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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华文:性别平等: 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实践及其启示

2014-06-10 15:40:52   来源:《中国人权年鉴》   作者:柳华文

性别平等: 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实践及其启示

 柳 华 文

  一、 案例是全面和动态理解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渊源

  不论国际法和国内法, 都对平等和非歧视原则有不同形式的承认和规定。现在, 几乎所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和国内宪法性文件都包含平等与不歧视的内容。平等与非歧视是人权法的核心, 也是社会性别法律主流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和首要目标。

  对国际人权法来说, 性别视角的纳入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女权主义的兴起和社会性别研究和运动的发展, 不断加强和 深化着国际人权法 中的性别主 流化。为此, 我们需要将国际人权法视为一个完整的、动态发展着的体系。不能孤立、静止或者片面地看到国际人权法及其规则。一方面, 我们要将不同时期通过的各个人权公约和文件结合起来考察和分析; 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重视联合国各条约机构通过的解释性文件 —— 一般性意见或者一般性建议, 特别关注它们审议的个人申诉的案例所体现的对于公约的动态解释 —— 在法理上对公约进行的新解释。

  这些案例是根据国际人权条约的个人申诉程序产生的。根据个人申诉程序, 个人以及个人组成的团体被赋予机会, 使其可以向一个监督机构提交来文, 声称一个缔约国没有遵守其公约下的义务。该程序被认为是国际人权条约中唯一的准司法程序。[1]

  个人申诉程序在国际法上已经比较常见了。在联合国人权体系的框架下, 做出相关规定的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任择议定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14条、《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区域层面的重要的相关人权公约包括《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和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于1978年建立的申诉程序。[2]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等有不同形式的处理声称这些组织旨在保护和促进的有关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的申诉程序。

  联合国《消除针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曾面临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样的处境, 它的监督机制也是只包括国家报告程序, 而改进相关机制的问题一样不太受到重视。 1999年 10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由联合国大会第 54 /4 号决议通过, 并于 2000 年 12 月 22 日正式生效。它规定, 该议定书缔约国承认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根据议定书第 2条提出的来文。

  一般来说, 个人申诉程序的重要原因包括: 首先, 申诉程序可以使个人和团体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得以显示,而这在抽象的国家履约报告中是做不到的。第二, 此种程序可以包括对特定个案的广泛和深入的调查安排。第三, 对声称在相关人权受到侵犯的个案进行处理的国际机构的存在, 可以促使各国重视并努力保证有效的国内救济, 以避免国际申诉的出现。第四, 这一程序也会促使个人和团体在更准确的意义上主张他们的相关人权。第五, 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做出“裁决” 的可能性将会使相关人权得到凸显, 而这些权利可能缺少各国政府应有的政治关注。第六, 这种申诉程序产生的案例可以产生切实可见的结果, 更可能使人们对公约整体和相关的特定问题产生广泛的兴趣和认识。因为要许多案例专门或者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性别问题, 所以能够反映出相关的人权公约及其条约机构对社会性别问题所做的权威解释,其中的许多法律推理是与时俱进的, 或者揭示了社会性别领域存在的普遍问题。

  二、 案例强调对立法进行社会性别检审的必要性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列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条约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处理的奥弥尔鲁迪 - 斯吉弗拉等人诉毛里求斯案。[3]

  1978年 5 月 2 日, 什林?奥弥尔鲁迪 - 斯吉弗拉( Shirin Aum eeruddy- Cziffra) 和其他 19 名毛里求斯妇女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来文, 声称毛里求斯 1977 年通过的《移民法 (修订 )》和《驱逐法 ( 修订 )》构成了对毛里求斯妇女的基于性别的歧视, 侵犯了建立家庭的权利, 剥夺了获得法院保护的权利, 从而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提交人称在这些法律制订以前, 与毛里求斯国民结婚的外国人, 都享有同样的居住地位, 无论男女都有与配偶在该国居住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但 是根据新的法律, 毛里求斯妇女的外籍丈夫必须申请“居住许可”, 内政部可以拒发这一许可或随时加以撤销。但是新的法律并不影响与毛里求斯男子结婚的外籍妇女的地位, 她们仍然保留着在该国居住的法律权利。来文者还称, 根据新的法律, 毛里求斯妇女的外籍丈夫可以根据部级行政命令即加以驱逐, 而这样的命令是不受司法审查的。

  1981年 4月 9日, 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对来文的最后意见。它认为, 就 3 名与外籍男子结婚的来文者来说, 首先, 她们与其丈夫的关系显然属于《公约》第 17条第 1款规定的“家庭”的领域, 而且受到了干涉。因为《公约》第 2条第 1款、第 3条和第 26条使得国家有义务确保男女的平等权利, 不得有任何歧视, 所以只要对《公约》保障的权利施加限制, 在限制时就不能存在基于性别的歧视。在本案中, 毛里求斯对于基于性别的区别待遇没出给予充分的理由。委员会认定, 与第第 17条相联系, 存在着对《公约》第 2条第 1款和第 3条的违反。其次, 所涉 3名来文者与其外籍丈夫还构成了《公约》第 23 条第 1款含义之内的“ 家庭”, 因此按该条的要求“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按照同样的逻辑, 根据第 2条第 1款、第 3条和第 26条, 不同性别之间平等待遇的原则应予适用, 因此在诸如第 23 条等《公约》要求实质保护之处, 这样的保护必须是平等的, 不能基于性别进行歧视。尽管毛里求斯可能有正当理由限制外国人进入本国, 并因为安全原因驱逐他们, 但委员会认为, 将这些限制仅仅施加给毛里求斯妇女的外籍丈夫而不施加给毛里求斯男子的外籍妻子的立法, 对于毛里求斯妇女是歧视性的, 而且无法给出合理说明。因此, 委员会认定在与第 23条第 1款规定相联系的意义上, 也存在着对《公约》第 2条第 1 款、第 3条和第26条的违反。

  1983年 6 月, 毛里求斯政府通知人权事务委员会, 已经根据以上来文中委员会的意见, 由议会于 1983年 3 月8日妇女节这一天通过了对《移民法 (修正 ) 》和 《驱逐法(修正 )》的修改, 消除了其中基于性别的歧视效果。

  本案说明, 立法中有可能存在性别歧视, 因此开展社会性别角度的法律检审, 在此基础上, 找出法律中存在的性别盲点或者性别歧视将有助于完善立法, 消除法律上的不平等。

  三、案例揭示改变传统和习俗的必要性以及男女两性均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一 )穆勒和恩格尔哈德诉纳米比亚案[4]

  1999年 10 月 29 日, 德国公民迈克尔·安德雷斯?穆勒先生和纳米比亚公民伊姆克·恩格尔哈德女士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来文, 声称他们是纳米比亚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6条等条款的受害人。

  穆勒先生 1995年来纳米比亚为恩格尔哈德女士拥有的 “恩格尔哈德设计( ( Engelhard Design) 珠宝制造厂工作。两人 1996年 10月结婚, 婚后, 他们通过律师办理改姓手续, 得到的答复是: 妻子改随夫姓不需要任何手续,丈夫改姓则要提交申请。纳米比亚,《外国人法》第 9条第1款规定, 未经有关政府部门行政首脑或官员授权并在政府公报上公布或者适用法定例外, 改变一个人曾经被认可并使用的姓氏是违法行为。该款 ( a)项规定的法定例外是已婚妇女随夫姓。穆勒先生认为该项侵犯了《纳米比亚宪法》第 10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不因性别遭到歧视的权利, 以及家庭的隐私权、婚姻及婚姻期间地位平等权、国家应对家庭生活提供充分保护的权利等权利。穆勒先生提出他和妻子有很多更改姓氏的理由, 包括: 他的姓氏穆勒在德国特别常见, 而恩格尔哈德是一个很少见的姓, 这个姓对于他们的珠宝生意很重要, 因为他们的生意在 “恩格尔哈德设计”的商号下已经建 立了信誉, 如果把商号名称改为“ 穆勒设计”就会失去知名度; 如果他和他妻子各自使用自己原来的姓, 顾客和供货方都会以为他是雇员; 两人有一个女儿, 已经用“恩格尔哈德”的姓氏登记, 穆勒先生使用同样的姓氏才能避免女儿被别人说他不是她父亲。穆勒先生于 1997年 7月向纳米比亚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确认《外国人法》第 9 条第 1款无效, 因为该款与《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非歧视等权利相冲突。 1998 年 5 月, 高等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1999年 5月, 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

  穆勒先生说, 《外国人法》第 9条第 1 款为丈夫改随妻姓规定了复杂的申请程序, 而希望改用丈夫的姓的妇女在结婚时可自动改用丈夫的姓, 不需要履行这些程序。恩格尔哈德女士还说, 如果不遵守这些程序, 则不能以她的姓作为全家的姓。他们认为, 该条法律明显地对男女待遇有别, 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6条, 侵犯了他们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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