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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的人权观

2014-10-14 10:44:10   来源:   作者:冉昌光
论毛泽东的人权观

冉昌光

  毛泽东虽然直接论述人权的不多,但他一生都在为争取中国人民大众的人权而奋斗。他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了他的人权观。研究他的人权观,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当代人权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权的主体是人民大众

  在人权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同人权主体的争论。在阶级社会里,人民大众同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是互相冲突的,在人权主体问题上也就有是少数统治者的人权还是人民大众的人权的对立,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权观的对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什么足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西方世界的人权理论也就是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资产阶级人权论所理解的“人”,是孤立封闭的利己主义的人。把个人看作是独立于他人,独立于社会国家的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谈人权问题。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人类”这一视角来考察人,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人的社会性也带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正是从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出发,反对把人权简单地规定为个人的权利,而首先强调国家、集体和民族的自决权,强调人民大众的人权。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他历来坚持这一立场,一生都在为争取人民大众的人权而奋斗,并就人民大众作为人权主体的地位作了多方面的论述。

  第一,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民众是一国国民的多数,应该享有一切权利。他在《民众大联合》中指出,民众是国民的多数,却受着少数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的压榨,没有任何权利。因此,他提出要实行民众大联合,反对专制主义的强权,争取本属于民众自己的权利。他说,“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夺回我们自己的权利,使社会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尽管这一时期他还没有摆脱自然权利学说思想的影响,也还没有完全解决打倒专制主义强权,使民众“由强权得自由”的途径,但他反对专制主义强权,争取人民大众的人权,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二,毛泽东在完成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述了人权就是人民的各项权利,人民是人权的主体。他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应该享有一切权利,但这一点在历史上被颠倒了,只有统治阶级享有一切权利,人民却没有。他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就是为了颠倒这被颠倒的历史,争取人民的权利。1934年1月他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详细论述了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它实行最宽泛的民主,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并给予一切可能的物质条件上的便利(会场、报纸、印刷机关等等),以实现人民的自由权利。报告还详细论述了劳动群众的就业、文化教育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等权利。这次大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修改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劳动群众的人身自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权利,成为红色根据地人权的法律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结合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思想,阐述人民大众是人权的主体。1940年2月他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说:对宪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要为人民大众争取权利。

  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政议会的演说》中再次解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提出全国人民都要有各种权利。他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只是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生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为体现和保障人民大众是人权的主体,毛泽东强调人民大众作为人权主体必须要有立法保障。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了《共同纲领》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毛泽东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这就从根本大法上保证了人民作为人权的主体地位。

  第三,毛泽东论述了人权实现的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的关系。人民作为人权的主体,决定了人民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平等地享受各种权利。人民是由各个个人组成的,人民的人权的实现要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因此,毛泽东在强调人民大众的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的权利。在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上,首先,毛泽东强调解放个性,强调人人都要有民主平等权利。”,青年时代他曾经提出社会、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无个人即无社会、国家,因此他推崇个人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后来在革命斗争中,他进一步指出:“解放个性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民主和平等的权利。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和平等的。”。因此,他要求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其次,他指出,要实行统筹兼顺,各得其所。他说:“统筹兼顾,各得麒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时候我们就采用这一方针,”现在仍然实行这一方针,对各种人的生活、就业、教育等等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安排,”使人人适得其所。再次,他强调必须公私兼顾,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1959年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 一份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就随着改善了。

  二、人权是人民大众自己争得的

  
人权是怎样产生的?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人权观有着不同的回答。早期资产阶级提出“天赋人权”,现代西方国家一些人自封“人权卫士”,总认为是他们给别人争人权。其实这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他们的人权是自己实践斗争的产物。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都坚持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人民群众自己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争得的。他说:“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的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因此,他号召民众联合起来,反对强权专制,争取民众自身的利益。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充分论证了政党同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争取自己利益的关系。他指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主体,他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得权利,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组织和领导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斗争。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农民要争取政治、经济、思想上的解放、自由,就得靠农民自己起来斗争,“别人代庖是不对的”,共产党的“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把这一思想上升到争人权的一般理论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 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他坚持这一观点从未动摇,直到晚年他还一再强调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三、经济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毛泽东的人权思想中也贯穿着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人们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权利中,经济权利是决定其他一切权利的最基本的权利。

  第一,毛泽东认为经济权利是人们生存权的保障。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响亮地提出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他认为中国人权首要的是要争国家独立的主权,解决人民生存的经济权利。在中国解决人民经济权利首先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十分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没收地主多余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反对资产、土地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反对少数地主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其目的就是要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有生产资料,有经济权利,以保障他们的生存权。为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毛泽东历来重视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农业,保证人民的吃饭,改善人民生活。1934年1月他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强调要发展经济,增加农业生产以“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4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2年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指出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经济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是中心工作,并批评了那种鄙薄经济工作的儒家唯心主义思想。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批评苏联轻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拿走的东西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受到影响。我们则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稳定了市场,稳定了人民的生活。他提出要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1957年初他又提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 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认为“民以食为天”,“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大事”。因此,他要求各级组织抓好农业,并明确提出要以农、轻、重的秩序来安排国民经济,首先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保障人民的吃饱穿暖的基本的生存权利。

  第二,毛泽东认为经济权利是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的基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争取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首先必须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只有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其他一切事情才好办。

  1934年1月他指出:共产党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群众才回把革命当作他的生命,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去争取政治上的解放与民主。1942年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论及经济与教育这两项工作的关系时又说:“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空话。”“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他认为是否执行了这个根本路线和根本政策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关心群众利益的标志。为解决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用了三年时间,集中精力医治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稳定了人民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党和毛泽东又不失时地领导人民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享有者,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在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的权利。现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要从根本上保证人民政治、文化及社会各方面平等权利的实现。

  四、毛泽东人权观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当代人权的影响

  毛泽东的人权观贯穿在他人权思想的各个方面,比如人权的共性和个性关系问题,人权的立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特殊人类的权利等方面,毛泽东都有不少的论述,反映了他的人权观。鉴于篇幅,我们只概括了
毛泽东人权观的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研究毛泽东的整个人权观,可以看到它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毛泽东人权观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毛泽东总是从历史主体和社会经济条件来说明人权。把人权看作是人权理想、立法保障和政治实践三个层次的统一。一方面认为人权理想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认为人权作为立法形式所保障的权利,被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它在实质上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权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实践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又在实践中创造条件,不断满足自己利益要求,使人权的充分保障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人权观的这一基本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对我国人权理论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强调人权的具体性和阶级性。毛泽东认为人们的各种权利都是一定条件下的权利,只有具体的权利,没有抽象的权利,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利益,没有人类共同的利益。强调人权的具体性和阶级性,是毛泽东人权观的特点。毛泽东虽然也承认人权怍为一种道德理想,具有普遍性,但是,他重点强调的是人权的特殊内容,人权的具体性、阶级性。他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晚年他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强化阶级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在维护和发展人权的实践中发生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纠正了毛泽东的失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国人权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人权理论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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