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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龙:中国人权模式的价值选择
 
 

 

  中国人权模式的价值选择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 李云龙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速,成就巨大。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认真研究中国发展的观察家也很容易看到这个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法律上,从人治转向法治;在社会文化上,从义务取向型社会转向权利取向型社会。中国社会这些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导致对人权保障的迫切需要。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权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权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中国人权模式实际上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社会转型阶段发展人权的经验进行的理论概括,中国人权模式在人权的内涵、人权实现方式和人权保障顺序等方面都有独特的理解。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权发展选择了权利、自由、民主和法治作为基本价值,推动中国走向和谐社会。


  一、中国人权模式的自由平等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变化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1979年开始,中国踏上了走向市场经济的征程。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灵活有效的市场机制,使市场在配置资源、调节生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1992年中共14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合组织最近发表的中国经济调研报告也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而且,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还在持续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市场经济要求有发达的权利意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全国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各个经济单位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在国有经济范围内,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严格的权利关系。一纸命令,就可以把一个工厂的资金、设备和产品无偿地划拨给另一个工厂,甚至可以把整个工厂都合并到另一个工厂。市场经济确立了各个经济单位的主体地位,每个企业都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都要追求企业的最大利润。企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利,才能达到赢利的目标。否则,只能全面亏损,退出市场。经济领域权利关系的发展,带动了中国社会权利关系和权利意识的全面发展。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以后,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重新组织。个人不可避免地要纳入市场体制,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进入市场。这样,个人也就成为基本的权利主体。每个人也都存在着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权利的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权利关系和权利意识的发展过程。权利关系和权利意识的发展对人权至关重要。人权首先是一种权利,是一种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的权利。人权是权利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如果一个社会根本不存在权利关系和权利意识,怎么会有作为权利的最普遍形式的人权呢?

  市场经济还要求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在基本权利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原则建立起来的。只有平等的市场主体才能进行等价交换。企业之间是如此,个人之间也是如此。把一些基本的权利平等地给予每一个个人,就是人权。这些权利包括个人生命和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财产得到保护的权利,居所不受侵犯的权利,等等。

  市场经济还要求各个市场主体平等地享有基本自由。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个市场主体可以自由地进行竞争,获取最大利润。除了维持竞争秩序的法律以外,企业可以不受其他限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同样也有自由地在市场上进行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自由的劳动者也是市场经济维持运转的基本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需要不断招募大量摆脱了身份、户籍等限制以及其他依附关系的劳动者,以便取得竞争优势。人员的自由流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前提。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扩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取消了大量的限制,例如,对建立企业的限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对居民迁徙的限制、对个人选择职业的限制等等。

  这些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正是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一些重要人权。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包括人权发展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人权模式的民主取向

  最近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不仅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而且是政治全面进步、民主和自由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开放。中国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多年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以上,参选率在90%左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即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无论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依法实行差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的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实现。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实现了有序更替、依法换届。中国的民主政治框架已经确定。中国政府提出了逐渐完善社会民主的任务。基层民主首先得到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普遍完成了五至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农村的基层民主已经稳定下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已经成为农村管理的基本模式。

  政治民主的发展必然推动人权的发展。民主本身也是一种人权。参加国家管理,或者参加有关的选举,是一种基本人权。同时,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推动了更加广泛的人权发展。民主也要求给予社会全体成员平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同市场经济一样,政治民主也是当代中国人权发展的基本动力。

  政治民主必须同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同步发展。要实行民主,必须使每个选民都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有一系列不得侵犯的人身权利,有广泛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人身自由等等。政治民主也要通过个人和社会的自由来保障。享有基本自由的个人和社会才能给政治民主提供适宜的生长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同政治民主的发展相适应,中国社会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人们享有的各种自由大大增加。那些束缚个人自由的诸多社会限制一一废除了,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点,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迁徙自由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受到严格的户籍管制,改变居住地点十分困难。现在,中国成为流动性很大的国家。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在各个地区之间流动,基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内地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流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就选择职业的自由来说,20多年前,人们的工作是由国家分配的,个人很难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改变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所有人都要自己选择职业。改变工作岗位、改变职业,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大量职业介绍机构的存在就是证明。就自由地发表意见来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越来越大,言论的禁区越来越少。现在,除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以外,所有的言论都可以自由发表。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万马齐喑、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声音的状况相比,今天的言论自由空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在学术领域、社会领域、文化艺术领域、娱乐领域、体育领域,各种意见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

  三、中国人权模式的法治取向

  法治国家是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别重视法制建设,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于1982年全面修改了宪法,以后又通过四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和200多件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国不断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以便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改革了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罪行法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中国实行了公开审判制度。除法律规定不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外,一律实行公开审理,即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所有案件公开宣判。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从无到有,发展起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使律师能够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国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并且具体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立起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法治建设的发展对人权保障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许多人权都涉及政府的执法行为,政府执法不规范是侵犯人权的重要原因。例如,任意剥夺人身自由、刑讯逼供、虐待犯人等等。随着法治的完善,这类侵犯人权的现象就会减少。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依法行政的宣传和检查活动,纠正了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同时,法治建设本身有许多内容就是人权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是法律原则,也是一项基本人权。得到法庭的公正审判和取得律师帮助进行辩护等都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另外,法律还可以在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给受害者提供救济。发达的法治可以通过惩罚侵犯人权的现象伸张正义,威慑犯罪者。

  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是中国人权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法治发展的水平同人权保障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四、中国人权模式的权利取向

  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中国要挣脱有几千年历史的各种文化的和社会的束缚,要全面重组社会,塑造全新的心理结构。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义务取向型社会向权利取向型社会转变的过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义务取向型社会。把中国社会中的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权利,而是义务。社会不是规定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然后由他自己依法要求和捍卫这些权利,而是给个人规定一系列义务,通过相互尽义务的方式完成社会结合和利益分配。例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这都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父、子、君、臣的义务规定。通过各自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父亲和儿子也都分别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这里的关键是,儿子得到父亲的关怀不能作为儿子的权利规定下来,而要作为父亲的义务规定下来。同样,得到儿子的孝顺也不能作为父亲的权利,而只能作为儿子的义务规定下来。这种义务不仅仅是道德的要求,它还具有高度的强制性。中国社会强迫个人尽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义务,就像现代社会强迫人们尊重和承认其他人的权利一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不把个人、而把家族和村社等集体当作社会的基本单位。

  这种义务取向的特点明显体现在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礼”的概念中。中国传统的“礼”不仅是一般的礼貌规定,而且是对人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及行为规范的严格规定。“礼”仅仅规定了一个人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方面应当尽到的义务,而没有提及他应该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回报,即没有规定他的权利。当然,在一个人人遵守“礼”的规定的社会里,一个人对其他人尽到了“礼”的义务,其他人也会同样对他尽到“礼”的义务。这样,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得到了有效的调节。西方人通过“权利”的形式赋予个人的利益,在中国就通过守“礼”这种尽义务的方式给予个人了。但是,得到别人所尽的义务,却不是个人的权利。例如,“父慈子孝”是一种基本的相互义务规定,但得到儿子的孝顺和得到父亲的关怀从来也没有被规定为父亲和儿子的权利。如果儿子不孝、父亲不慈,这并不意味着儿子侵犯了父亲的权利,或父亲侵犯了儿子的权利,而是儿子或父亲违反了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颁布的“礼”,一种普遍性的、具有悠久历史带来的尊严的社会规范。就是说,如果儿子没有尽到孝的义务,那么他侵犯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社会对于不孝之子的处罚,也从来不是根据他对父亲权利的损害程度来恢复原状,而是根据他对整个社会奉行的伦理原则的破坏程度来施加惩罚。

  这种义务取向型社会不强调个人的权利,当然就更不会强调人权了。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利取向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那些摆脱了一切限制和束缚、不受任何来自家庭、地域、行会和身份等因素制约的个人,那些像原子一样分离开来的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行为的主体和责任的承担者。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未成年人)是一个同其他人相分离的存在,他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独立的判断力、独立的意志、独立的行为能力和独立的责任能力,他把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中心,以此规划自己的行动。无数孤立的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契约的形式结合成社会。现代社会就是通过权利关系把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联合为社会。权利实际上在“你的”和“我的”之间划出一条界线。通过划分权利来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每个人都专注于追求自己的利益,  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那么,社会就可以顺畅地运行。这个原则也可以适用于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各种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向这样一种权利取向型的现代社会转变,必然导致人权的发展。个人之间以及所有权利主体之间的平等,是权利取向型社会的基础。所有人都有法律赋予的基本自由,也是这种社会的基本要求。中国正在稳固地建立以个人和其他权利主体为基础的各种现代权利关系,因而毫不奇怪,中国会大力发展人权,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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