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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传光:我国人权理念的发展及独特保护模式(摘要)

2017-04-20 18:36:01   来源: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社会文明程度优劣的重要标准。但是,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对于人权的具体定义,以及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很严重的冲突。
 
  为了保障人权,我国的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人权的保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核心,以实体法和程序法构成的基本法律为支柱,以单行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为辅助,共同构成了我国对人权进行保障的有机体。中国人权的进步正是在世界人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期间虽然经历了艰难的曲折,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保障体系正在形成。
 
  一、人权入宪的百年之路
 
  “人权”作为一个完整的汉语词汇是日本学者在1861年由西语翻译而来,在19世纪90年代传至中国。中国学者正式使用“人权”词汇大约在1897年前后。而在此之前,学者们在表述普通公众的权利概念时,多使用“民权”一词。康有为是当时中国倡导“民权”的第一人。1903年前后,“人权”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已经非常流行。孙中山在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则将人权表述为“人民之权利”。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20世纪初期即提出了“人权”与“科学”的概念,后来才改为“民主”与“科学”。在中共三大的决议中,曾提到要根据中共二大的决定建立人权组织,开展活动。早在1931年11月,革命根据地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更明确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这时虽然没有提到“人权”二字,但对于人民的言论自由、受教育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平等,都具体加以确认。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人权保障有了进一步发展,准确地将“人权”词汇写入真正的法律规范中的是1941年1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与此同时,各革命根据地也相继颁布专门的保障人权的法规。这些制定于20世纪40年代的人权保障条款虽然简单,但是对于人权所要保障的核心内容却有着明确的规定。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不使用“人权”概念,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将人权问题视为禁区。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人权”已经入法,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权”则更多的被当作一种“贬义词”加以排斥。
 
  在1954年宪法中,“人权”概念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取代。1975年和1978年两部宪法存在时间非常短,其中涉及“人权”的表述同样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982年宪法,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人权”一词,但基本人权原则和人权的某些具体内容,直接反映在宪法所确认和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之中。
 
  尽管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首次制定了促进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政治制度, 1982年宪法又对人权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对人权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权受到否定,民主法制出现失误,甚至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人权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打破思想禁区,在人权间题上取得了重大理论建树。
 
  1985年6月6日,针对国际上对中国人权的攻击,邓小平指出:“什么是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在这里,邓小平从我们与西方人权观区别的角度,间接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讲人权以及怎样讲人权的问题。
 
  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我国官方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关于人权的文件,它不仅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白皮书》的发表,对国内的人权理论研究及人权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学者称此文件为“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7年中国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写进中共十五大报告。1998年中国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生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2年11月,“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目标,再次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2004年3月14日,我国终于明确地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使之成为国家意志,获得了宪法地位。
 
  二、中国法学界人权意识的发展
 
  中国当代法学界的人权意识经历了从“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转变,其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即人权意识的觉醒与徘徊阶段、人权意识的启蒙与传播阶段、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人权意识的弘扬与保障阶段。
 
  (一)人权法律意识的觉醒与徘徊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人权”一词仅在个别情况下出现过,人们也从未对人权问题予以过高度关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理论语境之下,“人权”一词已经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特征,似乎“人权”就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使用“人权”口号十分敏感。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大规模侵害人权的事件发生,人们内心深处的人权意识才得以唤醒。自1979年开始,人们开始关注并讨论人权,但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意识形态。
 
  与“姓资”者的观点相反,许多学者也提出要客观与公正地对待人权,不能简单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他们认为,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应将它武断地定性为资产阶级口号,无产阶级也可以而且应该使用人权口号。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仅仅是人权意识觉醒与徘徊阶段。人权问题虽然已经正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囿于当时的具体国情,人权基本上是一个与法律以及法制建设无涉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主流话语,因此人权依旧披着较为神秘的面纱。
 
  (二)人权法律意识的启蒙与传播
 
  1989年东欧国家剧变后,一些国际势力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在国内,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观点产生共鸣。 此时,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不再是人权的“姓资姓社”,而是社会主义怎样讲人权, 着重对社会主义人权内涵的探讨,并进而注重对人权的基本原理问题的研究与阐释。
 
  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这里面蕴含的基本原理就是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正是对人权与主权关系的思辨激发了人们的人权意识,为日后的人权理论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89年11月10日,中宣部理论局召开了一次有关人权问题的专家座谈会。郭道晖先生的发言提纲便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 (1)在人权的概念与性质上,既要讲政治性,又要讲历史性;(2)在人权的法律地位上,既要讲人权的国内性,又要讲人权的国际性;(3)在对人权的评价与态度上,既要理直气壮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旗帜,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我国人权保障制度还有缺陷,有待改善;(4)在人权的实现上,既要讲理想,又要讲现实;(5)国内对人权的理论研究,要同国际上有关的人权外交斗争既相适应,又相区别。应贯彻“双百”方针,打破禁区,鼓励对人权理论的学术探讨。郭道晖的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许多学者对人权问题的基本看法,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1991年《深入开展人权与法制的理论研究》一文的发表则是人权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标志性事件,该文的发表表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权理论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引来了人权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期。
 
  1997年后,中共十五大与十六大两次相继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1991年1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是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在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上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主要标志。历史来看,这一阶段人权意识的发展为“人权”入宪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中国当代人权意识研究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三)人权法律意识的弘扬与保障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物质生活领域的深刻变化在潜移默化当中逐步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这其中便包含着通过宪法、法律保障人权的强烈社会需求。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了各级立法机关。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是2003年6月吴邦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5位宪法学家参与的座谈会,一些与会者极力主张人权入宪。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我国人权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仅标志人权意识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也表明中国当代人权法治化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人权的制度化时代已经来临。
 
  三、我国人权事业的实质性进步
 
  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将人权的普遍性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党和政府治国理念中的重要地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突破了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的“左”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人权观念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2004年以来,“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载入《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
 
  (二)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13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和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得到了不断扩大和有效保障。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公民的各项权利有了坚强的法律保障。与此同时,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政务公开,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公民的民主权利切实得到保障。
 
  (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断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着力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卫生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巨大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
 
  四、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法律化、制度化
 
  “人权”通常是指普遍的人类权利,不论其管辖范围内或其他因素,诸如种族、国籍或宗教。被多数国家认同的人权立法包含如下:安全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政治的权利、诉讼的权利、平等的权利、福利的权利(经济的权利)、民族的权利。
 
  2008年2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法治建设》白皮书,对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作了概括。白皮书指出,“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生命权的法律保障
  
  中国重视对公民生命权的保障。《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对保障公民生命权作了基本规定。《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对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规定。根据本国情况,中国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的原则,还规定了有利于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死缓制度,以减少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
 
  (二)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法律保障
 
  《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对于拘留、逮捕、搜查取证等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强制方法和手段,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刑法》对于司法人员的刑讯逼供罪也专门作了规定。《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还规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均不得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国务院于2003年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
 
  (三)平等权的法律保障
 
  《宪法》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在适用法律时,对于任何人的保护或者惩罚,都是平等的,不因人而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四)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
 
  《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根据《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具体规定了选举权的行使。宪法和法律还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以及有关出版、社团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法制保障。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通过强化政府信访工作责任来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利。 
 
  (五)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为了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护和管理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依法保护境内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1994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
 
  (六)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和促进了就业,合理界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伤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及《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等法规、规章,保证了劳动者在养老、失业、患病、工伤和生育等情况下能够享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残疾人就业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规和规章,对不同类型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给予特别保护。
 
  (七)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权利的法律保障
 
  《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加强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对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村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又无人赡养、抚养、扶养的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等法规,规定了国家对退役和伤亡军人及家属的抚恤优待制度。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义务教育法》强化了国家保障义务教育实施的责任,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宪法》还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八)参加核心国际人权公约认真履行所承担的相关义务
 
  中国参加了22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国政府认真履行所承担的相关义务,积极提交履约报告,充分发挥国际人权公约在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
 
  五、中国人权法律保障的独特模式及启示
 
  (一)中国人权法律保障的独特模式
 
  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包括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两方面。
 
  理论模式可概括为:批判地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人权思想和理论,顺应国际人权发展走向,结合本国国情,融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创新人权思想,提出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其突出特点表现为淡化理论的空洞说教性,强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实践模式可归纳为:立足国内,依据国情,排除外来干扰,稳定国内大局,确定人权优先发展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动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以法制建设为手段促进人权保障体制机制的完善与提高,以实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协调发展为目的,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权建设的出发点,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各国人权建设的经验为必要补充,实现中国人权稳步、快速、全面的提升与发展。
 
  中国人权发展模式的特点体现为自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动,它保证了国家政局的稳定和人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人权法律保障独特模式的启示
 
  中国人权发展模式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国际背景下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对于丰富世界人权发展模式和内容、对于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相近的历史背景、社会发展程度和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借鉴意义更加突出。概括而言,中国人权发展模式的启示意义可归纳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遵循国际人权基本原则和理念与探索多样性的人权发展模式并行不悖
 
  2.人权理论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
 
  3.建设和谐世界是当今世界人权领域应该追求实现的新目标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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