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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卫:人权话语建构及其文化叙事与传播
2018-04-16 16:09:30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卜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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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论述人权话语的传播:1.对人权话语“迷思”的反思及其建构;2. 人权话语实践与文化叙事;3.人权话语传播:经验、挑战与应对;以及4.结语:跨文化传播。
 
  一、对人权话语“迷思”的反思及其建构
 
  1.关于“迷思”
 
  (1)“西方人权”:人权是西方的,并且,如果人权与西方相联系,人权也是负面的意义;似乎不存在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或集体的并赋有正面意义的人权。
 
  (2)人权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反政府(中国)”和“敌对势力的人权攻击”,而不是各种人群的普遍权利,如儿童人权中的预防接种、获得清洁饮水、接受正规非正规教育以及儿童的参与权;妇女人权中的妇女参政权利、经济发展的权利、免受暴力的权利等;残障人权利中的工作权利、信息无障碍的权利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其实国家(或政府)才是具有保护人权的责任主体。而当我们回应所谓的“人权攻击”时,我们也就随之陷入了将人权与政府对立起来的境地。
 
  (3)人权的另一主要议题之一是国外的“战争”和“动乱”,或“反恐”,如巴以冲突、伊拉克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美国钓鱼式反恐等;似乎只有战争才涉及人权。
 
  (4)国外的侵犯人身权利事件亦被当作人权议题报道,比如近来增加的对性侵的报道。由于新闻报道引用了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话语,因此,“性侵”等人身权利侵害案件被纳入了人权框架。相比之下,国内的性侵事件报道较少使用人权话语。校园性侵被概括为“师德”问题或“底线”问题。
 
  (5)国内的人权议题之一是司法检察机关的反腐以及如何在司法过程和侦查过程中保障公民的人权。
 
  2.人权话语建构
 
  人权,作为一种话语,正在说明同时也在建构我们的世界。关于人权话语建构及其实践,至少应有如下重要内容: 
 
  第一,定义人权;第二,我国已经建构了自己的人权框架;第三,在学术界及相关领域,我们已经辨析了不同的人权观;第四,以中国政府为主体,中国参与了发展国际人权公约的内容和话语建构;第五,人权话语实践主要体现在国家履约报告中。
 
  二、人权话语实践与文化叙事
 
  1.文化叙事的重要性
 
  叙事即再现一定社会脉络中的事实或故事。文化叙事则赋予了这些事实或故事一定的社会意义,它常常隐藏在故事深处或事实后面,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和行动。
 
  2.传播案例1:关于减贫
 
  3.传播案例2:关于南南合作
 
  如何讲述贫困/减贫和南南合作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同的叙事框架。每一个议题从来不是脱离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叙事影响着我们对发展的基本看法、战略或政策及其行动。因此,我们要关注、反省关于减贫、关于发展和南南合作的文化叙事,将其转变为人权或以人为本的叙事、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叙事,以及全球正义、结构改革的叙事,总之要建设成为有利于“发展正义”(Development Justice) 的文化力量。
 
  三、关于人权话语传播:经验、挑战与应对
 
  1.人权框架与新闻事件建构
 
  人权框架由国际公约和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组成。这些国际文书和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共同形成了人权框架。
 
  既然新闻不是对事实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基于某种框架的建构;并且,既然社会上存在着各种框架竞争,并由此形成了公共社会,那么,就涉及权利的新闻事件,特别是边缘群体、社会公正、发展等议题,就应该而且也可能从人权的框架进行报道或诠释。
 
  2.促进从人权框架报道新闻的主要经验和路径
 
  (1)在媒体记者中发展参与式培训。
 
  (2)民间的媒介监测运动
 
  (3)与大众媒体一起工作,倾听边缘群体的声音。
 
  (4)发展具有人权敏感的报道策略和伦理指南
 
  3. 挑战及应对
 
  尽管在推动从人权视角进行新闻报道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是:
 
  1.目前大专院校学校除了法制课程,没有提供系统的人权教育,因此在新闻媒体中,大多数记者、编辑甚至领导人缺少一定的人权敏感。这严重地影响了新闻报道。
 
  2.在对新闻记者的培训中(无论是在校内教学还是职业培训),缺少对新闻客观性、新闻框架、新闻议程设置、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等议题的必要反省,追踪并报道“耸动”或“煽情”的新闻已经被“正常化”了,从人权框架进行报道大都会遇到一些阻碍。特别是在追逐市场利润、广告收入以及不正常竞争等因素影响下,仍有为使新闻“耸动”而不择手段的现象出现。
 
  3.真正想从人权框架进行报道的记者通常缺少资源,如报道线索、消息来源、人权专家信息库、相关议题的背景及发展、国际文件和国内政策法规、伦理手册等。
 
  4.在报道国内有关发展、社会公正等议题时,大多数记者缺少实践经验。
 
  为回应这些挑战,除了上述四种途径,我们还需要尝试:(1)通过制度改造强化媒体的社会责任;(2)在新闻院校中尝试设置人权课程;(3)为记者建立实现“群众路线”的通路,鼓励记者“走基层”;(4)为媒体提供有关人权议题报道资源包,包括报道线索、人权专家信息库、相关议题的背景和发展、国际国内法律文件以及伦理手册等;(5)通过举办重大新闻报道研讨会等等形式讨论有关媒体社会责任、新闻专业主义等重要议题。
 
  四、结语:跨文化传播
 
  如上所述,提出“人权话语”是因为话语具有说明、组织和建构社会的力量,但这种话语需要传播才能发挥其作用。应该承认,无论是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都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
 
  对内传播人权,我们面临着诸多来自封建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挑战,诸如儿童暴力话语要应对“孩子不打不成器”;家庭暴力话语要应对“打老婆打孩子是我的隐私是家庭事务”;争取农村出嫁女土地权利要应对各种复杂的并根深蒂固的“村规民约”;残障人的工作权利要应对各种社会歧视等等。
 
  对外传播人权,我们则面临着冷战思维模式、以及对中国发展存有刻板印象的挑战。
 
  传播人权话语需要跨文化传播。需要说明的是,与学界熟知的“跨文化”(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不同,这篇论文里的“跨文化”概念,来自国际学者赵月枝教授的对“transcultural”的分析和解释。她指出,英文中的“transculturation”, 有转型(transformation)和培植(culturation)的含义,强调的是一个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而“跨文化传播”(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只强调两种文化间的沟通与“跨越”,并往往因假定某些去历史化的文化特质的存在而隐含文化本质主义的倾向,即是去政治性的。
 
  鉴于此,我们对外的跨文化传播,不能只着重于形式上的改变以取悦于各类读者,而是要根据中国的情境,通过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深入研究中国的人权议题,坚定不移地建构自己的人权话语;要意识到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的权力不平等及其对人权话语的影响,并要克服这种影响,提出自己的主张。在国内,大众媒介(或国家)要为公众提供更充分全面且具体的有关人权的信息,诸如:提供预防接种、提供生殖健康教育是儿童人权等,要从人权框架来报道和解释这类事实,不要落入“发展”话语体系,将有关人权议题解释成为“慈善议题”或“民间道德议题”等;要提供我们国家参与人权文件的起草、讨论与博弈的资料以及履约报告的信息,破除人权是西方的迷思。总之,仅有“沟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有“讲政治”的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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