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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进元:协商民主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协同发展
2018-04-16 15:47:24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汪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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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行国际人权合作理论的反思
 
  现行的国际合作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其中,现实主义强调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国际合作的出发点是避免高代价的冲突,并通过收益的成本算计降低发生重大冲突的概率,进而保证现实利益的最大化。当逐利成为目的,稳定的分配秩序就成了套现的手段,在这种合作理论的指导下,霸权合作论就应运而生。基于对稳定环境的追求,霸权合作论倡导形成类似中央政府的权力机关,通过集权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从而确保国际合作的稳定秩序。现实主义的合作观很容易催生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形成稳定秩序的代价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国际对话的话语权与合作规则的制定权,合作的有效进行也常常受制于霸权国的参与意愿,因此无法形成平等对话、充分协商的国际合作格局。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合作的制度化,通过信用体系、沟通机制以及规制规范的建立,增加国与国之间获取信息的途径,促进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虽然新自由主义国际合作观中制度合作模式的设想,弥补了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中以利益为源动力的不足,但是其缺乏合作动因的缺陷却难以避免。合作的需要产生了制度,但在某些无法形成合作空间的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始终无法解释作为合作方式的制度如何激发有效的合作动力。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观强调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认同,通过国际体系总体文化的观念分配形成国际合作的纽带,以寻求文化共识建构国际合作的空间。建构主义者将利益分配的导向要素归结为观念层面的文化架构,并认为共同命运不足以带动对话合作,集体身份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这种合作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合作主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但片面强调文化动因对达成合作共识的作用,阻断了物质基础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同时也未能解决国与国之间地域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认识差距,过于乐观地估计了集体身份理念在国际合作中的推进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际合作观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会产生国际合作的需要,国与国之间经济上的合作可以促进、重塑或创设其他领域的对话空间。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需要打破独立民族国家设置的壁垒,但同时独立民族国家所建构的制度又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对话的可能,这种供求关系下合作成为了双方互利共赢的唯一渠道,也为改善双边关系创造了平等协商的机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济合作论补足了新自由主义外部动因的不足,又弥补了建构主义内在动因的缺失,更是改变了现实主义强调形成利益集团的寡头态势,可以说是目前国际合作理论的最新突破。可是,如何在已有的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下实现公平对话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济合作论只是在对话机会上提出了判断,而且这种判断强调的是国际合作主体的平等化,即实现国家的独立主权,但在具体协商机制的规则性问题上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比较而言,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尊重国际社会的现实格局,实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森林规则”或者是霸权主义人权观;具体表现为:美国式的单边主义人权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输出及其对输入国的民主和人权强制,过分强调普世价值但忽视了各国实现普世价值在方式上的区别。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原子式”的个人自由,忽视了人的个性差异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了“鲁滨孙式”孤独的自我,或者“拿破仑式”英雄的自我,最终也滑到了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通过制度建构尤其是义务设定与违约制裁等,保障人权合作,但是在霸权主义统治之下,规则和制度成了弱肉强食的保护伞和橡皮图章。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共同理念以及由此决定的集体身份是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甚至抛出了以共有文化作为合作前提的“文化决定论”;建构主义者企图用一个主意、一种思想统治世界,忽视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格局,无意是霸权主义人权观的翻版。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强调:民族独立和平等是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资本和商品输出是国际合作的动力机制,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合作理论,在当下军事维和、环境保护、疾病控制、毒品犯罪和腐败犯罪等多领域的合作,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二、协商民主之于国际人权合作的理论支点
 
  (一)协商民主的主体平等是国际人权合作的先决条件
 
  (二)协商民主的运行方式是国际人权合作的动力机制
 
  (三) 协商民主的价值诉求是国际人权合作的终极目的
 
  三、国际人权合作中导入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
 
  应该说,多元主体间的协商是包括人权合作在内的所有国际合作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极力兜售西方价值观,主张西方中心论,在这种背景下的协商,不具有平等性,与其说是民主性协商,不如说是压制性协商。协商民主理论,首先是一种民主理论,民主的核心在于参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检验民主的标尺;同时,强调主体间地位平等、对话自由、决策自治,减少和杜绝“话语霸权”、“自说自话”,主张协商与决策的二元合一,保证协商结果的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实现国际人权合作的有效运转起到了积极的补足与升级的作用。
 
  首先,协商民主理论可以减少或消除国际人权合作中平等优先或自由优先可能带来的弊端。在国际人权合作中,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价值争论一直是国际人权事务产生冲突的重要动因。虽然自由主义主张的参与自由为参与者之间的自由对话、沟通和辩论起到了奠基作用,但自由优先主义的参与者过度主张一个国家在国际合作中所拥有的争取自我“偏好”的权利,认为自由参与的基础是任意地表达,个体的意见不受共同理念或普适伦理原则的约束。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极易导致政治冷漠者或政治狂热者的现象,难以实现互动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另一方面,虽然平等主义强调的地位平等与机会平等为参与者接近和利用资源提供了契机,但平等优位主义参与者过度强调一个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对于政治共同体的依赖关系,认为个体意见的表达必须遵循共同的价值理念,以共同的价值基准作为表达意见的规范基础。协商民主为这两种价值的冲突起到了良好的权衡作用。协商过程中,平等和自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参与者在监督他人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制约,进而将平等参与和自由对话有机结合在一起。随着协商的终结,参与者修正原始偏好、相互妥协甚至交易,达成民主共识。由此可见,协商民主同时彰显了平等与自由两种原则,实现了国际人权合作中平等与自由的兼备共融。
 
  其次,协商民主可以促进国际人权合作中民主共识的衡平性与可接受性。传统民主通过选票聚合民意的方式缺乏对民主共识多元化的考量,不仅手段单一,过程冷寂,而且结果也趋于同质化。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合作中,各国基于地域文化差异,在意见的表达上天然就呈现出多元价值的取向。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依然通过选票聚合意见,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必然难以满足各方的现实需求。然而,协商民主通过对话、沟通、辩论以及妥协等多种手段让最大多数人分享、分割和限制政治权利,具有包容性、妥协性与合作性等特点。这种民主形式破除了传统民主通过选票聚合民意的弊端,使国际人权合作中的各方参与者可以就合作的议题进行充分的对话沟通,就人权保障的现实困境与实现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诉愿,进而防止少数人的意见被相对多数人的意见排挤出制度运行的空间。除此之外,由于各方参与者就合作事务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换,最终的决策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各方参与人的核心诉求,这种经过多轮磋商后相互妥协、理解的决策结果在实际运行中的可接受性也将大大提升,进而提高了决策结果的实施效率。由此可见,协商民主是衡平国际人权合作中多元主体价值多样化的重要理论工具,是实现国际人权保障制度可实施的重要实践路径。
 
  最后,协商民主可以培养参与国在国际人权保障中的合作兴趣与议事能力。在国际人权合作中,话语霸权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西方国家由于在经济科研领域的领先地位,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行灌输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去。这种话语权的垄断不仅削减了其他参与者参与合作的兴趣,而且垄断话语权的结果也是对共享信息的隔绝,不利于理性决策结果的产生。据此,协商民主主张,通过制度设计,减少“匿名观众”,杜绝“话语霸权”,消除“自说自话”,强化民主资源共享,促进国际合作主体之间的平等参与和自由对话,保证每一个参与者陈述实情、表达自我、实现自我,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对话、沟通、辩论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参与兴趣,促进国际合作主体参与人权保障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参与者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暴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发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在理性的昭示下,养成克制自己、理解他人、服从真理、承担责任的议事习惯。在良好议事习惯的指引下,再通过倾听学习其他参与人的实践经验,理性反思与归纳自我实践中的不足,以信息的充分融通为纽带,提高在协商过程中的议事能力。由此可见,协商民主对于长远的国际人权合作而言,具有培育合作习惯、促进合作效率、提高合作能力的重要作用,是国际人权合作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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