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多·考波

瑞士

　　导言

　　我曾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北京人权论坛上发言指出，西方人权专家和媒体通常不愿承认人权实际上包括某些经济和社会权利，比如经济发展权、教育权以及医疗保健权。同时我还指出，经济发展和健康权之间有很大的联系。本文将分析经济发展权和少数民族权利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所见，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在该领域所起作用也很值得商榷。我认为，如果想要为世界各国少数民族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寻找一个最终解决方案，这要求相关各方必须在国际层面精诚合作。

　　对各少数民族来说，经济发展的环境十分特殊，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起源均和主流社会不同，有时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也很不一样。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经济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藏族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不少观察家均指出，藏区的生意大都掌握在汉人或回族人手中，且并不仅限于高级酒店这种资本密集型领域，就连一些主要针对藏人客户的小型超市和饭店，其业主通常也都不是藏人。尽管如此，从未有人给出过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更没有人提出过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回族本身也是少数民族，尤其是他们还有自己的穆斯林教。

　　本篇论文以作者在甘肃和四川两省藏区的三次考察活动为基础，每次停留两到七个星期不等。除了在此期间收集的数据，作者还与他人合作同来自其它地区的藏人进行过几次讨论。有鉴于此，本文所列数据并不代表所有藏区的情况；不过来自其它藏区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我在甘肃和四川考察期间所得出的结论。

　　本篇论文是我在藏区第三次考察期间所撰写，当时因条件所限，无法根据科学论文的写作要求查阅相关资料，也无法获取其它研究工具。我将在稍后的修改版中改善这些不足之处。

　　本文中所列观点均为与藏族社会的喇嘛、商人以及各界人士密切合作所得。无需赘言，社会建设的各个规划和实施阶段都应有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我很清楚，将“社会建设”一词用于藏民和藏区经济会被某些人视为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但是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西方学者在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保护主义”思想其实和少数民族成员的愿望、期待和需要并不相符。藏族喇嘛曾经对我说，他们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要传播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更多是想要适合的条件，让他们能够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整个人类和佛教、哲学以及我无法明确表述的科学精髓。这一“研究和发展”过程同样具有某些社会影响。普通藏人也同样参与这个社会建设过程，其参与程度远远超过“保护”传统这一范畴。只要尊重他们的愿望，我从未遇到过一个藏人对任何来自外部的观察以及任何对这一进程有帮助的人或事抱有敌意。第六届北京论坛组委会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我对此深表感谢。

　　我的研究表明，藏人之所以在自主创业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弱，广义文化因素是主要原因。数据显示，自主创业的藏人人数近年增长迅速，对此应该大力支持。当然，为了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支持计划，首先必须了解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其次，了解藏人在哪些领域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从而帮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就必须研究藏人所处的地理环境特点，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1. 历史与现状

　　大部分关于藏区的学术研究均集中在历史、政治、文化、和宗教等社会领域。我至今尚未发现对经济状况的深入调查和研究。遗憾的是，我对中文并不精通，因此尚无法使用中文文献，本论文主要基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区，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轮廓，有待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

　　1.1中国的社区发展模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藏区的经济发展框架，首先应了解中国的整体经济体系，该体系在人口稠密的汉人聚居区取得的成果十分显著。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当地政府集体领导下一套十分灵活的体制。但是，西方学者对这套体制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几年前，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可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预测经济崩溃就在眼前。但事实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并未放缓，不少经济学家都想要解释这一现象。有些试图从其独裁统治的本质入手，认为共产党可以即时采取新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这一解释有的时候的确能够说得通。但是，还有一些别的国家也采取同样的统治方式，它们在经济领域并未有同样的建树。鉴于中国经济的极具活力以及中国社会惊人的多样化，从个人到地方的积极性一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将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归功于西方化的自由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虽然不能说这种观点绝对错误，但它无法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全国GDP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为什么是农村的集体企业，而不是经济特区或私营企业。在自由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过去三十年，中国涌现出一大批西方化的现代公司，有些是私营，有些是国有。但是，经济活动中的大部分仍掌握在“个体户”小型家族企业手中，它们的运作模式常被西方学者所忽视。举例来说，中国的零售业大部分被这种小企业所掌握，而在西方国家里，该领域主要由拥有数以千计卖场的大企业控制。

　　按照西方的术语，我们可以将这一体制称为“社区模式”，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分配由当地社区进行管理，其优先考虑对象是当地的家庭，而不是大企业。由于仅在企业创建政府审批过程中涉及法律规管，相比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地方，在封闭的社区做生意显然风险要小得多。此外，劳动法也较弱，在现实中很难执行到位；因此，为同属一个社区的本地业主工作对多方都有利。这一发展模式的基础既不是阶级化的独裁统治，也不是西方的自由经济，而是第三种模式。几乎没有专家学者采用这种模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城乡贫富分化达到临界水平以来，这几年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经济都有飞速的发展。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和谐社会”政策所促成的，尤其是以下各项措施：

　　逐步取消土地税

　　· 引入主要由政府补贴的医疗保健计划，释放原本为看病存入银行的储蓄金额

　　· 简化对个体户创业的管理流程

　　· 小个体户适用极低税率

　　· 由当地政府提供或担保低利率信贷

　　· 改善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

　　中国独具特色的农村土地管理体系对乡村互补性经济活动的创建更为有利，这一因素一直都存在，而且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实施土地集中制以后，土地一直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土地仍为集体所有，但开始允许包给家庭耕种，每个家庭都得到其所在村的一块可耕地及房屋。该体系确保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每个人都有健康保险及小额收入。

　　他们的基本需要很容易满足，满足这种基本需要的劳动主要集中在播种和收割季节，因此有大量时间用于从事一项新的商业活动，而且并不一定要求马上产生可观收入。食品价格近年来的增长让他们有了一些额外收入，更有可能完成资本积累。此外，中国工厂不合格工人的薪水近年有大幅增加，这些工作一般由农民工担任，可以让他们在有限时间内获得自己做生意的资本。

　　这种发展模式获得巨大成功的表现是各地农村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工厂，即使无法自己创业的农业也有机会就近找到工作，无需离开家庭。小型个体户在商店、饭馆以及交通等服务领域较为活跃。问题是，这种模式为什么未能让藏人将经济活动大幅扩展至农业以外的其它领域。

　　1.2 藏族社会的贸易

　　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某种商业文化。藏族的商业文化十分独特，这同时也是藏族近年来在该领域表现不佳的一个原因。藏人的商业文化源于牦牛大篷车交易传统，商人处于较高社会阶层，一般需要长途跋涉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前往中国或印度低地地区，出售羊毛制品或者药用珍贵植物和菇类产品，然后带回茶叶以及其它藏区无法生产的商品。

　　每当这种大篷车进入一个藏族小镇，商品几乎都会瞬间被一抢而空。不仅如此，商人也是人们得以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信息来源。在欧洲、中国平原地区以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商贩和小店主彼此激烈竞争，必须做到最好才能满足和吸引顾客。藏族商人则享有十分独特的社会地位。历史资料显示，在康巴和安多地区，著名的藏族牦牛大篷车交易与来自中国平原地区（主要是陕西省）的小商贩同时存在。

　　如今有了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商品的长途运输已经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为。在现代社会里，零售商的主要工作就是为顾客提供服务，通常情况下这并不是什么美差。有些藏族商人似乎很难适应社会地位上的巨大落差。

　　不少藏族商人仍将建立业务网络关系当作第一要务，因此经常出差去外地，在舒适的茶馆里和业务伙伴一聊就是半天。在当今社会，零售商几乎不再需要出差。通常情况下，批发商的销售人员会主动上门推销商品；当然，小本生意的店铺享受不到这种上门服务的待遇，但藏人应该努力避免沦为小本生意这一类别。

　　关于这种在茶馆谈生意的传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刚好和高科技的现代商业背道而驰，不使用书面文件、电子邮件、网络信息以及网络数据库来管理生意，一切都靠口头谈判，远距离交流也主要通过语音信息进行。显然，这种交流需要广泛的关系网，因为一切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从而导致生意关系容易局限于到处都是熟人的本地社区。

　　当代商业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尤其是从事贸易和旅游业的公司，需要在网上发布广告信息、管理交易、接收顾客反馈意见。但是，大部分藏族商人不愿花时间和精力掌握这些网络工具，因为他们想要控制自己公司的一切，同时也不愿花时间和雇员交流。这样一来，藏族企业家只活跃在那些并非少了新科技就不行的领域，这让他们的营业额和利润都处于很低的水平。

　　关于从事最适合小型家族生意的经济活动，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藏族家庭缺少相关的实际经验。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一家藏人开的火锅店。中学毕业以后，他参了军，几年后复员，在甘肃省和新疆自治区几家公司担任销售员，并从新疆一名穆斯林老板身上学到不少经商知识，于是用政府提供的小额贷款在自己村里开了家小店。几年后，他和几个朋友在甘肃省会兰州一家火锅店吃饭的时候决定在自治州也开这样一家火锅店。最初只是几句玩笑话，结果真的做成了一门红火的生意，在甘肃省合作市中心开了一家占两层楼的火锅店。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四川省郎木寺镇一家卖饺子面条的小餐馆，虽然略有不同，但过程大抵一样。起初，店主在村里一家汉人开的餐馆当服务员，当时那一带几乎没什么餐馆。几年后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厨师烹饪传统中国菜的时候她在旁边认真观察，几年后，她用自己的储蓄开了自己的餐馆并逐渐扩大经营规模，现在店里已经有了四张餐桌，她母亲在隔壁经营一家小百货店。

　　这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点：由于该领域缺乏藏族传统，当地人必须向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学习如何在自己的故乡做生意并取得成功。

　　1.3 藏族社会的妇女地位

　　很多西方专家学者、甚至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表扬藏族社会中妇女享有平等权利这一传统，并且经常将其与汉人社会的重男轻女做对比。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想要得到相关信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很多藏人，不分性别，都不大愿意谈论这个话题。不过从收集到的少数言论能清楚看到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从历史资料上看，藏族妇女通常被描写成性格温柔、吃苦耐劳的形象。我所查阅的资料中，没有一例是这样描述藏族男人的。在传统的牧耕家庭里，虽然男人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却有不少闲暇时间；而妇女却需要整天忙碌。

　　藏族社会日渐城市化，在这一进程中，家庭的任务分配也有所变化。当然，很多藏族男人都努力工作养活家人；但是，因为他们不习惯从早到晚做枯燥的工作，所以这些一家之主们会努力避免出去找工作。比如一般的家庭小店铺，男人负责采购，妻子和到工作年龄的孩子负责日常销售工作。采购意味着经常外出旅行，因为批发商一般都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旅行就意味着能够见朋友，一起玩乐，而他们的妻子却只能呆在店铺里，整天接待顾客，全年无休。

　　虽然有些家庭结构并不符合上述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足以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阻碍，道理很简单：藏人的竞争对象是汉人的家庭生意，而汉人不论男女工作起来全都十分努力。

　　有迹象表明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由于十九世纪期间藏族社会没有经历过西方或汉族社会那种严格的法制期，因此进行改变相对较为容易。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心藏区以外的地方，如康巴和安多地区，妇女有可能享有极高地位，有些甚至成为备受尊敬的战争领袖；但传统上，与康巴和安多藏区的勇士文化相比，中心藏区的妇女地位更加优越。

　　将该领域当前的问题视为禁忌肯定对改善现状毫无帮助。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死抱藏区社会男女平等的神话不放，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惊奇。藏传佛教中关于妇女地位的观点偶尔能够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但非宗教社会中并没有多少关于妇女地位的信息。如果能够填补这一空白，对改善现状一定会有帮助，藏族社会从整体来说也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成功应对汉族和回族的商业竞争。

　　2. 目标：藏区需要什么样的经济

　　上述因素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藏人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经济发展领域表现不佳；同时，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哪种经济结构最适合藏族的环境、文化、和传统，哪种模式有最大的发展潜力。需要牢记的一点是，保证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准则。当然，最重要的准则就是要找到藏区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结构。

　　2.1 农业

　　农业是大部分藏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传统农业产品多为高价值商品，包括肉类、黄油、皮毛、蜂蜜、草药等等。其生产率的提升空间十分有限，引入高产科技只能对产品质量造成损害。从另一方面来说，营销、质量控制以及品牌推广均能大幅提高这一领域的收入水平，我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2.2 山区旅游业

　　除了农业以外，藏人还有两项极具价值的资产：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藏族文化以及山区和高原旅游资源。和世界其它地区适合旅游的自然景观胜地相比，藏区的高原旅游远未获得充分的开发。

　　就开发山区旅游而言，瑞士较为领先，最早由英国热爱运动的贵族将山区旅游引入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后来由瑞士山区的农民和企业家逐渐接手。一个世纪以前，第一项旅游项目是登山，接着是滑雪。此后，缆车带来更多游客的加入，山区旅游从精英群体的运动挑战变成人人均可参与的有趣活动。不少山区旅游景点因此赚到盆满钵满，当地居民较为平均地分配这些收入。

　　近年来，因其对环境和气候暖化造成的严重影响，滑雪业已经日渐衰落，时间上仅限每年的滑雪季；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体育运动，如山地自行车和魔鬼滑板车（类似于孩子的蹬行滑板车，但经过某些改装以适应崎岖的山地）。魔鬼滑板车很容易上手，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地形，会骑普通自行车的人很容易就能用魔鬼滑板车冲下山坡。相比之下，初学者需要花上好几天时间才能勉强掌握缓坡的滑雪技巧，如果想要驰骋雪地，不经过几次痛苦的意外是不可能做到的。想要在陡峭的山路上骑好山地自行车相对较难，但多则几天、少则几个小时就能掌握。当然，适合高水平骑手挑战自我的赛道数量也更多。

　　瑞士的山区旅游业距离环保的标准相去甚远，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才开始有所重视。滑雪运动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不仅因为兴建滑道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还因为生产人造雪需要耗费大量的水和能源。总之，藏区的大部分高原因为冬季酷寒干燥，并不适合开展这项运动。至于其它运动，比如徒步旅行、山地自行车以及骑马等，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都很小，反而因其能够引导公众关注脆弱环境中生态问题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与自然有直接联系的活动，如观察自然栖息地的野生动物，更是值得大力提倡。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山区旅游业可以成为藏区经济的主要支柱。初期成果表明国内外游客均对此有巨大的潜在需求，目前似乎尚未有人对此有足够的认识：中国游客对这种山区旅游知之甚少，仍习惯于去历史文化胜地以及罕见景观区观光这种旅游形式。但是，通过媒体或去西方国家旅游留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西方的山区旅游模式。虽然西方游客一般不会去藏区进行上述各项活动（除了喜马拉雅山区），如果有足够的宣传和推广，潜在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

　　到目前为止，藏区旅游业一直都以各大佛教寺庙为中心，如拉萨三大寺、拉卜楞寺、和郎木寺，这些旅游胜地的经济都较为发达。但整个大藏区的很多地方并未从旅游业受益，而且当前这种以学习佛教知识场所为核心的旅游业也造成了游客与寺庙之间关系紧张。山区旅游业和当前这种以观光为主的旅游有很大不同，能够在所有藏区较为平均地进行推广。每个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和条件推广一种活动项目，这将减少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让整个人群都能平均获利。

　　为了评估上述各项活动的潜力，政府推动了一些试行项目，初期成果表明其在藏区拥有很好的前景。当然，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一点是，相对初来乍到的外来人，本地藏人拥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前者有可能在旅游业有更多经验，但他们对当地的山区却一无所知。创业资金的门槛非常低，这意味着即使是当地家庭也能轻松创业。显然，因为该领域在中国属于新生事务，因此可以借鉴瑞士的成功经验（参加下文）。

　　2.3 批发零售业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人需要赚钱的时候都会选个地点开家小店铺或者直接当街摆摊。鉴于上文详述的各种原因，藏人没有这种传统，因此大部分零售业和几乎整个批发业都掌握在汉族和回族居民手中。

　　但是，即使是在这个领域，藏人也比新来者更有竞争优势，因为他们和当地的客户交流起来更加容易。每年长达六个月的寒冬时期藏区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因此本地顾客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启动资金的需求也更大，尤其是批发业。

　　在中国的平原城市里，批发商之间竞争激烈，因此零售商能以较为公道的价格买到商品。在人口稀少的藏区，一般每个小镇只有一个批发商，因此享有事实上的市场垄断地位，下图就清楚表明了这一问题。

图27：藏区的批发和零售业

　　(图中文字)

　　Trade  Diagram in the Tibetan Areas藏区贸易图

　　Present Situation现状

　　Province level wholesale company, located in Lanzhou, Chengdu, etc.省级批发公司，位于兰州、成都等地

　　City and town level wholesale company市镇级批发公司

　　Weekly delivery wholesale project批发每周发货计划

　　Province level wholesale company, located in Lanzhou, Chengdu, etc.省级批发公司，位于兰州、成都等地

　　Regional weekly delivery wholesale company地区级每周发货批发公司

　　省级批发公司直接从生产商处大批购买商品，这一点中国各地到处都一样。处于第二等级的市镇批发公司则深受人口密度这一因素影响。

　　在人口密集地区，一般会有几家小型批发公司以及独立的批发销售人员，竞争当地的零售商，自然能够拉低商品价格。在西藏高原这种地区，其它规模更小的批发公司因为距离较远竞争力不强，交通成本也太高。此外，相对于营业额和开支，所需资本也较高。因为批发商在事实上享有市场垄断地位，这对零售商的收益和利润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具体情况参见左上的图示。

　　解决方案可以是基于藏族大篷车贸易传统的一种商业模式。传统上，藏族商人不开设店面，不库存大量商品，而是驾着大篷车四处走动，将商品直接卖给顾客。

　　如果我们将这种模式代入当代贸易，就可得到右边这种模式，即大部分商品以每周一次的频率从省级批发商直接发给零售商；在这种每周发货的情况下，本地批发商一般只需很小的仓库用于存放剩余商品，这就需要更好地管理订货系统。可是如今，每当零售商想要某种商品，只需致电小批发商即可，而且他们还希望交货越快越好。如果能够用可上网手机对该流程进行优化，效率会更高，从而有效降低价格，批发公司的初始资本也能大大减少：因为从省级批发商那里采购回来的商品一般当天就能售出。

　　2.4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权

　　以上我主要提及藏人能够实现可持续性快速发展经济的两个领域：山地运动旅游业以及批发零售贸易，二者均对少数民族的人权有重大影响，但影响的方面有所不同。最能充分表达这些人权的文件应该是199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个人权利宣言》。

　　帮助藏人成为批发零售业界有力的竞争者，这对保护藏语也很关键，我们从中能够找到三种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就是语言的使用权：

　　第二条

　　2.1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下称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私下和公开、自由而不受干扰或任何形式歧视地享受其文化、信奉其宗教并举行其仪式以及使用其语言。

　　就我所知，在中国从未有人因为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而受到惩罚；这一点和世界上很多别的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很不一样。这一消极权利（防止国家对这一领域进行干扰）还辅之以很多积极权利，要求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教育体系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也起到关键性作用，这在该《宣言》中也有明确规定：

　　第四条

　　4.3 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

　　在藏区，不同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西藏自治区，父母有机会送孩子进入藏文小学就读；除了汉语，其它所有课程均用藏语教学。虽然初中和高中的教学语言为汉语，但藏文课以及藏族文化课均为必修课，这类学校被称为“双语学校”。这符合上文中提到的“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这一权利。在一些边远地区，小学生没有充分的机会学习汉语，因此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除了汉语课程以外，都会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将藏文作为教学语言。

　　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省的藏区，教学制度大体一样。此外，父母还可以把孩子送去除汉语课程以外、其它课程均使用藏文教学的初中和高中就读，这类学校被称为“藏文语言学校”。这符合上文所引《宣言》中“在教学中使用母语”一条。在所有藏区，高等院校的藏文语言文化学士、硕士以及博士项目的教学均使用藏文。

　　但是，保护一种语言并不仅限于教育体系这一个领域。《宣言》中因此有如下规定：

　　第四条

　　4.2 各国应采取措施，创造有利条件，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得以表达其特征和发扬其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和风俗，但违反国家法律和不符国际标准的特殊习俗除外。

　　藏文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就这个问题我和不少藏人进行过讨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学校体系中藏文用得越多越好。有些人还表示他们希望能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用藏文学习不同的专业，而不仅仅是学习藏族的语言和文化。在内蒙古就有蒙语教学的这类专业。

　　但是，就算开设了专门的藏语学校，不少家长还是希送孩子孩子去学双语课程（其中大部分课堂教学均使用汉语）。有些藏人甚至呼吁取消所有的藏语学校，原因是精通中文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关键因素。

　　创造“有利条件，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得以……发扬其……语言”，这还意味着要帮助他们发展某些特定的经济领域，用藏语完成所有交易，仅需掌握相对最基本的汉语就已经足够，而这些基本的汉语知识通过汉语课程、而不是藏语学校才能更好地获得。

　　就长远来看，藏区的某些经济领域仍将主要掌握在汉人手中。我见过的藏人中，从未有人对工程学或自然科学的专业有兴趣，他们认识的其他藏人中也没有人喜欢这些学科。

　　另一方面，藏人在批发零售贸易领域逐渐的表现开始有了起色。因为没有相关的藏族传统，他们向汉族和回族商人学习。本地藏人受益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某些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资助，因此能够比较轻松地进入批发零售业，在这一领域，到目前为止，藏文仍是最重要的语言。而这反过来会让藏文教学变得更加吸引，对藏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至于旅游业，它对保护藏族语所做的贡献比不上批发零售业，因为在这一领域成功的关键是要掌握汉语、英语以及其它外语。但是它在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这一领域能有突出的贡献。当然，旅游业对当地文化也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比如导致某种“民俗化”的倾向，即当地文化中能够从游客身上赚钱的某些部分被人为地加以夸大和扭曲，而没有经济开发潜力的部分则逐渐被人遗忘。

　　在藏区，“民俗化”的危险要远远小于其它热门的旅游景点；寺院永远都不会成为空洞的好莱坞演出场地。除了寺院文化，并没有很多同样壮观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寺院也需要大量资金维护美丽的建筑，为数量众多的喇嘛提供体面的生活。因此，就算喇嘛们认为大量游客带来很多烦恼，他们一般不会拒绝来自游客的收入。

　　但是，从广义上看，寺院体系只不过是藏族文化的一个部分；如果“文化”仅限于宗教和高层次文化的话，藏区的大部分人口就会被排除在外了。藏族的某些“日常文化”非常有趣，能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其中一个就是藏族农牧民和所处周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和平原地区的农民与周遭高度“工业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带游客去徒步旅行、野餐、或者外出观察野生动物，这些项目都能对经济发展以及保护、发展藏族传统有很大贡献，使其免受城市化的威胁。

　　上述经济发展潜力表明，藏人拥有丰富的资产，尚未开始将其用于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以及保护和发展文化、语言。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加快这一进程。

　　3. 途径与影响因素：国家政策、国际合作、内部领袖、媒体与公民社会

　　所有的基本人权文件均强调各国政府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国际间的合作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对少数民族来说，本族群内拥有公认道德权威的领袖，其影响力不容低估。当地、全国以及国际媒体也能大大推动这一进程。最后，中国和国际公民社会和学术界也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

　　藏人在经济发展的以下几个领域均可使用来自上述各方的帮助：

　　· 启动资金

　　· 帮助学习基本的商业技能

　　· 有关贸易、旅游业的专门知识

　　· 在全国以及全世界的声誉

　　下面将就上述几方面因素对这些领域的潜在影响能力进行详细分析。

　　3.1 提供创业资金

　　如上文所述，中国的“个体户”体制效果显著，让汉族、回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成员都能自己做点小生意。藏人由于缺乏开小店铺的传统，需要更多支持才能从这一体制中获益。不过财政支持并非唯一影响因素，相比十年前，近期食品价格的上涨也让他们有了更多财政能力。

　　另一方面，藏人的竞争对手是汉族和回族人，后两者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积累资本。能否开一家吸引顾客的店铺关键是能否获得创业资本。就我所知，国家担保贷款计划仅限入门级生意，如小食店。如果能扩大适用范围，比如涵盖开设旅游纪念品商店所需资金，则藏族小生意就有可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很多想要自己做生意的藏人只能向成功的藏族商人借贷，一般年利率为25-30%甚至更高。但是他们中大部分都能及时还清贷款，这一事实显示存在极大的投资机会，而且能够保证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以合理利率提供贷款显然大有作为。

　　公民社会在这一领域也能够有所作为，不少中国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在藏区均表现活跃。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把重点放在直接扶贫、教育、医疗以及环保等领域。和我谈过话的藏人中没有一个听说过有哪个非政府组织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的。直接援助的一个倾向就是接受援助的一方会依赖未来更多援助。助人自助就不会产生这种依赖感，同时也更加有效。

　　准备自己做生意的藏人都跟我说他们需要贷款，没有人想要别人的捐款。如果各大非政府组织能够将其基金以零利率贷款的形式资助准备做生意的藏人，相比捐款这种形式更有成效。与包括本地寺院在内的道德权威机构进行合作，就能保证这些基金的合理使用和及时收回，这样就能循环运用到其它项目中去。

　　说寺院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可能会显得有点奇怪。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藏传佛教经常被认为是一种针对唯物主义的“解药”。虽然佛教中的主要教义之一就是要远离物质财富的束缚，也就是说僧人不能从事商业活动谋求致富，但是藏族寺院一直都有做生意的传统，目的是对寺院进行维护，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喇嘛提供体面的生活保障。

　　寺院的经济活动一般交由喇嘛以寺院的名义进行打理，他们不仅要考虑本寺院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非宗教社区的利益，二者之间的纽带一般为家庭关系。这些喇嘛均非常愿意帮助本地社区发展当地经济。

　　3.2提供基本商业技能

　　学校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甚至能够以零成本促成某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明确少数民族的具体需求。在汉人区，教授诸如文学、数学之类的抽象学科就足以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一些具体的实用技能则通常在家里或通过其它社交网络获得。在藏区，因为社会一般没有这些技能，所以应该在中小学课程中教授基本的商业技能。

　　很多西方教学体系都是这么做的。孩子们在小学学习基础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比如出售橙子或饼干等商品，为慈善组织募集善款。到了初中，一到两个星期的短期实习项目为学生提供机会接触“真正的经济”。在高中阶段，实习时间有可能更长。在国际合作领域，藏区的学校体制可以适当引入西方国家的这些经验。

　　在学校组织这种角色扮演活动能够将基本的商业数学和法律法规信息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让学生学到一些从父母哪里无法获得的基本技能。

　　零售业的某些领域只要求贸易技能，有些领域则要求具备技术技能，比如销售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产品以及车辆等，以便为消费者提供咨询、安装以及维修服务。藏人不分男女都具备极好的机械技能，这一点很让我感到意外。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成长于农牧家庭，掌握这些技能十分重要。如果学校能够系统化地培养这种能力，再加上有关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的有关培训，那么藏人在这些目前极少涉足的领域将极具竞争力。

　　有些西方国家在教授实用技能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学徒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初中毕业以后，学生每周四天去公司工作，一天在学校接受正规培训，三四年以后他们就可获得具有极高价值的文凭。

　　很显然，这些技能也可通过职业培训获得，无须公立学校提供支持，虽然前者所需时间较长。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藏族社会轻视这些实用技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总是瞧不起通过小本家庭生意努力工作赚钱的人。只有不需要任何实用技能或动手能力就能致富的成功商人才有可能被整个社会认可，想要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就只能学习并精通文化或宗教知识。

　　因此，大部分学习成绩优异、成功考入大学的藏人都选择藏族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和研究高水平藏族文化有直接关系的专业。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会将自己掌握的技能运用到文化活动中，瞧不起和做生意或“赚钱”有关的任何其它活动。这样一来，想要发展“非宗教经济”的藏人就得不到拥有良好教育背景人士（比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帮助。

　　如何获取所需实用技能促进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综合考虑，就会发现，假如拥有极高道德权威的某些藏人领袖能够赋予实用商业技能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实现最大限度的积极变化。仅此一项措施就能调动全体藏人的大部分集体能量有效发展经济，而这将对藏族人民的个体和集体人权造成很大影响。

　　3.3贸易和旅游业领域的技术专长

　　专业技能对藏区发展至为关键，但中国和外国政府在该领域均无任何专门知识。因此，政府的角色仅限于协调与资助。推动力应主要来自公民社会和学术界。

　　大部分所需的专门知识可能在中国都无法获得，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位于人口众多的地区。在山区旅游方面，可以借鉴不少瑞士的成功经验。中国游客的预期已经越来越接近欧洲游客的要求，而且西藏高原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值得学习的对象还有包括印度、巴西、美国以及澳洲等以“自然旅游”著称的国家。

　　在贸易领域，西方物流经验对促进人口稀少的西藏高原地区贸易会有帮助；细致认真的组织和规划能够大大降低远距离运输成本，在这一方面，互联网是十分重要的工具。不过，由于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藏人均轻视商业和贸易，因此商人无法获得所需技能。科技和社会价值领域的国际合作应该能够大大改善这一现状。

　　3.4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的声誉

　　声誉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与具体的形象和新闻有关，另一个与品牌和质量认证等抽象概念有关。

　　3.4.1藏区旅游的品牌和质量认证

　　大部分营销专家都认为，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经济在树立著名品牌以及推广受人尊敬的质量标签这两个方面均表现不佳。中国生产很多高品质的产品，中国消费者也非常了解如何找到这些产品。因此，这并不是产品的“硬件”问题，而是“软件”问题，即如何找到合适的营销策略。

　　在掌握品牌推广和质量认证等营销工具的进程中，藏区旅游业可以成为一个十分有趣的先行项目。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真实性的追求变得越来越重要。游客想要得到“真的东西”，但他们怎么知道自己吃到的肉是真正的西藏牦牛肉还是羊肉呢？怎么知道自己买到的蜂蜜产自西藏高原而不是集约型农业地区呢？怎么知道买到的牛奶虽然产自本地，执行的却是最新的卫生标准呢？品牌和认证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现代解决方案。

　　通过质量标签进行认证比较灵活，不需要很多资本或其它资源即可实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机种植的农产品，在欧洲国家就是由独立机构进行认证的。旅游业也使用质量标签；瑞士瓦莱州以山区旅游胜地著称，就设立了“瓦莱州卓越品牌”这一品质标签。截至2011年底，已有107个公司取得认证。该标签的认证过程符合ISO 9001和14001规范标准以及诸多其它标准，以确保该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个品牌一般属于一家公司，但也并非只能如此。在瓦莱州，很多产品都可以使用“瓦莱”这一品牌。截至2011年底，已有不同公司生产的27种产品获准使用该品牌进行市场推广。

　　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道德化贸易”这一西方趋势，即消费者想要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为了减轻自己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内疚感，他们希望自己的花费物有所值，同时又想把自己的钱花在“正当的事情上”。在这种情况下，“正当的事情”显然指支持本地经济在生态和社会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应该成为藏区旅游业推广所有标签和品牌的一个主要依据。

　　另外一个依据可以和大型跨国公司的恶劣形象联系起来。不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对很多人来说，“大资本”都是个坏词。另一方面，将旅行和梦想出售给西方及中国消费者的公司当然也属于“大资本”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们来说，在推广一种旅游形式的同时还能用相应的“人文精神”支持小企业，并让游客在几周时间内亲身参与，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很显然，认证和品牌推广都需要和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及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得到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本地企业家无法在国际媒体发布广告或者和国际业务总代理建立直接的联系，一旦树立了一个品牌或者标签，对其进行推广就是直接帮助参与其中的所有小企业以及负责销售工作的所有旅游经营者。

　　3.4.2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具体声誉

　　在声誉的具体层面，藏族商人缺乏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在广告及相关的网络曝光方面。很多藏人开的酒店甚至没有列入中国几个主要的酒店预订网站。中国和国际媒体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因为媒体的关注能够大幅提高其网上曝光率。

　　遗憾的是，西方媒体过去并没有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如今，西方藏区旅游的驱动力仍为藏族文化和宗教。西方专家和媒体为藏区状况描绘出一幅末世景象：当父母想让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学习藏文的时候，大部分西方人相信只有在印度才有可能做得到。但这一论断与事实并不相符：我见过很多藏人，他们从中国的大学毕业以后对藏文的口语和书面语均十分精通，反而要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时候并不总是感到轻松自在。

　　藏传佛教和寺院体系也是这样。当你阅读西方媒体报道的时候，总是认为每个喇嘛身后都跟着一个中国的秘密特工人员，而且所有的寺院均无法得到本地人民的任何支持。西方“藏学家”都在其发表的诸多论著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观点。我所见的所有寺院全都由喇嘛自己管理，政府并没有进行干预。和西方的寺院体系不同的是，藏区体系的特点是喇嘛和家庭其他非宗教成员之间紧密的家族联结。藏区随处可见这种联结：非宗教藏人频繁出入寺院；在寺院高墙之外，总能见到喇嘛们身边围绕着包括家庭成员和朋友在内的非宗教人士。

　　在当今的藏区，你会看到一个现代化与传统并行不悖的藏族社会，藏文、藏族文化和宗教一直盛行不衰。现代化的进程并不顺利，有时会在藏族社会内部产生紧张关系，尤其是在藏人和其它族裔群体或者藏人和本地或中央政府之间。在拥有少数民族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过去几十年内均出现过波及面极广的暴力事件、大规模的战争和武装叛乱。在西方各国，少数民族正以极快的速度消亡。在现代国家，相比过去几大（亚洲）帝国，政府控制的地区更多，管理少数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这方面需要进行严肃的研究工作，找到帮助世界各地少数民族实现（他们想要的）现代化的途径，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身份、语言、文化、宗教以及传统。

　　遗憾的是，西方学术界、媒体以及政府试图“帮助”藏人的所有努力，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件幸事，但是对藏族人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毛泽东时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为藏人提供武器装备，在物流上援助藏人，资助、培训藏人武装对抗中国中央政府，这已经成为美国宣传上的巨大成功，但对藏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彻底破坏了毛政权为藏人设立自治区的全部努力。但是西方近年来仍将其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少有的几次“成功”之一，这种做法对藏人在循序渐进的框架内保护传统并将其现代化的进程没有任何助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美国政府支持西藏独立”的做法对藏人来说也同样是灾难性的。大部分当代及当今的评论员并没有认识到，在达赖喇嘛1987年访美期间，美国国会咄咄逼人的声明与其国务院的主张背道而驰，后者强调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任何分裂主义运动。这些评论员同样没有认识到的是，在国际法领域，只有行政机构才有发言权；国会是立法机构，因此其“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只不过是空谈而已。但是，这些空谈已经足以促使某些藏人诉诸暴力，并再一次破坏了中央政府的胡耀邦和西藏自治区的伍精华所推动的旨在赋予西藏更多自治权这一意味深远的改革努力。

　　最后，西方媒体在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大肆诋毁中国所有想要实现对西方开放的人。它们对2008年3月拉萨及其它藏区暴乱的报道带有严重的倾向性，进一步破坏了正在进行的改革努力。那些西方“西藏专家”近年来更是大肆鼓吹在藏区实施“军事解决方案”；很显然，他们并未从过去的多次灾难中吸取任何教训。

　　通过认真研究，我们会发现，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干涉几乎从未成功建立起过任何一个运作良好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只是粉碎现有的结构，并未能引入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换言之，西方破坏势力总是有破坏无建设。想要循序渐进地建设一个多极世界格局，就需要在方法上有所改变，因为在这样一个国际格局里面，各国对单方面的破坏行动将越来越无法容忍。

　　在上述这些全球性的战略考虑以外，我们还应认识到，当今的西方媒体对藏区报道的危害不仅局限于该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西方的“宣传”攻势以及藏区的暴力事件每次都发生在中国政府想要推行更多自治权的时候；西方媒体的报道对这些改革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而改革对藏族人民保护发展其语言、文化、宗教等人权却是至关重要的。

　　结论

　　不论是在藏区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现在是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开始扮演更具建设性角色的时候了。每个有少数族群生活的国家都提出了一些很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

　　西方国家总是鼓吹更多自治权；但当它们国内少数族群的语言、身份逐渐消失、自身被主流文化逐渐同化的时候，大部分国家自己却开始按这一原则行事。一些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甚至还没有设立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因此，少数族群的大部分年轻人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只停留在大概听得懂的阶段。他们的孩子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西班牙，虽然少数族群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却连年陷于分裂主义运动的暴力之中。

　　在不少拉丁美洲国家，原住民的人权近年有了巨大的发展。有些国家，比如玻利维亚，为赋予原住民正式地位而将国家结构改革为多民族国家，因为归根结底，它们的原住民实际上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此外，这些国家还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他们的权利。这是十分重大的改变，因为几十年前父母还不敢在孩子面前说本族语言，担心一旦学校发现孩子说这种语言就会遭到报复。但是，这些地区的发展仍然十分落后，被剥夺权利长达几个世纪的人们对国家仍有深切的不信任感。

　　在不少亚洲国家，过去几十年内一直进行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进程，但这并未能消除现有的紧张关系，很多国家都爆发了武装叛乱和波及面甚广的暴力事件。

　　想方设法帮助少数族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其语言、文化、传统、宗教，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就能使现代的民族及多民族国家无须诉诸同化政策就能团结各个民族，因为同化政策威胁到这些少数族群的继续存在。只有通过上述各方的国际合作，我们才能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作者：奥多·考波， 瑞士洛桑大学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