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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

2014-10-23 09:24:33   来源:   作者:沈宗灵

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

沈宗灵

  人权的概念

  在当代西方人权学者看来,人权概念是人权学说中最为困难、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

  美国伦理学家A.格维尔茨认为,人权是指一种狭义的权利,即主张权。这种权利的结构可以理解为:A由于Y而对B有X的权利。这里包括五个因素:(1)权利的主体(A),即有权利的人;(2)权利的性质;(3)权利的客体(X),即权利指向什么;(4)权利的回答人(B),即具有义务的人;(5)权利的论证基础和根据(Y):他认为,在这五个因素问题上,每一个都有争论。本文对这些争论将分别加以论述。

  瑞士法学家、汉学家胜雅律近年来对人权一词中的“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以前,西方国家所讲的人权中的“人”决不是指普遍的人,不是指“每一个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人”的概念都把妇女、奴隶和有色人种排除在外。1948年以后,从理论上讲,人权才是“普遍”的,但理论和实际之间仍有矛盾,“人”这个词仍然模糊。

  很多西方人权学者在分析人权概念时,经常引用美国法学家W.霍菲尔德关于分析法律权利一义务概念的学说。按照霍菲尔德的学说,通常所讲的法律权利是极为复杂的,它包括了以下四个概念,即法定的自由、要求
(或译主张)、权力和辖免。有的人权学者由此更进一步认为,人权就是伦理的自由、要求、权力和豁免。

  一般地说,西方人权著作中对人权下详尽的定义是罕见的,常见的做法是对人权概念提出一个简单的释义或定义。除上面提及的外,这里不妨引用若干西方学者有关人权的简短的释义或定义:

  (1)“人权是那些属于每个男女的道德权利,它们之所以为每个男女所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英国的麦克法兰)

  (2)“人权原理是提出一种关于在道德上合适地对待人和有组织社会的建议”(澳大利亚的卡曼卡)。

  (3)人权是“基于人的一切主要需要的有效的道德要求”(美国的范伯格)。

  (4)“基于人仅因作为人这一事实而被认为当然具有的权利就是人权”(日本的官泽俊义)。

  (5)“人权是个人作为面对国家的人的一种伦理权利”(美国的韦尔曼)。


  (6)人权是“平等地属于所有人的那种普遍的道德权利”(美国的温斯顿)。

  (7)“人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利,仅仅因为他是人,因此,他们是最高级的道德权利”;一切人权要求都是一种‘最终诉求’”;是“根据权利对于社会变革提出的要求”(美国的唐纳利)。

  (8)“世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人权只是一些体现了西方制度和价值的理想标准,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别,它们对于第三世界是乌托邦;“只有作为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的人权概念才是经得起辩驳的”(英国的米尔恩)。

  (9)“本文所谓‘人权’,我的意思仅仅指依照当代共同意见,每个人都要对他的的社会和政府提出的或被认为应当提出的那些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要求。现代国际文件《世界人权宣言》——和一些国际协定——已列举了这些要求。”(美国的亨金)

  (10)“人权是个多方面的概念。西方委实欣赏那些方面的东西:个人对国家的权利、人有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的权利……然而,西方必须大大扩展对人权其他方面的欣赏范围:集体的权利,物质必需品的权利,以及随着人作为特定国家与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自然产生的权利。”(美国的霍勒曼)

  以上这些释义或定义当然不足以代表这些作者有关人权概念的整个看法,更不能包容其他许多西方人权学者关于人权概念的观点。但通过这些释义或定义可以看出,他们对人权的主体、性质、客体、回答人(即承担义务者)以及论证根据的理解,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就共同点而论,最明显的有二:其一,他们大多拥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之所以有人权就因为是人。其二,他们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只有当它由实在法(国内法或国际法)加以规定时,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

  人权是道德权利的观点同“人权”一词来源于自然权利是密切联系的。英国政论家M.克兰斯顿曾指出:“‘自然权利’或‘人权’或‘人的权利’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权利?回答很简单:自然权利是道德权利,而且仅仅是道德权利,除非它是靠法律来保障实施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权利才变成了实在(法)权利,不能强行实施的自然权利始终属于道德领域内的自然法,属于‘应该’(Ought to be)而不是‘实然’(What is)的王国。”

  在西方思想史中,自然法被认为代表了道德、正义,它是评价实在法(主要指国家创制的法律)的标准。从19世纪开始,一些思想家、法学家将休谟和康德关于“应然”(或译应有、应当)和“实然”(或译现实)两个领域之分的思想引入法学中,自然法或自然权利就被认为是“应然”的法律或权利,而实在法或其它规定的权利则被认为是“实然”的法律或权利。就这种意义上讲,说人权是道德权利与说人权是应然(或应有)权利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之所以要强调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不仅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而且还由于在逻辑上,“如果以实在法作为人权的根据,就会得出根据这种实在法否定人权也是可能的结论。”

  有关人权概念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权的具体形态指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不同学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论。据美国哲学家A.罗森鲍姆的看法,不管以什么方法来对人权下定义,大多数关于人权的哲学定义都可归结为“活动”(activity)和“物品”(commodity)两大类。也就是说,有人讲人权指一种活动、行为,例如M.戈尔丁将人权定为在人类社会层次上所体现的“主张的行为”。有人讲人权不是指过程而是指人的内在的道德实体的构造,例如R.瓦瑟斯特伦将人权定为仅由人拥有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权利资格。

  人权的分类

  人权的分类,又称人权目录,它与人权的思想基础和概念密切联系,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人权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类。本文仅论述西方人权学说中涉及人权分类的一些主要争论。

  首先是《世界人权宣言》首创的两大类人权划分法:一类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另一类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权利可分为四类:一是公民权利;二是政治权利;三是社会和经济权利;四是文化权利。很多西方人权学者接受宣言的这种划分法,认为这种划分法与社会关系结构原则相适应,每类权利表明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功能。

  对中国读者来说,应注意这里讲的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在含义上与我国宪法中讲的公民权利(rights of citizens)有所不同。前者一般是指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斗争中所提出的那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人身安全,言论、出版、集会、宗教等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用以实现这些实体权利的程序权利。后者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民事和程序等方面的权利。当然,一般国家的法律也规定,很多国内公民权利的保护也可以适用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世界人权宣言》所讲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参政权等。经济、社会权利通常又称为福利权,主要指教育、保健、医疗的个人权利或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等。文化权利包括思想自由、通讯自由等。

  一般认为《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以前规定的是公民和政治权利;第22条至第27条规定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1966年通过的两个著名的国际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6年1日3日生效)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6年3月26日生效),就是以上两大类权利在国际法上的具体规定。但应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公约中并没有《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两项权利,即财产权(宣言第17条)和政治避难杈(宣言第14条)。这显然是在制定这两个公约的过程中对这两项权利有不同意见所致。

  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两大类权利的划分法与西方社会条件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如上所述,公民、政治权利在历史上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阶级矛盾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因而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产生和逐步扩大。

  西方人权学说极为注意两个公约中这两大类权利的区别。一般认为,这些区别主要有:对公民、政治权利规定尽速得到充分实现;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则仅要求国家采取步骤“尽最大能力”逐步实现这些权利。对公民、政治权利采用“个人享有的权利”这种措辞,而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则使用国家行为而不是个人权利的措辞。再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集体权利的倾向。

  由于以上区别,有些西方人权学说,支持本国政府的官方观点,认为仅公民和政府权利是人权,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属于人权,它们仅表示一种希望、理想,而不一定能实现。为此,M.克兰斯顿还特别提出确定人权的三个标准,即实用性、最重要性和普遍性,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符合这些标准,因而不能包括在人权内,至少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权利。但有些西方人权学者则坚持这两大类权利都是人权,例如J.唐纳利在其新著中指出,人们普遍同意,《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保障体系,而不是一份人们可以从中随意挑选的菜单。”

  西方人权学者关于人权分类的另一个争论是关于“三代人权”的学说,这是由第三世界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个别人权学者于70年代首先提出的学说。他们认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法两国革命时期,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自由免遭国家专横行为之害。这些权利相当于人权公约中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并被说成是消极的权利,因为它们要求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并受到西方“福利国家”概念的影响。它们基本上属于人权公约中所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由于它们要求国家积极采取行动,因而被称为积极的权利。第三代人权涉及人类生存条件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如维护和平、保护环境和促进发展等,它们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加以解决,因而可称为“连带关系”权利。

  从一定意义上讲,“三代人权学说”简要地表明了人权观念的历史发展。但也需要注意从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权思想的关系和区别上对之加以分析。

  西方人权学者对三代人权学说的意见有很大分歧。他们一般不同意将前两代人权分为消极的人权和积极的人权,有些学者反对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列入人权,特别是反对第三代人权的思想。

  在讨论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两大类权利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地位以及三代人权学说时,都涉及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以及是否承认发展权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人权的分类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上也不仅存在着西方人权学者的不同观点,而且还表现了西方人权思想与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人权思想之间的斗争。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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