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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颖侠:从布达耶娃诉俄罗斯案得到的启示
2020-11-13 13:49:55   来源:中国人权网
  嘉宾:唐颖侠,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副教授

  采访:中国人权网 贾璞玉

  时间:2020年9月


  中国人权网:在人权的理论和实践中,生命和健康权始终被视为基本人权。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国家始终以人民的生命健康权为中心,以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使人们在疫情中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唐颖侠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疫情防控中生命权保障的国家义务。唐老师,您好!

  唐颖侠:璞玉,你好!

  中国人权网: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又一次认识到生命的宝贵,也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对于生命权保障所投入的努力。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生命权,但到底什么是生命权,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唐颖侠:生命权是人权当中重要的、基本的人权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共和国卫士”钟南山院士也说过“人的命是最重要的人权,我们保住了这么多人的命,这是最大的人权的体现。”

  从国际人权法的渊源上来看,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部正式规定生命权的世界性的人权文件,它规定了“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随后,在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中,也对生命权有明确的规定,在它的第六条里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的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除此之外,一些区域性的人权条约,比如说《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和非洲的人权条约当中都有类似的规定。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生命权作出的一般性意见里面,认为生命权是不允许克减的最高权利,即使面临着武装冲突和危及到这个国家的紧急状态的时候,也不允许克减。生命权是其他一切人权实现的先决条件和基础。

  中国人权网:面对这次疫情,我们国家吸取了非典的经验,在防控方面、在应对方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从人权视角来看,您认为国家对于生命权保障承担了什么样的义务呢?

  唐颖侠:对于生命权的保护不能做狭义的理解。首先,应当有一个立法的框架,国家应当在立法的框架之下进行保护。所有可能预见到的对于生命权的威胁,都应当是国家承担积极保护义务的范围和对象。比如说大规模的或者说社会整体的状况带来的生命权的侵害,环境的恶化、极端贫困、营养不良、疾病的流行,都属于这个社会的整体状况。这意味着国家在保护生命权上,不仅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义务,国家要采取一切可能的积极措施去保障生命权的享有。

  中国人权网: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履行的保护生命权的义务有什么变化吗?

  唐颖侠: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来旁证一下,2008年的时候,在欧洲人权法院所审理的布达耶娃诉俄罗斯案,它涉及到的问题是布达耶娃生活的村庄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导致房屋倒塌,他的丈夫丧生。政府给予她一个免费住房,同时也给予她一笔紧急的救助金。但是,政府把这场事件定性为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布达耶娃不同意这种定性,不同意这么处理,她就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个案件当中,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是生命权的保护不应做狭义的理解,不只是(避免)武力的侵犯生命权,它也包括采取立法和行政上的措施和手段,对于生命权的积极的保护。

  这个案例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对于生命权的保护,与正常时期不一样的是在突发事件当中,比如说自然灾害或者是传染病等等,要防止来自第三方的侵害,可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这个第三方都是指第三人,自然人或者是实体、公司、企业。可是,突发事件当中来自于自然力的侵害,比如说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泥石流侵害,也可能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是病毒的侵害。那么,病毒的侵害还是不是在国家所承担的积极的保护义务的范围呢?这是一个略有争议的问题。依据刚才提到的联合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我们理解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它是包含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因此,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的积极的保护义务至少包括这样三个层面:从立法机关来说,要积极地制定预防或者是防止出现危险情况的立法,在立法上尽量地避免出现损害的结果。从行政机关这个层面,首先行政机关是不能够直接侵害到生命权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里边,行政机关还得把所有的行政资源很有效地去利用,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从司法的层面来看,司法机关也要有效地去应对,采取积极的措施给予司法的救助。

  布达耶娃这个案子还给我们很多其他的启示。这就是国家在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当中所承担的积极的保护义务,它也是有边界的,它不是一种无限的和绝对的义务。反过来说,个人也没有一种免于受到病毒侵害的权利,国家只能在它可以合理预见的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

  中国人权网: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当中,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有效的措施去防控疫情的蔓延,但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也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指责和争议。例如说强制隔离,还有封城这些措施,对此您怎么看呢?

  唐颖侠:这些不同的措施背后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在人权的保障上一直存在着生命权和自由权哪一个排在优先地位、哪一个更重要,这样的一种争议。应当说,生命权和自由权都是基本的人权,都是应当受到保障的。但是,当我们面临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突如其来的一场非常严峻的病毒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自由放到第一位呢?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生命是最宝贵的,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它不可逆。而且生命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我们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也是我们享受自由的基础。如果已经没有了生命的存在,那么自由何以附焉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权是自由权的基础,为自由权的行使提供了一切必备的条件。

  中国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比如刚才您提到的封城的措施,还有集中的措施,这些措施当中,我们背后的这个价值取向是对于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也经常说到“生命至上”。我们是把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到了第一位的重要的位置上。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中国的抗疫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我们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有效地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不要说其他,连口罩这个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因为它的防疫措施的不力,才带来了巨大的死亡数字和感染的数字。从结果上也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他们孰优孰劣。

  中国人权网:我们聊了这么多生命权相关的内容,您觉得我们国家在疫情防控当中对于人民的生命权保障做得怎么样呢?

  唐颖侠: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我们是打了一场很漂亮的阻击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也是人权保护的三个层次。

  首先是国家尊重人权的义务的层次。人权的尊重首先要求国家自我克制,不能够侵害到公民的生命权,比如说立法方面,国家不能够制定有关损害到生命权的立法,同时还要制定保护生命权的立法,使它能够在法律保护的框架里面,而且这种保护应当是没有歧视的。我们国家刚刚通过了《民法典》,在《民法典》当中就明确规定了生命权的保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从保护的义务,刚才也谈了一些,这是关于国家采取积极的措施去保障生命权免受一切外来的威胁和侵害。我们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开始出现蔓延的时候,对于武汉就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也派了专家组和大批的医疗人员队伍,集中了大量的医疗资源,驰援武汉。除此之外,我们还很快的速度就建成了很多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的专业医院,比如说火神山、雷神山,各地也建了很多的方舱医院,可以有效的阻断、隔离,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再比如说,我们对于患者的诊治采取了无差别的免费措施。

  从实现的义务上说,主要指的是当公民个人已经无力实现生命权的时候,他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国家去帮助他来实现生命权。这种帮助必然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国家在抗疫的后期,疫情的常态化管理之后,我们开始了有计划的复工复产,对于中小企业给予了很多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和减免的措施等等。

  中国人权网:生命权是固有的一项人权,是其他一切人权实现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国家在保障生命权上不是简单的不侵犯,而是积极的承担保障义务,这就要求国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积极地去保障生命权的享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积极地履行了国家义务,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人民的生命权。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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