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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福:人权教育中的国家主体地位探析(摘要)

2017-04-20 18:32:39   来源: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明确规定:“深入开展人权教育。将人权教育与国民教育、全民普法相结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权精神内涵,培育全社会尊重人权的文化。”如何落实这一要求,在逻辑上涉及到开展人权教育的主体、教育的方式、教育的内容等方面。本文将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国家在人权教育中的主体地位问题。
 
  一、人权教育的主体体系
 
  我认为,人权教育的主体体系应包括国家和社会两大系统。
 
  在人权教育主体体系中,我们为什么强调需要国家?这乃是因为人权及国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人权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在本质上乃是基于对人的尊严的关注而形成的,其存在的形态主要是道德权利。由于道德权利的脆弱性,就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保护,而在现代社会中保护的最有效的方式则是通过将其转化为法定权利,由此而使道德权利获得国家正式权威的支持,并进而通过法律的运作来实现人权。因此,在具体人权的产生、固化、实现的整个历程中,国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人们现实人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权威。自然,国家作为人权教育的主体更能够获得民众的信赖。
 
  二、国家在人权教育中能否发挥作用
 
  尽管国家依靠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在人权的实现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它能否在人权教育中发挥作用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想我们可否从国家对人权教育的态度上进行分析。
 
  国家对人权教育的态度首先取决它对人权的态度。在国际人权法上,国家是国际人权法中最主要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但是,国际人权法除规定了国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还包涵着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一国与“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国家负有首要义务。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可以总结为承认、尊重、保障和促进以及保护人权四个方面。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对人权的国家保证。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忠实、善意地履行所有这四方面的义务,国际人权法才能得到全面的实施、执行和遵守。国家负有的这四项义务可以促使其要认真对待人权,否则在国际上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国家对人权教育的态度还取决于它对目标的追求与实现。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我国宪法。法治与人权的关系非常密切,较为一般的描述是人权是法治的核心;法治是人权的保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发展。此外,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国执政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是相符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法治建设的五大原则中,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人民为主体。所以,在我国,执政党和国家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也必须实实在在地重视人权和人权的教育。这直接关系到它的兴衰成败和国际信誉。
 
  因此,尽管在一般理论上,国家往往是人权的最大侵犯者,但在当代中国,国家从其历史使命和政治承诺出发,它恰恰能成为人权教育的最大推动者。
 
  三、国家在人权教育中发挥何种作用
 
  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人权教育中能发挥以下几种特殊的作用:(我在此说的教育主要是大学教育)
 
  (一)供给人权教育的正式制度
 
  国家在人权教育中,它起的一个重大的作用就在于它通过制定人权教育行动纲领,强制性地要求所有学校的法学专业教育中要含有人权教育的内容,否则就会在下一轮的评估中不达标,进而会影响其招生和办学。当然,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要求那些有条件的学校先按行动纲领进行试点,然后进行推广,在推广上也可以分计划、分步骤地逐步实施。
 
  (二)提供人权教育的公共物品
 
  从硬件的角度看,国家能够为开展人权教育的学校提供资金用于设备的更新、教育场所的改造等。当然,这些投入,各个开展人权教育的学校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但国家的投入,表明了国家在人权教育上的态度,这就更有利于树立人权教育的重要性。从国家提供软件的角度看,我认为国家应组织有关专家认真研究人权教育的基本规律、国外人权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认真组织编写人权教材及相关案例、建立相应的教学和研究网站,及时提供教育的信息等。这些软件上的内容就是公共物品的提供。由国家出面进行供给,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防止不同学校各自为政,在人权教育的初期不利于充分整合现有的有限资源,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可以在人权教育的初始阶段,为人权教育提供一个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避免教育走上歧途,耽误时间。
 
  (三)提供和引导意识形态
 
  在人权教育中,国家依赖其特殊的地位,表明国家对人权教育的积极态度,有利于全社会树立对人权的尊重。国家可以通过其制定的或批准加入的国际、国内人权约法向全社会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入宪,十八大报告将“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人权的尊重,这种信念乃是国家通过其具体的立法行为、执政党作为其目标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种有利于人权教育的意识形态。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其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解决涉及人权的法律问题,使全社会不仅通过法条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及人权的内容,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人权的实现,这在一定意义上更有利于人们对人权尊重和保障的信念。
 
  (四)提供保障人权教育的实施机制
 
  在当代中国进行人权教育,虽然是现时代的必然,但是为了保证人权教育的实实在在地推行,需要对人权教育提供保障其实施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供给者应由国家承担。国家进行供给,既可以保证其权威性,也可以节约成本。提供保障人权教育的实施机制的做法,可以是对相关学校进行抽查,也可以对相关的教育行政机关进行评估。
 
  (作者是河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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