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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尔平:说理与说教——中西方人权话语权辨析
2018-04-16 15:51:33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黎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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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理不同于说教
 
  说理,辩说中讲道理不蛮横。《辞海》解释“说”为逻辑名词,墨家提出“以说出故”和“以类取,以类予”的推理原则和方法,认为一切推理或论证必须以一定的理由——“名故”,以及以正确的分类为依据——“察类”。“理”为玉石的纹路,引申为物的纹理或事物的条理。《荀子?正名》:“形体色理,以目异。”“理”亦为道理,《荀子?解蔽》:“凡人之惠,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将说与理合在一起,出自汉代扬雄《法言?寡见》:“说天者莫辩乎《易》,……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至此,中国语言和文化中的“说理”二字的含义和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即“说理”基于逻辑对事物道理的表达。
 
  英文的“说理”相对应的词为give a sermon,argue,reason things out,be reasonable。试释“sermon”一词,“sermon”为布道,布道指基督教宣讲教义,宣讲圣经中的要道,布道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一巨大使命记载在马太福音廿八章十八至廿节,它要求信徒们:“去,使万民作门徒”、“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每个信徒必须传扬福音,为顺服主,为爱主而作,布道是信徒们将主的救恩和福音与人们分享。“argue,reason things out,be reasonable”则是汉英词典里为了中国人更好地理解英文“说理”二字给出的解释。
 
  以上比较中英文的“说理”二字可以发现,说一种事情或事物的时候,基督教背景的人士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情怀,希望将幸福美好的音讯传达给他人,即便那些被传播的地方是那么地不符合情理。在中文世界里,说理则是娓娓道来,说明事物的曲直是非、来龙去脉,最后说出事物的本质或缘由。在更为广义的文化范围内,中西文化在表达宗教信仰方面,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从不传教——儒学本来就不是教。不信教也就无所谓传教,这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而西方人则执意要理清鸡与蛋的关系,不论任何场合,不论时间地点,一定要确认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中国人则不然,他们是根据一定的场合、时间和地点,明确鸡与蛋的关系,不会在没有蛋的情况下说先有这只蛋是上帝下的,在上帝下了这只蛋后,蛋孵出了鸡,于是,现有蛋后有鸡,鸡与蛋的关系和逻辑就形成并固化了。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更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将这种差异和不同放在对人权基本观念、标准和发展路径上,何其相似。
 
  二、说教——西方人权观念和体系的形成和固化
 
  在最初的人权观念形成上,中西方本无严格的区分,但由于西方国家和社会在人权问题上不断地宣讲和执拗地主张,于是,在国际人权交往中,西方国家的这种强烈主张,甚至是非此即彼地坚持这个世界只有一种选择——“选举权优先于面包”,国际人权交往便成为了西方国家和社会向非西方国家的布道和说教。
 
  有关西方人权观念和体系的形成已有很多表述,这里简单概括如下:以自然法理论为依据的天赋人权观是西方人权观形成的主流理论。自然法观念起源于古希腊,现代人权理论则主要来源于14世纪末由托马斯?霍布斯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霍布斯之后,洛克把自然法则系统化和理论化,卢梭又将此转化为一种“政治权利的原理”,托马斯?潘恩则把天赋人权直接转变为公民权利,一个现实中的武器。自然法体现在人权思想中主要有三点:“第一,由于在自然法之下人享有平等权利,任何人都不会屈居于他人的政治权威之下,除非他自己愿意这样做。第二,维护和保护自然权利是政府的主要功能。第三,自然权利为政府权威确立了界限,这样,破坏了其公民权利的政府就丧失了要求人民服从的权利,人民可以合法地将之推翻。” 把政府视作为侵犯人权的主要肇事者是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同时,政府有不作为的责任和义务。所谓的政府不作为不仅要求政府不侵犯公民权利,同时还应该有所作为——保护公民的这些权利。这便是西方人权观及其形成过程,无需证明的自然法则奠定了西方人权理论基础,政府是加害人权的主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人权的核心,其他权利都由此展开。 
 
  当然,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人权界都清楚地知道,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天赋人权观念是抽象的,有着诸多的逻辑缺陷。天赋人权思想以假设作为逻辑起点,即存在着一个被赋予了权利的“人”,这个“人”的权利和本质是通过自我证明而得出,之后通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宣布抽象的人权是所有人的权利,是普遍的人权,然后再通过宪法和法律使这个假设的人具有了法律人格。因此,自然法事实上是建立在一个“以自我为参照,无根自由为基础的政治体系”上。 因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  
 
  显然,抽象的人及抽象的权利是自然法人权思想中的关键点或要害。自然法里所设定的人都是抽象、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的人,在使抽象的人变成为具体享有权利的人的过程中,人权思想家们采取了本末倒置的手法,将结果视为原因,这既是自然法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其主要的缺陷。设定一个抽象的人和抽象的权利——天赋人权——可以为具体的人获得具体的人权奠定思想基础。但是,由于不存在抽象的人,将这一抽象的人赋予真实的权利,必须在每个人有了抽象的权利之后才有具体的公民权利,抽象的人被放在了具体现实的公民之前,于是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了那个亘古不变的指控——儿子指控父亲,说他父亲竟会比他出生得早。对自然法中抽象的人的批判也常常来自西方学者。如美国学者科斯塔斯?杜兹纳在谈到抽象的人权时所说的:“‘我见过意大利人、俄罗斯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但我从不知道什么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利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权利‘抽象的完美性是权利在实践中的缺陷’”。“‘讨论人抽象的食物或药物权利有什么意义呢?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取得并执行这些权利。由此,我们需要农场和医生的帮助,而不是教授和形而上学者的教诲。’” 抽象的人性是从一个个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的,但是,如果把不同的人所抽象出来的人性,又以之套用到不同的人,此时很难推论出这样的结论: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可以享有抽象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
    
  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一种常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 奥地利人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讲述欧洲大陆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变成暴君的故事,正是当今西方人权价值观一统天下,容不得异己的真实写照。人权观念可以多样化,实现人权保障的模式有多种,因为不同国家的历史传承不同,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有差异。但是,当西方社会把人权观和发展路径固化为一种模式之后,便很难承认并由衷地认可其他人权观念和发展路径,此时,中西方人权观念和发展路径之争便成为了人权话语之争。
 
  三、中国人权话语权的兴起与构建
 
  上世纪70年代发展权的兴起使得西方社会对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人权观做出了稍许让步,但真正触动和解构西方人权观和体系的是中国人权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人权话语权的出现。以时间为序,可以把中国人权话语权的兴起和构建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倡议并践行生存权、发展权阶段。
 
  第二,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促共享发展权阶段。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阶段。
 
  四、说理胜于说教
 
  人权事业的发展不是说教,唯有说理共商才是正道。世界各国的人权事业进步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特别是在一国发展的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模式不同,因此,促进人权发展的方式也就不同。在说理和说教之间,不仅是基于事实的考量,同时,还有话语权的争夺。诚然,“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在一个无政府的主权国家世界里,酒香的口碑需要主动传颂,否则不仅不为人知,甚至被曲解和玷污。自人权从上世纪冷战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话语时,西强中弱,发达国家强势与发展中国家弱势的态势一直持续了最近几年。
 
  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伴随着中国说理性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二者相得益彰。显然,人权事务是由国内人权和国际人权两部分组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国内人权事务与国际人权事务中的话语权需要相互配合,用说理的方式向全世界讲中国人权发展故事,不夸张,更不强词夺理。
 
  由于西方人权发展形式已经模式化,与其相伴的是他们用说教性人权话语对世界各国说三道四。因为西方国家和社会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首要的或唯一的,他们以自己为参照物观察世界各国的人权发展,在此模式化思维下,当不符合西方模式的时候,他们就以说教的形式充当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老师。
 
  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中国人权发展硕果斐然,中国政府向世界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全球人权治理,发展中国家国际友人以及欧美国家的友好学者不断来中国学习和交流,这充分印证了人权话语权的本质是说理,不是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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