门,包括各种公共机构、联合会、行业协会、学会等。参见膝世华:《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给),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7期,第93页。

   Donald F Kettl&H Brinton Milward, The state of Public Management,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p.307-310.

  例如,有学者将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制定政策,与其他公共组织一起,处理公共事务,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为此出现三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一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活动,二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三是非政府组织管理。参见薛澜等:《公共管理与中国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2期,第52页。

  治理理论的实质和核心,是管理的民主化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推动治理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试图籍此摆脱民主的两难困境,优化民主。直接民主虽然能够保证公民参与程度高,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这不仅体现为组织困难、成本高昂,很难从城邦市镇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共同体,而且还体现为容易导致盲动和狂热,不容易妥协,甚至有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取而代之的代议制民主,却又产生效率低下、反应迟钝、政策失灵、精英主义、技术统治等弊端。治理理论的产生,可以视为突破民主两难困境的一种尝试,也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矫正,即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增加直接民主的含量。参见高小平:《实现良好治理的三大基础》,载《中国行政管理》200l年第9期,第18页。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不能狭隘地将治理的目标定位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而应当是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治理模式区别于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志。

  Beate Koch Rainer Ei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1999,p.14

  例如,有些学者将公共管理与公共治理等同起来,参见郭春艳:《公共事业政府由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的转变——以“计划生育”为例》,载《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有些学者将公共管理视作新管理的一种概括,参见薛澜等:《公共管理与中国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2期,第52页;还有学学者将公共治理视作政府管理的一种“补充”,参见任维德:《公共治理:内涵、基础、途径》,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3页。

  参阅Orly Lobel: The renew Deal, Minesota Law Review.Vol89(2)405-406(2004).

  “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建立一种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贵、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领导核心的地位、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组织协同的功能和公民广泛参与的作用。不难看出,这种“社会管理格局”其实就是一种公共治理模式。

  李瑞昌:《论公共治理的技术与价值的矛盾》,载《社会科学》2川)3年第3期,第48页。西方公法学者也普遍认为,实现公共治理“善治(good governance)”目标的前提就是政府的“善政(good administration)”。参见Carol Harlow,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vergence and Symbio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Vol71(2)279-294(2005)

  参见梁莹:《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平衡—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载《行政论坛》2003年第2期。

  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具体而言,合法性是指社会秩序和权威得到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透明性是指政治信息的公开性;贵任性是指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是指法律至上;回应性是指公共活动对公民的合理期待和需求作出反应;有效性是指高效率。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l999年第5期,第39一40页。在后来的研究中,俞可平又增加了一项“稳定’要求。参见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分析的比较优势》,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9期,第15页。

  从管理棋式转向治理模式,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市场机制引人公共治理,与此同时,也自然就将市场机制的效率导向、私润最大化导向引人其中。显然,这两种导向容易与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构成冲突,导致公共关系的紧张。为了不使公共治理丢失公共性,公法就必须主张善治,兼顾公平与效率。

  参见张康之:《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与德治》,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42页以下。作者认为统治是权治,管理讲法权力与法治的互动,而治理则是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公法虽然在形式上是公共治理范围的直接界定者,但在实质上,公法只是对科学技术进步程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社会自治机制成熟程度、民主政治发达程度等各种决定性因素的一种综合反映。就此而言,如果将公法当作一个界定公共治理范围的“圆规”,那么决定公法制度安排的外在社会结构则是掌控这只圆规的“手”。

  参见膝世华:《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给》,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7期,第91页。

  有学者认为,与政府部门相比,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一则,非营利组织不是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某种特定的“宗旨”为导向,这种宗旨是非营利性的,代表一种理念,往往具有很强的公益色彩,从而使非营利组织成为使命感最强的组织,能够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二则,非营利组织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既独立于官僚体系,且不同于政府官僚组织结构,是公民志愿参与的自治性组织,与政府运作的等级制权力原则不同,而是实行多样的、灵活的、平等的参与式的组织结构,因而在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时比政府更具低成本、高效率、灵活多变的优势。三则,它能够把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组织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来向公众提供服务,非营利组织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公众收取服务费,从而降低政府所投人的总成本,减少政府的成本分摊;非营利组织可以为理想的服务找到捐赠;非营利组织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参见膝世华:《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45页。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相对于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经常容易缺位、不到位而言,在公共治理中,政府经常容易越位、错位。为此,公法在规范公共治理时更重对公共权力、尤其是行政权的控制;而在公共服务中,更重视对公共权力的激励。

  参见罗豪才:《社会转型中的我国行政法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l期。

  有不少学者主张“没有政府的治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就全球治理而言,尽管并不存在一种超级政府来安排治理事务,但在治理规则的创制与实施过程中,参与治理的诸主权国家的政府身影却无处不在。就国内公共治理而言,政府在治理规则的创制与实施中更是发挥着其他公共机构与公民都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统筹兼顾,公共治理就很容易陷人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参见[美]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l年版。

  有学者认为,善治“是治理方式的最优化实现,也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最佳状态。善治的本质上是因治理可能失败而向政府提出的新诉求,要求政府充当元治理的角色。政府要在制度上提供各种机制.促使有关各方在不同地点和行动领域之间建立功能联系和物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在战略上促进各种自治组织建立共同的远景,从而鼓励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活动,以便补充实现治理模式的不足。”杨占营:《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与中国治道变革》,载《探索》2003年第3期,第38页。

  有学者认为,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只有当公民能够广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时,才能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显而易见,保证公民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利的现实机制只能是民主政治。参见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载《南京社会科学》200l年第9期,第43页。

  有学者认为,在网络状的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组成了一个动态、复杂的网络系统。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非网络状的社会中,其运转严重依赖于居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的规划、指导和管制,但在网络社会中,政府只是网络线路的管理者,不再扮演社会中心的角色。政府与其他组织一起构成了相互依赖的组织网络。由于网络状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复杂性特点,从而使单个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政府必须与网络中其他组织合作才可能有效地回应社会。合作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政府可以不断变更网络的线路和挑选合作的伙伴。网络系统的特点是各个成员通过了解,能够在互动中创造出新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参见朱德米:《网络状公共治理:合作与共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加以年第2期,第9页。从网络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职能的确是一个有益的视角,但要全面定位政府在公共治理结构中扮演的角色,还应当将政府置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这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

  ②相对管理时代而言,在公共治理时代强调治理主体的平等性、尤其是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不仅因为平等参与是公共治理前提而显得更加必要,而且还因为信息技术的发达以及权力社会化等而变得更加可能。2001年3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第三次全球论坛以“电子政府促进民主与发展”为主题,其中达成的一项共识就是: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使全民和企业成为电子政府系统的合作决策者。

  参见 Carol Harlow,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onvergence and symbio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 Vol 71 (2)P.283(2005); Peter Cane, Responsibility i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Portland Oregon(2002), P. 254, 278.

  哈耶克曾对此有过尖锐的批评;“那种认为惟有公法服务于公共利益、私法只保护个人私利的观点,乃是对是与非的完全烦倒,因为那种以为只有那些以刻意的方式实现共同目的的行动才能有助于公共需求的观点,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l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据了解,“软法”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国际法,后流行于欧盟,现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律书刊中也日益受到关注。“软法”有多种表达形式,诸如“自我规制”、“志愿规制”、“合作规制”、“准规制”等。目前尚未有“软法”的准确定义,国外有学者将其描述成为一种没有拘束力的准法律规范体系,或者说其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弱于传统的“硬法”,或者将其界定为与“硬法”相辅相成的行为规范体系,主要依靠共同体的威信、信誉和舆论来加以保障等。在经济全球化和公共治理的背景下,国外学界与实务界开始对“硬法”与“软法”问题普遍关注。例如,意大利罗马于2004年举办了以“硬法/软法”(Hard Law/Soft Law)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尤其是在研究欧盟法时,硬法与软法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便捷分析概念。硬法、软法混合理论(theory of hybridity)在欧洲许多国家正在兴起,这预示着民主与法治进一步结合,公共治理更有成效。相关研究信息,参见Orly Lobel, The Renew Deal: the Fall of Regulation and the Rise of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Legal Thought, Minesota Law Review. Vol 89(2004)(2)pp.345-347,388-389. David M. Trubek, Patrick Cottrell, and Mark Nance, “Soft Law,” “Hard Law”,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 Toward a Theory of Hybrdity,, www.edu/wage /papers. David M. Trubek and Louise G. Trubek, Hard and Soft law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urope: the Role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European Law Journal, Vol.11, No.3,May 2005, pp 343-364. Damian Chalmers and Martin Lodge,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and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ESRC Centre for Analysis of Risk and Regul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11, June 2003. Linda Senden, Soft Law, Selt-Regulation and Co-Regulation in European Law: Where Do They Meet? Vol 9.1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nparativelaw(January 2005), Ulrika Morth, Soft law in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re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http://www.statevet.su.se/publikationer/morth/-morth-soft-law.htm. 

  参见[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参见[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建波、郁仲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4、38、44页。

  参见[英]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以斌等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卯3年版,第83页;[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l998年版,第10—15页;于海:《结构化的行动,行动化的结构—读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载《社会》1998年第7期,第47页。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l999年版,第359页。

  在网络状治理过程中,政府的回应性成为评价它的主要绩效指标,与官僚制下的回应模式不同,网络状治理过程中不仅关注到回应的时间,而且还要关注回应的对象及其追求的价值,如公平、公正、服务满意程度等。参见蔡允栋:《官僚组织回应的概念建构评析—新治理的观点》,载《中国行政评论》2001年第2期,第89页以下。

  参见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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