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这种挑战，更多地来自“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冲突。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招摇于世，“单边主义”便随之滋长，与之相抗衡的“恐怖主义”也就相伴而来。“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相与争锋，造成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有人将之称为“文明的冲突”。于是地区冲突迭起，恐怖活动猖獗，世界一次又一次被恐怖的声浪所震惊。

　　在“文明冲突”的噩梦中，主张和平、宽容的宗教不幸被一些人歪曲、利用，他们或是借口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或是打着宗教旗号制造暴力恐怖，进一步挑起隔阂、猜疑和仇视，引发紧张、冲突和对抗。纯洁的宗教也被亵渎，神圣的宗教也遭践踏。2000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宣言》愤慨地说，“我们的世界被暴力、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

　　因此，世界之和平，与宗教问题紧密关联。宗教与和平的关系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宗教界尤其是宗教领袖对和平的态度及其国际合作乃显得格外重要。正如“全球伦理”和“宗教对话”的倡导者孔汉思（Hans Küng）所言：“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而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

　　因此，世界之和平，需要宗教间的对话。我非常欣赏台湾灵鹫山佛教社团与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合作举办的这次“回佛对话”研讨会。这是一次宗教学者和宗教领袖的对话。宗教学者思想深邃，对不同的宗教及其精神，以至有关的神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历史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研究宗教和讨论不同宗教关系的问题时，其方法上的客观性和语言上的非宗教性，可以帮助一种宗教的信徒对另一种宗教更不带偏见和更准确客观的理解，可以为不同宗教的相互理解起到铺路架桥的作用。而宗教领袖以其对信仰精神的深刻把握、以其独有的宗教睿智和人格魅力，可以对广大信徒形成强大的感染力和深远的影响，从而可以使宗教的对话变成宗教中人的对话，把宗教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变成宗教信徒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

　　二、宗教对话应重视“东方模式”

　　以宗教和平乃至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宗教对话，应重视研究和总结中国宗教长期和谐共存的独特经验。

　　中国悠悠五千年历史，从古至今，各种宗教之间，一直能够互相尊重、和睦共处。很少文明之间的互相蔑视、彼此践踏，较多的是互相尊重、彼此欣赏；很少文明之间的以大欺小，弱肉强食，较多的是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很少文明之间的区分优劣、生存竞争，较多的是互相平等、和合共生；很少文明之间的孤芳自赏，一花独放，较多的是互补共荣、百花齐放。这种人类弥足珍贵的经验，能否称之为文明的“东方模式”？

　　这个“东方模式”，有深厚的文化作为支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56个民族平等相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各教和谐共处。这是中华民族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内涵，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成功吸收了印度佛教，容纳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形成了历史上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长的良性文化生态。

　　这个“东方模式”，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一直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中国现有的五种主要宗教，除道教外，其他各大宗教均在不同时期由国外传入，在中国生根、发展。历史上，各民族和睦共处，各宗教和谐共生是主旋律。

　　以佛教为例。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后，中华文化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印度的文化。到公元3世纪，佛教已广为传播，出现了各种学派，到公元7世纪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诸多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派。与此同时，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经过长期融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年以后，当佛教早已在印度没落时，中国保存的大量佛经“反哺”印度，弥补了印度历史的很多空白。今年4月，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在浙江杭州和舟山举行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次论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召开的第一个宗教多边国际会议，主题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目的是要为世界佛教徒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平台，探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宣示佛教的主张，促进佛教界的团结，进一步强化佛教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以求得人心安宁，促进社会和睦，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论坛闭幕时在中国佛教胜地普陀山发表了《普陀山宣言》，呼吁人类遵循佛陀的教导，提出“六个愿景”：

　　愿培植善心，发乎善行，则人心和善。

　　愿亲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和乐。

　　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则人际和顺。

　　愿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则社会和睦。

　　愿彼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和谐。

　　愿将心比心，化怨为友，则世界和平。

　　论坛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积极回应，也得到来自国内和世界3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佛教界人士、有关政要、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的积极参与，堪称中国佛教一大善举，一件盛事。

　　再以伊斯兰教为例。公元7世纪，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盛唐时期，但中华文化并没有排斥这种外来文化，而是允许其自由传播。到12世纪，伊斯兰教已大规模传入中国，宋朝朝廷特意颁布保护穆斯林的财产法。到13世纪，伊斯兰教徒遍及全国，元朝朝廷专设伊斯兰教事务机构，给予伊斯兰教传教者诸多优待。明清之际，以王岱舆、刘智等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为促进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采用儒家，包括佛教、道教的概念和术语，来阐释伊斯兰的教义、教理，并将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融会贯通，建立了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中国伊斯兰思想文化体系。1300多年来，伊斯兰教不仅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宗教发生过冲突和战争，而且在中华文化的滋润和哺育下，在中华大地得以扎根、开花、结果，生生不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伊斯兰文化已构成中国10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伊斯兰教界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解经”工作，动员和组织国内高水平的阿訇、毛拉，对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作出权威性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准确解释，编写讲经范本，维护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洁性，推动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代进步相适应。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严格以经训为依据，大力倡导伊斯兰教和平和睦、爱国爱教、“两世吉庆”、宽容仁慈等基本思想，受到了各界的欢迎和好评。我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和平发展的经历，向当今这个很不安宁的世界，传递着宝贵的“有以告人”的信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这三大主要文明的相互对话中，兼有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双重文化因子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今天，这个“东方模式”，有国家的法律作为保障。中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各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2004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其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

　　这个“东方模式”，更有“促进和谐，人人有责；社会和谐，人人共享”的新的全民建设和谐社会的热潮所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包括宗教关系在内的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必须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自强不息生和气，厚德载物送和风

　　中国正努力和平发展，对内正构建和谐社会，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人类都期盼世界和谐，——都需要“和”，都崇尚“和”，都要“以和为贵”，“以和为尚”。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居于世界东方的今日中国，天时地利人和都具足，有“和气东来”，可“和风西送”。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底蕴中，究竟氤氲着什么样的“和气”？可以向世界送去什么样的“和风”？也就是说，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中华文化能拿出什么样既有自身特色、又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来吸引其他文化的兴趣和认同？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我以为今天应该强调其中相辅相成的两条，即《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倡人应效法天之日月星辰的从不间断的刚健运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提倡人应效法广袤大地的有容乃大的宽厚、包容，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自强不息生和气，厚德载物送和风”，应该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要内在地统一起来，并不容易。古人说，“人类之好胜性,本系建设社会各种事业之原动力,惟用之过激,则争强斗狠,循环报复,纠纷扰攘,遂无宁日。”“浮躁浅率，偏窄迫促，德不足才亦不足；凝重宽厚，广大从容，德有余福亦有余。”既能“自强不息”，又能“厚德载物”，此乃君子之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通理，中国“德有余福亦有余”之真谛。

　　中国致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内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和谐社会”是激发社会活力的社会，比“平安社会”、“稳定社会”的要求更进一步了，其特点是“和而不死，活而不乱”。所谓“和而不死”，即“和谐”并不是死水一潭的“平静”。应该说，在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社会表面看起来比现在平静，秩序比现在好，矛盾和问题也没现在多。但那时是守着贫困、缺乏活力的暂时“平静”，是潜伏不安、隐藏矛盾的表面的“平静”。和谐社会的基础，则充满生机与活力，是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是最广泛地凝聚和发挥一切智慧和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活”了，就难免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乱局，但更有“江南三月，莺飞草长，杂花树生”的生机。所谓“活而不乱”，即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矛盾化解社会稳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和谐社会能够如天之日月星辰的从不间断的刚健运行，能够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强大动力，能够为社会深刻变革凝聚用之不竭的巨大活力，其深刻的本质，就是“自强不息生和气”。

　　构建和谐社会，就必然要求营造一个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协作、客观友善的国际环境；就必然真诚地呼吁全世界人民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迅速和平发展，不能不引起举世瞩目甚至疑虑。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大国完全做到“和平发展”，中国却一定要、也有希望走出这条新路，既通过和平发展来维护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开放、合作、和谐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功”，“建设和谐世界”则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应”。内和，必然期盼外顺；内和，必然力求外和。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就要努力协和万邦，共建和谐世界。其真诚的愿望，就是“厚德载物送和风”。

　　“自强不息生和气，厚德载物送和风”能够受到世界的欢迎。因为“和谐”不仅是中国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也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也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必能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与世共享、与世共荣。

　　昔称“紫气东来”，今有“和气东来”。人叹“文明冲突”，我有“和风西送”。“东来”的，是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而生长、而凝聚的自强不息、和实生物之“和气”；“西送”的，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而呼唤、而弘扬的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和风”。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一句重要的话：“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一个“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新的时代中，中国宗教必将更好地发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包括积极推进宗教对话，为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增一分理解、添一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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