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2017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中国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理论研讨会 > 观点精粹 > 议题三:公正司法与中国人权事业进步 >
张永和 韩娜:司法应对人权以充分的保障(节选)

2017-04-20 18:23:49   来源:   
  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是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司法权的性质和属性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原点。法学界对司法权的性质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而与司法权运行性质同样重要的司法权的社会属性问题,似乎被法学界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了。所谓司法权的社会属性,指的是司法权在起源上以社会为起点而在目的上又以社会为归宿所表现出的天然地方属性。司法权这种天然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司法权必然与地方性知识联系在一起。对因地域而形成的有差别的经济与人口、语言和文化、地理与交通等社会因素的尊重与考量,显然更有利于对每个人在司法管辖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有利于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从“板房沟人民法庭”的语言管辖窥探司法的社会性
 
  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法院板房沟人民法庭开展由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课题“少数民族地区司法文化与法治建设”进行调研时发现,乌鲁木齐县哈萨克族人口所占比例大,哈萨克语案件量占全院收案总数的40%,为了方便哈萨克族人民群众适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参与诉讼,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受理乌鲁木齐市范围内的哈萨克语案件。这种按照语言管辖而不是按行政区划管辖即是典型的语言文化因素在司法管辖之中发生作用的反映。
 
  (一)“板房沟人民法庭”的语言管辖
 
  乌鲁木齐县有2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中哈萨克族两万余人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虽然汉族人、维族人与哈萨克族人共同生活于乌鲁木齐的大城市环境下,但是各民族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在访谈时,板房沟人民法庭达克西庭长特别指出风俗习惯对民族地区司法活动的影响很大,精通多种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法官较为稀缺。
 
  达克西庭长向课题组讲述了一个案例,多年前一个哈萨克族老人曾向板房沟人民法庭起诉要求其小儿子承担赡养责任,但该法庭并无精通哈萨克语的法官,最终将该案交由一位略懂一些哈萨克语的年轻汉族法官承办其案件,该汉族法官通过不通畅的哈萨克语与老人交流,法官得知其还有一大儿子,便要求老人将大儿子一并列为被告,但哈萨克族老人始终不同意起诉大儿子。该汉族法官由于不知晓哈萨克族习惯法中的继承规定,因此无法顺畅地处理哈萨克族的赡养案件。哈萨克族的习惯法中特别规定由次子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并享受继承父母全部财产的权力,长子在分家后即与家庭脱离任何财产关系,不得主张任何继承权,父母也不得要求其承担赡养义务。这显然与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原则与规定相违背,但是法官在处理类似纠纷时必须运用哈萨克族的习惯法规定,才能更高效、快捷地处理案件。一般情况下,法院管辖区与行政区基本一致,但是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法院管辖区表现出了不同的设置原则。这种按照语言管辖而不是按行政区划管辖即是典型的语言文化因素在司法管辖之中发生作用的反映,这说明了什么呢?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或是其表达的理论基础何在?
 
  其实,语言文化代表的是一种地方性特征,地方性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正如吉尔兹所明确指出的“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在他的视野里,“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如此的“地方”观念使得法律作为一种地域化的制度构建并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性特色。实际上,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法律有两个涵义:一是法律是在特定的地方性知识基础上形成的,与地方性知识具有非常密切的依存关系;二是法律的实施和贯彻,必须和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任何正式制度的推行都必须和特定的非正式制度“水土”环境结合起来。非正式社会制度并不是简单的社会规则,其背后有强大的地方性知识基础。如果不顾这种隐藏在制度表象背后的地方性知识而盲目采借、推广被证明在其他地方有效的正式制度,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结果必然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尴尬局面。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律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最终决定着法律的本质。国家权力的渊源来自于社会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理论观点。马克思所认为的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是组成国家权力单元的基石;他从来都不认为司法权也应当是国家合法垄断的权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对司法权性质的基本定位就是:司法权为“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在这里,司法权的国民性就是与国家性相对立的概念,它是指“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司法权),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司法权是社会权力,司法权必须由人民来掌管;司法权之所以被称为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应当理解为司法权属于人民的保留权力,司法权应当由人民直接掌握和行使的权力。司法是法律的生命所在,司法权的运行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而一定的空间必然具有一定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和风俗习惯,为了达到适用效果,法律在适用过程中需要考虑上述地方性场域,因此司法适用必定会表现出上述的地方性特征。
 
  (二)司法权社会性表达的多元样态
 
  按语言文化管辖正是司法适用顺应社会性特征而创造出的有益经验,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其他民族地区法院管辖提供了有益经验。其实除了语言之外,经济发张、民族习惯、地理交通等因素都应在司法管辖或在司法权运行中有所反映。
 
  1.经济与人口在司法权运行中的效用样态
 
  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司法服务的需求,一般情况下公众对司法服务的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经济社会交往频繁,该地区因劳资关系、雇佣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借贷关系等产生的经济纠纷就越多,因此,该些地区对司法服务的需求就较大,具体到法院而言,该地区受理的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数量众多且问题复杂。不同经济类型地区产生的纠纷类型也不一致,如温州市因民间借贷行为众多,所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就众多,东莞市因加工型企业较多,该地区因劳资关系产生的纠纷较多。例如,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外出旅游的机会越来越多,而旅游中产生的纠纷程逐年增长趋势,依托旅游业发展经济的地区相应加大了对旅游司法服务的资源配备。以海南为例,早在2002年4月,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就依托天涯、崖城、藤桥3个人民法庭设立了天涯海角、南山和亚龙湾三大国家级旅游景区旅游巡回法庭,在重大节假日全天候、平时不定期进驻景区开展法律服务,巡回办案,适用简易程序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成为全国首创的“景区移动法庭”。2010年7月,三亚城郊人民法院又在三亚市委的支持下成立了具有独立机构编制的旅游审判庭,并在2012年3月正式挂牌成立。旅游巡回法庭大大方便了外地游客,同时也有利于规范三亚的旅游市场秩序、优化旅游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交易习惯和司法文明程度,例如,深圳市的关内和关外经济发展不平衡,案件数量差异相当大,经济交易习惯差异极大,关内已形成大额交易转账交易习惯,而关外仍习惯于现金交付。这就造成审理同一辖区司法案件的时候,不得不适用两个不同的交易习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数量共同对管辖区的划分发挥作用,重庆市原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主城区的二审案件,第二、第三、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主城之外的郊县区二审案件,但主城九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郊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受理的案件总量都超过了其他几个中级法院的受案数量总和,故将原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拆分为现在的第一跟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分管主城区的二审案件。
 
  2.民族习惯在司法运行中的效用样态
 
  苏力在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认为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仍然起到重要作用,甚至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司法引以裁判的制度渊源即包括法律法规,也包括习惯与政策等非正式制度。民族习惯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它对民族成员具有普适力。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纠纷解决方式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面对纠纷时的首要的、自觉的选择。因此,在面对少数民族群体中的纠纷时,单靠国家司法的单一力量是不够的,法官要借助其习惯和宗教教义说服当事人,使得作为社会秩序构造手段的规则体系呈现多元化发展样态。因此,我国《宪法》第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的具体情况,可以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效能的同时,大力发掘作为国家法的辅助的习惯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与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从司法解纷方式的“单力困境”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和力模式”迈进。
 
  在藏族等民族地区刑事案件处理中,一般是以法院的判决为主,以民族习惯解决为辅。因为国家刑法贯彻“谦抑主义”,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损失问题。只允许国家司法机关的介入,不一定能达到效果,而且可能引发更大的纠纷,显得“吃力不讨好”。因此,藏区、彝区两套“司法”并行,不足为奇。有调查显示,2005年以来,藏区刑事案件被害人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提出“赔命价”的趋势比较明显。而且,藏族群众更看重依照习惯法来解决,因为藏族传统更强调民事赔偿,“赔命价”实际上是用财产刑来代替人身刑。有些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惯或者习俗,会涉嫌违反国家刑法,在司法诉讼中,司法机关往往会在没有任何国家变通立法的情况下做出变通处理。如,部分少数民族保留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可能会构成国家刑法上的“滥伐林木罪”,部分少数民族早婚习俗中因女方年幼而发生性关系可能会构成国家刑法上的“强奸罪”,等等。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一类刑事案件中,往往会做出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处理。
 
  3.地理交通在司法权运行中的效用样态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复杂的地理环境往往造成同一司法管辖区域内因交通不同而管辖不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重庆渝北区法院,该法院两公里外的司法管辖权竟然属于十多公里外的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又如,梁山自治州的泸沽湖距离盐源县6个小时,距离宁蒗县永宁区1小时,但距离西昌6个小时,极其不方便当事人诉讼。一般情况下,法院管辖区与行政管辖区一致,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理交通也是法院管辖区划分的重要因素。地理交通属于是社会性的表达方式之一,司法权配置不能为了与行政区划一一对应而人为制造司法诉讼的天堑。再以海事法院为例来说,海事法院的司法管辖是根据河系与海系的走向与分布来划分,其管辖权并不局限于所在市,管辖区域一般会扩及到所在省甚至跨省的区域。例如武汉海事法院管辖四川省宜宾市合江门至江苏省浏河口之间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港口发生的海事、海商案,管辖区域覆盖湖北、安徽、江苏、重庆等省市。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省级行政区划的总体情况,将全国划分为相对合理的东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六大巡回区和本部受案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不是跨行政区划管辖,但在六大巡回法庭驻地选址上,也充分考虑了地理和交通因素。同一地理特征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相似的人文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也一定程序上影响着当地的交通布局、城市规划。因此,在跨行政区设置法院时可考虑将在同一地理环境下的地区纳入同一管辖区。
 
  (作者简介:张永和,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韩娜,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相关热词搜索:张永和 人权 司法

上一篇:高其才: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节选) ——以贵州省锦屏县为对象
下一篇:曹文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切实促进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