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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结合习近平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贺信的解读
2019-03-08 11:07:44   来源:《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5期   作者:柳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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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特别是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根据本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选择最适合本国的人权理念、任务、制度和模式,可以最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人权发展目标。

  中国人权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人权的概念、人权基本问题和制度以及人权实践的基本认识。

  2015年9月16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15•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向论坛发来贺信, 集中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本文拟结合这一重要文献,侧重从法治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进行简要的概括和解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形成背景与发展趋势:和平、发展与人权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抚今追昔,包括日本侵华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着手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是与我们当今的社会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历史背景。

  习近平主席在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中说:“70年前,为维护人类和平、正义、尊严,全世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数以千万计生命的代价,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长达14年之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深知人的价值、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

  贺信中讲到的两个“坚定不移”值得关注,即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这两个“坚定不移”揭示了和平、发展与人权三者的密切联系,这三者构成了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和趋势。它们的历史发展脉胳和未来趋势是中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重要的历史基础和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权是历史的,是人作为人,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虽然争取和实现人自身应有的权利,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权受到特权、神权以及资本的束缚,是残缺不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权只能是资本的附属物,是资本项下的自由。”

  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就有人权思想的萌芽。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主义理念。到了近代,许多仁人志士把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作为政治追求。

  但是,旧中国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也不可能享有人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刘海年研究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争取中国各民族人民人权的斗争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1940年在《论政策》中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政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就先后颁布了十多个专门保障人权的法律文件,如1940年颁布的《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颁布的《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1942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3年颁布的《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细则》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积贫积弱、人权不能得到保障的历史状况开始彻底获得改变。新中国建立之初,也非常重视国际人权标准,比如,1950年中国政府针对美国的日本东京占领当局发表评论,指出其有关行径违反“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但是,随着东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冷战的到来,人权一度不再是中国使用的话语,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也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曲折,法治的缺失给国家发展和公民权利保障带来了惨痛的教训。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在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在邓小平的坚决支持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被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这一结构安排不但表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构是根据人民的授权建立的,而且也表明了党和国家对保障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的高度重视。 而以1991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首个人权白皮书为标志,人权研究和宣传在中国迅速展开,中国政府开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旗帜。2004年中国修改《宪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第33条。

  社会主义与人权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是保障人权的制度。没有人权和不切实保障人权,都不是社会主义。”

  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强调必须发挥人民的主人翁作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原则。大会修改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科学发展观载入党章,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修改后的党章再次重申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八大报告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

  同时,中国人权事业又是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是世界人权思想宝库中的瑰宝,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提供了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经验。而且,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如何进行,人权的国际保护如何发展,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是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声音和立场值得关注。

  人权领域的东西方斗争由来已久,在当代,人权领域的东西方斗争具有诸多新的特点,但是并没有结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他说:“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作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权与人权是统一的,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而国家又是人民利益和权利的总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保障国权和人权。没有国权,人权就不可能实现;人权和国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这是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是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人权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向被认为是国内管辖事项,只在一些个别领域或者个别问题方面,才有和人权保护有关的国际法存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惨不堪言的战祸,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包括纳粹对犹太人灭绝种族的行为和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进行的大屠杀,激起全世界人民的义愤,促使人类深刻反省。人们认识到:国家侵犯和践踏人权的野蛮行为与其侵略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尊重人权与维护世界和平密切相关。1945年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字通过《联合国宪章》(简称《宪章》)。《宪章》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生效,其中规定人权问题的条款有9处之多。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加上1966年联大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形成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宪章”。

  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是对双边人权交往的升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开展人权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多边舞台。联合国人权标准的确立以及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人权观以及人权实践中存在的政治化特点和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等问题是一种纠正、制约和克服。但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同样也有东西方两个国家阵营的对垒,也经常出现人权问题政治化的现象。实现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共同努力,抵制非法干涉主权国家或者向主权国家施压的作法。比如,2016年3月,美国纠集多个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道搞所谓“联合发言”,过问和干涉中国国内的司法个案,否定中国人权状况,并单方面向中国施压,就显然违反了人权理事会非政治化和非对抗性的原则。

  1997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报告中提出了“人权主流化”的要求。他说:“人权是促进和平与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所不可或缺的。” 2005年安南秘书长的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强调:“确实,在本组织的整个工作中,都应将人权纳入决策和讨论。人权‘主流化’的概念近年来受到更多的重视,但尚待在关键的政策和资源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同此,在人权主流化的背景下,联合国更加正式地将和平、发展和人权作为联合国改革和发展的三大支柱,从而也是努力促进国际社会将和平、发展和人权作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加以促进。

  与联合国的发展思路颇有共鸣,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届‘北京人权论坛’以‘和平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人权进步’为主题,有利于推动各方对保障人类和平权、发展权的深入思考。”在此次会议上,和平、发展和人权被视为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概念体系加以讨论。

  中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在近代史上饱受西方列国战争和侵略之苦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权与发展权的理解和坚持是对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28日在访问德国时强调说:“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和发展脉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16日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中概括说:“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显著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笔者认为,这段话包括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内容:首先,提高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首要目标;其次,为了提高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需要全面发展,不能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仅仅理解为经济、社会权利;第三,法治是人权的重要保障;第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权的基础,这种发展是以人为本、兼顾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第五,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人权事业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做出的正确选择。

  回顾联合国的历史,囿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本来设想的首先制定一个综合性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愿望没有实现; 至今也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作出有国际约束力的判决的国际人权法院。 东西方两个国家阵营对立的局面在人权观上亦有突出的体现。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更倾向于制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条约,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更强调制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条约。经过多年的争议和妥协,最终迟至1966年联大才通过了通常称为“人权两公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称为第一代人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被称为第二代人权,与非殖民化运动密切相关的自决权、和平权等集体人权被称为第三代人权。大多数西方国家只重视第一代人权,社会主义国家则同样重视第二代人权,而发展中国家还主张第三代人权。这种人权的划分并非严格,但是作为一种人权观的区别,在实践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和路线。 基于我们的历史、国情和发展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包括一些关于人权及其实现的基本认识。这些基本认识主要包括下述内容。首先,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充分实现,是同每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相联系的逐渐发展的过程。其次,人权不仅仅是个人权利,还包括集体人权。第三,人权既包括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第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第五,人权推进的核心要义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第六,中国主张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一国的人权状况。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中国人权事业不断进步,目前是中国历史上人权保障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对于人权保障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权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第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合作,强调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并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也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在人权问题上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重要观点。

  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系统总结和深入分析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首次确立了“生存权、发展权是中国的首要人权”。

  生存权是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其他一些相关权利。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生存权理解为仅仅是维持温饱的最低生活标准。生存权不仅涉及经济生活,同时还包括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发展权是生存权的延伸,是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综合。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获得联合国大会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的肯定。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是系统的、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推广其人权话语、政治理念和制度,不承认、不愿意谈发展权,并在理论上否定发展权的法律性质。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和主张是发展中国家的心声,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人权理论的贡献。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2016年6月1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次会议召开专题讨论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中国代表敦促联合国人权机制将促进发展权作为优先工作。

  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要在新的时期,在更新、更高层次上实现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方面,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特别重视贫困地区的发展。他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同时,他也在国际场合阐发了对全球贫困人口的关切。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说:“我们见证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面对着南北发展失衡的现实。我们既为11亿人民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8亿多人仍在挨饿而深为担忧。”

  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他向全国人民作出庄严承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他提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关系到“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是中国共产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到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梦也是发展梦。中国的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对人权的实现和保障影响深远。

  2015年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时指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 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促进每一个人心中梦想的实现,这是中国梦美好愿景的集中体现。中国梦,是民族、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长期理想和近期理想的典型概括和形象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明了中国梦的正确方向,诠释了中国梦的精神内核,是指引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指南,是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强大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实现中国梦的组织保证。 可以说,中国的人权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指导下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09年4月13日和2012年6月11日,根据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分别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它们是我国政府专门从人权角度所做的两个国家工作规划。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促进人权,这是人权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7月14日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评估报告》,2016年6月14日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从这两个评估报告可以看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人权理论研究和人权教育,努力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坚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人权条约,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有中国学者正确地指出,中国的人权道路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没有人认为它已经固化为一种封闭的状态,动态性本身就是中国人权发展的基本特质之一。 因此,适合中国国情、满足中国人民期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和人权道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权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巨大成就为基础,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将在更高水平上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发展人权事业的中国声音。

  三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基本保障

  “人权法治保障”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的一个关键词。人权是法治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法治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和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为了实现中国梦而提出的宏大战略布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行动指南。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指出:“人权保障和实现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工程,离不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和国内国外大环境,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制度、靠法治。我们要继续坚持建设法治中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依法、务实、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发展。”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的宪法原则和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法基础。此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又先后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至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人权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战略。2007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我国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即《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在导言中指出了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三个基本原则:首要的原则是依法推进原则——人权事业是以法治为基础的,依法推进原则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个环节当中;第二个原则是全面推进原则——人权事业是以全面、平衡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推进原则贯穿于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整体发展过程;第三个原则是务实推进原则——人权事业立足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发展水平,渐进而持续地发展。

  “人权是一个整体”是联合国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主旨,也是我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的制定和实施该计划的基本原则。法律也一样,以一个整体促进人权。 截至2010年底,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法规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在此之后,中国继续加强人权立法工作,人权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2013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闭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社会主义的法治中国建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法治建设,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起草工作的说明中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他强调:“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决定》规定的是中国法治和人权事业的重要纲领,《决定》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人权,有两处则是直接提及人权。一处是在第二部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的主题下,涉及“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的内容中。该处明确提出:“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

  第二处直接提及人权是在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主题下。该部分专门规定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工作要点,其中特别规定:“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在法治国家里,法治思维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思维,司法充分发挥定分止争和申张正义和公平的作用。《决定》中也提到了涉诉信访的问题,即“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这样,既保证涉诉信访的规范性,又体现对弱者的保障。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是执法和司法的前提和根据,是法律保障人权的第一步。《决定》体现了全面保障公民平等享有人权的宗旨,并在强调立法的基础上,强调了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的重要性,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的重要意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决定》没有将法治和保障人权仅仅作为国家和政府机关的事,而是重视公民和社会的参与,强调全民守法和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与此相关,权利的救济渠道和方式,在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新背景下,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司法渠道和司法方式。比如,社会组织在加强行业和基层自治方面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决定》规定:“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制度,依法推进基层民主和行业自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决定》提出:“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决定》强调加强法治教育。“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这一点,可以结合《决定》中“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的要求加以理解。还要注意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也规定“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和培训,在全社会传播人权理念,普及人权知识”,包括“加强中小学人权教育。将人权知识融入相关课程,纳入学校法制教育。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人权教育活动,推动中小学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营造尊重人权的教育环境。”

  《决定》为法治中国建设绘制新的路线,也展现了中国人权事业新的蓝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中以法治保障人权的重要思想。

  正是在以法治保障人权的重要原则的指引下,中国法治建设近年来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反腐败与人权的密切关系正在成为国际共识。2013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门召集了腐败对享受人权不利影响问题小组讨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出了人权与反腐败工作的三个要点:(1)腐败是实现所有人权——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的巨大障碍。(2)坚持并落实透明性、问责制、非歧视和有意义的参与等这些核心人权原则是对抗腐败的最有效方式。(3)当前迫切需要增强政府间努力的协同性以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各国际人权公约。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力度前所未有,成效显著。反腐败对于人权保障的积极意义也获得了高度评价。 笔者认为,腐败行为破坏民主和法制,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直接威胁着公民几乎所有人权的实现。因此,反腐败的重大进展也是法治与人权事业进步的重要内容。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背景下,中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由立案审查制变成立案登记制使公民行使诉权获得了极大的便利和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和沈阳设立巡回法庭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司法公正;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案件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三大平台建设,有力促进了“阳光司法”,增强了司法的透明度,对于通过司法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这样,缺少坚实的法律基础,不能满足依法由司法机关在保障公民获得充分、公正审判权的前提下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这一人权标准的劳动教养制度就被废止了。这是中国法制史上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重视公民权利保障、人权保障法治化的重要体现。

  2015年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截至2015年年底,依法特赦服刑罪犯31527人。特赦作为一项宪法制度,在中国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都有规定,但是1975年后40年中没有适用过这项制度。这次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时刻,特赦部分罪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法治和人权领域的制度自信和保障人权、德治与法治兼顾的特点。这也是中国法治保障人权的新实践。

  四以国际法治为基础,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促进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人权事业是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指出,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他说:“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在人权领域,中国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世界人权事业坚定不移的推进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说:“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他还指出:“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尤其是要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在联合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时间里,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入。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等,更使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极大加强。国际人权事业与国际法治密切相关,国际法治是人权领域建设性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平等的各个国家为基本单位组成的,国际人权事业应该在《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一般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进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善意履行条约约定和开展国际合作等原则。

  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一直坚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一如既往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鼓而呼”,希望呼吁和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和推进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和平、发展和人权三者密不可分,中国向来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以国际法为基础,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为人权保障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中国支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积极开展建设性的人权交流与合作;同时,中国也倡导在人权领域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家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中国反对脱离实际空谈人权,反对假借人权、以人权为名而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他强调,本次峰会通过的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新愿景,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在同一目标下,各国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赋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发展,让发展基础更加坚实。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要促进创新的发展,让发展潜力充分释放。 在笔者看来,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提出和实施,正是人权与发展密切结合的典范,中国不仅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方面、在新议程的拟定过程中贡献突出,也将在新议程的未来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人权研究会罗豪才会长指出,中国在人权保障和人权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既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权发展的巨大财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有着良好声誉;我们应立足自身,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认真总结提炼,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一定国际普遍性的经验做法,把我们自己的人权保障理念和成熟经验做法传播出去,丰富世界人权理念宝库,推动人权事业大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美好明天。 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和人权观都将对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发挥越来越多的建设性的影响。

  在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实践中,为了吸取人权委员会政治化、对抗性的工作教训,联合国在2006年新成立了人权理事会,并建立了普遍性定期审议(又称国别审议)机制,该机制以非政治化、非选择性、非对抗性为工作准则。

  中国继2009年首次接受审议之后,又于2013年10月和2014年3月接受了第二次国别审议。笔者曾以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身份在现场参与了人权理事会的相关会议,更参加了中国人权研究会在2013年10月22日举办的边会。该边会是中国非政府组织首次主动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正式边会。笔者看到,关于中国的国别审议备受瞩目。2013年10月22日国别审议工作组审议中国的会议上,150多个国家报名发言,导致每国代表平均下来只获得51秒的发言时间。2014年3月2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核可中国国别审议报告的第25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在此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宣布,对各国提出的252条建议,经慎重研究和努力,中国决定接受其中204条建议,占建议总数的81%,涉及减贫、教育、司法改革等20多个领域。可见,中国参与审议的态度是严肃、认真和积极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11月12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改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以176票高票当选,超过了法国所获得的174票和英国所获得的171票,任期自2014年至2016年。中国高票当选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在联合国人权领域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广泛期望。

  基于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而定期开展的缔约国履约审议,由根据各相关公约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即条约机构分别进行。在诸多国家迟交甚至不交国家报告的情况下,中国在按时、认真提交报告并派出高规格和多部门参与的代表团出席审议会议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

  人权目标和人权实现方法,人权价值和人权标准与实现人权的具体国家和社会制度,是不同的概念。西方的人权观是其政治制度的基础。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被西方理解为实现和保障人权的有效方式。政党制度、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的架构等是西方政治基础的核心。以此为标尺,西方国家的政府、政党、媒体等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无视他国人民基于历史和国情自主做出的选择,当然是错误的。

  美国国务院一年一度发布国别人权报告,连篇累牍地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每一次它都要针对中国,无视事实,错误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它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制度等都缺乏基本的尊重,相反,它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极力诋毁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分歧本来是自然和正常的,可是西方国家掌握并动用其在国际社会占据优势的话语权,以“人权卫士”自居,将人权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维护其“道义”形象,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的国际形象。这种政治攻击和横加指责,显然无助于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健康发展。

  中国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有关国家开展人权对话与交流。2012年6月以来,中国与美国、欧盟、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士等举行了20余次人权对话,与美国举行法律专家交流,与澳大利亚开展人权技术合作,两次接待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访华。中国还与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古巴、白俄罗斯、老挝、斯里兰卡等开展10余次人权磋商与交流。2014年和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两次派出人权交流团访问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中国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推动各国人权事业更好发展。”北京人权论坛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他在贺信中希望参加北京人权论坛的各方嘉宾“积极探讨、集思广益,为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世界和而不同,倡导建设性交流互鉴、交流合作,贺信中传达的正是一直以来中国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

  五结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中说:“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句极具哲理的人权论断,是他在几年前就提出来的。

  2012年2月14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美国国务院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同举行的欢迎午宴并致辞时,就人权问题坦言:“中国人口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在进一步改善民生和人权状况方面,还面临不少的挑战,中国政府将继续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愿望和要求放在心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他特别强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都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当中,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大势。尽管国内外有各种挑战,但坚持正确的人权观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在以积极、稳健的姿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促进和实现人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立足中国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迅速和长足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习近平主席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这封贺信,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权威阐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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