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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密欧·奥尔兰蒂:亚洲对这一议题的贡献
 
 

 

  亚洲对这一议题的贡献

  意大利“亚洲观察”副主席、波伦亚大学教授 罗密欧·奥尔兰蒂

  “亚洲观察”和我本人十分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亚洲观察”(英语为Asia Observer)是一个设在意大利的智库,这一非赢利机构努力将产生于亚洲的机会向经济界传播。我们的座右铭是:“知识是一种商业要素”。

  人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打算回顾关于这一争议的主要观点。在我的演讲中,我将仅试图阐明一个观点,那就是:东亚的经济成就使两者的关系从必然联系变成了可能联系。这是一个老问题:人权的保障是先于经济发展,还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两个主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经济发展不能回避人权问题。普遍来说,个人自由不能受到限制,或者被视为死板的法律义务。个人自由一直被视为物质条件得以改善的先兆,在许多方面至今依然如此。理论家们为这种说法增加了份量。早在1690年,哲学家约翰·洛克就曾说过,个人拥有不可分割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如果人权得到尊重,其与个人及社会的发展相关联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这种关联不是自动产生的话。满足个人的愿望能够保证生产效率;而如果人们的个人权利遭到拒绝,社会机制将会停滞并没有创造性,且不再那么具有活力。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基本权利的侵犯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其他冲突。总而言之,侵犯个人权利在道义上和经济上都是个错误。

  近期的历史证明了这种观点基础深厚,理论有连贯性,且内部存在逻辑关系。不同国家的经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几乎没有国家从殖民主义那里获得自由和经济发展。其他许多国家并不符合民主国家标准,并不尊重人权,其导致的“结果”是仅获得小规模的发展,或者根本就没有发展。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非洲的年轻国家中,在拉丁美洲也存在着这种公开侵犯人权的现象,导致经济没有取得显著增长。解释自由主义理论最好的例子自然是欧洲。这片旧大陆的东部地区曾不尊重人权,无法为他们的人民提供充足的财富。导致了“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的历史偶然性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统治了几十年之后,这些国家的公民既不自由,也没有实现完全富裕。普遍的观点与自由主义观点一致,认为只有自由才能保证取得成果。将独裁等同于缺陷是很普遍的。这种假定中有很大的宣传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的解体为自由主义优越性甚至是其独特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这些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根源。该组织就是建立在自由、尊重、民主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流动性和自由的任何障碍,都对大众福利构成了损害。

  这种观点看似无法辩驳,直到亚洲国家的一些经验证明了其他通向繁荣的路径也是可能的。这些经验并没有与大众的普遍认知相矛盾,但却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新的方法并没有否认民主的普世价值,也没有批评人权的重要性。它们只是重新定义了“人权”,为民主的推行提供了不同的时间维度,并为发展注入了更为不同的意义。看起来像是一些很简单的名字和概念,实际上确是一场革命。我们来看一看韩国的例子。韩国也是亚洲四小龙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众所周知,韩国在几十年间转变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而之前由于日本侵略和内战使其陷入了灾难和落后状态。如今,大韩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8万美元(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是亚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也证实了韩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消除贫困和为全民创造福利方面的有效性。如今,韩国是一个富庶的中等发达国家,也是一个人权得到广泛尊重的民主国家——至少以国际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韩国曾经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之后不断朝着自由国度的方向转型。一些人可能会回想起1988年汉城奥运会所发挥的作用。那次奥运会向世界介绍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在分析韩国时关键的一点是,经济发展与人权并非相伴相生的,人权要落后于经济发展。自由和民主对发展并非不可获缺,而是发展的一个结果。尽管存在社会动荡与不安,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在极权主义政体之下都实现了增长。阶级斗争和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导致了大规模抗议示威和社会抗争现象,并最终使韩国成为了一个议会制国家。尊重人权是个远大的理想,是通过平凡的方法实现的。有必要承认的是,经济发展与人权关系等式的严格性被弹性化了,使两者拥有因果关系。要解放灵魂和思想,必须填饱肚子;要实现新闻自由,必须要扶贫并减少文盲率。所得出的结论是:发展和人权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联系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松散的。

  亚洲四小龙中另外一个成功范例新加坡也扮演了相似的角色。该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随后这种严格性得以重新考虑,尽管不完全充分。新加坡实行的是自由选举,基本自由在该国也得以保证,一些批评者仍拒绝承认这一城市国家是人权保护的卫士。在几十年前情况有所不同,当时新加坡需要稳定以实现经济腾飞,将保障法律和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不去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在动荡年代,将人权视为对发展的阻碍是很常见的。许多年来,人权被视为一种累赘,而非一种资产。之后,新加坡和平的发展进程和使贫困人口减少的政绩使得一种更加温和的观点流行起来。新加坡及其邻国马来西亚试图重塑人权的观念。他们在政治层面引入了亚洲价值观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是作为政府所应该遵守的。这些价值观念与人权并不冲突,但专门指的是亚洲的情况。这种观点认为在不同情况下都会奏效。面对外界对其糟糕的言论自由纪录以及所谓违反环境的批评,这种观点是减轻其负面影响的一种方式。同时,它也使人权成为优先议题变为可能。个人安全和政治自由同等重要?警察机关的作用是缓和局势还是镇压?对于一个资源大国来说,砍伐树木和原木销售是一种犯罪,还是养活其人民的一种必须之举?这其中的差异在哪里?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是有罪过的?亚洲价值观这一路径是个答案。当然这也存在争议,并且有自我逃避罪责之嫌。不管怎样,它丰富了这一概念。人权被普遍认为不再仅仅与个人自由有关系,还与安全、保障、尊重、和谐、对老年人和那些不幸的人们的保护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亚洲经济的腾飞,就不可能有这些对人权的贡献。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支持。这些观点中一部分是与传统观点相悖的。尽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其他大国也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最重要的范例是中国。中国有声望以全力支持重新定义人权观念,并可能给出他们自身正确的解释。抛开政治纷争,坚持之前的假定,生存权是一种很基本的人权,这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更好的生活条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富裕的国家并不会面临这种问题。无疑,他们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明晰。稳定是保证发展的一个关键词。胡锦涛主席说:“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中国并没有否认人权的价值以及民主的概念。尽管如此,将它们与稳定相联系需要引入另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如果社会环境被认为不够成熟,对人权的捍卫可以被推迟。中国的立场是,议会选举可以被推迟,像教育、物质进步、消费和医疗保健等“真正的”人权更为重要。中国没有为实行正式的民主制度而设定时间表,这也是时间至关重要的原因。这样做使得中国不必做出承诺,而能够放手继续发展,直到未来某个时候对于不同模式的引入变得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需要。到了那个时候,任何压力都将消失。到目前为止,中国路径的可持续性已被证实有很强的适应力。这种持续性已经击败了主要的两大预测:1)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再增长,2)经济成就最终将导致中国拥有不同的制度。北京已经证明了实际情况与之相反,并表明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其自身的优先次序。

  由于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功,它已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此,即将面临的问题是:中国能够成熟地以国际承认的方式来对待人权吗?中国能否遵循韩国和新加坡的路径,甚至达到更大的程度?这一辩论要想取得更多成果,应该考虑相反的观点:对人权进行排序是否可能?称人权不可分割且具有普适性,这并没有错,但它也是有所帮助的吗?亚洲价值观、稳定和时间维度是否能够被增加至约翰·洛克的理论中?因此,如果人权的定义被广泛接受,人权的适用存在差异。最后,我的结论是:人权并不是与发展自动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与发展也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两者的联系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为避免无谓的争论,我们有必要承认发展在广义上是一种人权,其中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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