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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翔:权利平等的观念、制度与实现(节选)

2017-04-20 18:08:33   来源:   
  对当代中国而言,权利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要义之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权利方面的具体体现;权利平等既是一种法治观念,同时也是一种法律制度体系和法制实践体系。理论上,权利平等应包括权利平等的观念、权利平等的制度体系以及权利平等的实现,还包括如何认识“权利位阶”的问题。
 
  中国法律对于权利平等问题是高度重视的,有关权利平等的制度体系是丰富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实现权利平等,把这样一种法定权利转化成为现实权利,还要付出很多努力。现代权利理论将权利的发展看作三个依次递进的过程。首先是应有权利,应有权利属于思想理论等认识阶段;然后将应有权利上升到法定权利,即应有权利的法律化阶段;最后再将法定权利变为现实权利,即权利的实现。在思想和理论的层面,主要解决应有权利的属性问题,一种权利是否属于应有权利,要经过充分的论证,而不是自然产生的,也即需要人类去发现的。比如现在人们都接受的人权定义:“人权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人应该享有哪些权利,是需要人去发现的,自然不会创造出那些权利种类摆在那里。所以,首先要解决认识层面的问题。人权在很大意义上是和人的认识分不开的。人的认识进展到哪个阶段,人权才能相应地发展到哪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是一种客观权利和主观权利的结合。即使存在,没有发现也不可能享有。
 
  现代权利理论中的三个依次递进过程理论,是在制定法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即在宪法和法律上,用成文法将某种权利确认下来,成为法定权利,再将这种法定权利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权利,这个中间的差距仍然是相当大的。如何看待这个差距?笔者认为,在法定权利与现实权利之间有差距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所有法定权利都能实现的完美社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应有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也要经历一个艰难的阶段,一项权利能否被法律确定下来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以隐私权为例,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找不到隐私权的规定。有人把隐私权看得非常重要,不仅主张将它放到民法中,还主张把它写入宪法的基本权利。哪一种权利能成为基本权利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取决于这种权利在当下社会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程度影响着这种权利的归属。
 
  因此,权利平等在被法律确定之后,还要经历一个由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的艰巨过程。以“诉讼权利平等”为例,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要真正实现这一平等权利,还面临着很大挑战。《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民事诉讼原被告能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受到平等对待,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但由于行政诉讼是“民告官”,在一个地方,法官与行政部门的官员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情况下,法官能否平等地对待原被告,也是一个纠缠许久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长期存在的起诉率低、原告胜诉率低“两低”的现实,就折射了这种困境。
 
  再以《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7条为例:“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女职工由于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而被用人单位降薪、辞退、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案例频繁出现。更为典型的是,迄今为止,男女同龄退休问题,依然是社会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几起有关同龄退休的案件,皆以原告败诉为终结。
 
  还有,《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每一个适龄儿童和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在实践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影响,也不是每个适龄儿童和少年都能完成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从长远来看,对于提高全民素质带来不利。其他如非婚生子女的平等对待问题,艾滋病患者在社会中所遭受的歧视问题,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城市保洁工遭受歧视问题,农民工的受歧视问题,交通和灾难事故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问题,刑事犯罪服刑人的民事权益保护问题,高考中的地域平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权利平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些需要通过改革和立法进行规范;有些在立法上已经解决,但由于社会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因素及其相关制度的滞后和不配套,导致权利平等在现实中不能实现。以权利平等观念中所内含的法律主体资格平等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被邓小平同志概括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的社会,要真正实现主体资格平等,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达成。因此,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解决这些依然影响着权利平等实现的阻碍因素,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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